【摘要】自先秦至清代，历代中原王朝持续有效的边疆治理，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对边疆地区采取丰富多元、因地制宜的空间治理措施，使得古代中国呈现出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边疆地区也是古代大规模移民的重要区域，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形成屯戍移民、双向对流移民、游牧南下与农耕北上等多种形式的移民浪潮，中原王朝采取不同措施推动农牧一体化治理，促使多元一体的国家局面形成；边疆地区是多元文化汇集之地，历代中原王朝采取“书同文”、推广儒学传播等措施，推动边疆多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文化认同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由此，古代中国通过对边疆地区特殊区域的空间治理、移民治理、文化治理等策略，从不同路径丰富并完善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了古代中国开放包容、多元一体、守正创新的大国形象，使得边疆地区成为中国国家形象形成和对外传播的关键区域。
【关键词】中国古代 边疆治理 民族融合 国家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0.006
【作者简介】张安福，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丝绸之路文化史、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主要著作有《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等。
边疆地区是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区域。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边疆区域作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历代中原王朝持续有效的边疆治理，对国家形象形塑与对外传播至关重要。自先秦至清代，中原王朝采取的空间治理、移民治理和文化治理等治边措施，成为推动多民族融合以及构建中国兼容并包、吐故纳新的独特形象的内在动力。
空间治理：疆域整合与开放包容的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空间治理既是中国历史上边疆地域整合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边疆多区域族源认同的基础措施之一。中国历代边疆空间治理通过五服制、军府制、羁縻府州以及“改土归流”、行省制等制度，推动边疆地区逐渐内地化，为边疆多民族对中原王朝的空间认同和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客观保障。
五服制体系与边疆空间秩序的初步确立。五服制（甸、侯、绥、要、荒）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边疆治理体系，西周以王畿为中心，按距离远近实行层级化管理，通过空间差序格局构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周王室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命五服之地参与国家祭祀、朝觐礼仪，强化各地对周王朝的认同，使其成为西周王朝国家组成部分。同时，在周边族邦地区建立侯伯，监管周边族邦的尽职情况，形成以王畿为中心、诸侯拱卫的政治格局。此外，周王亲自巡查边疆族邦或派遣甸服朝臣到地方巡视，检验边疆族邦对西周王朝应尽的职责。[1]周天子还会举行“四方民大和会”，《康诰》记载：“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2]这反映了周代通过分封制和五服体系整合四方之民的政治实践，力求消弭内外服的区分。
由此，以五服制为基准的边疆空间治理模式为后世边疆治理提供了范式。秦汉时期也以“服事观”为基础，对边疆采取差别化治理——在边远地区设“典客”“典属国”，通过册封、和亲等手段笼络边疆族群首领，维系名义上的隶属关系，[3]实现边疆多民族空间认同的目标。
军府制与边疆空间军政管理。军府制度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重要制度创新，在构建边疆地区政治秩序与促进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汉代西域都护府的初创，到唐代都护府的全面推行，再到清代的完善，军府制的发展历程不仅体现了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更在客观上促进了边疆地区空间管理秩序的建立。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首创西域都护府，底定了西域管理空间，建立了中原治理西域的第一个军政中心。郑吉因平定车师、招降匈奴日逐王，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标志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西域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4]不仅承担着统辖西域诸国的行政职能，更通过军事镇戍与外交协调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了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机制。
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立了安西、安东、安南、安北、单于及北庭六大都护府。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安西都护府始设于高昌故地，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于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将安西都护府迁置龟兹，并建立了“安西四镇”军镇体系，实现对塔里木盆地的军政治理。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十二月，唐朝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通过屯田和招抚游牧部族稳定边疆，完善了对天山北麓的管辖。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设安东都护府治理东北边疆地区军政事务，史载“九月癸巳，司空、英国公勣破高丽，拔平壤城……以其地为安东都护府”，[5]安东都护府初期以军事镇抚为主，后因高丽遗民内附，逐步推行州县化管理。安南都护府的设置与西南边疆局势相关，“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八月，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6]兼具军事防御与民生保障功能。安北都护府与单于都护府分治漠北与漠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改为单于大都护府，[7]通过招抚降户、安置游牧部族，将边疆多元族群“分而治之”。
唐代六大都护府的设立全面提升了边疆治理能力，延续了汉代西域都护府的传统，并进一步扩大了边疆治理范围，由此使得边疆地区成为唐朝与朝鲜半岛、北部草原、西域、中南半岛等多文化交融之地，丰富和发展了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大唐文明特质，成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时期。
改土归流和行省制推动边疆空间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元明清时期，改土归流是边疆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元代在西南地区首创土司制度，将各族首领纳入国家官僚体系。明初继承元制，在西南地区广设土司，“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8]然而，土司制度具有“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的弊端，[9]由此，中央政权开始改变土司的特权，将其纳入郡县制的管理制度中，“土流并治”政策应运而生，“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10]
明代“土流并治”的尝试为后来的彻底改革奠定了基础，至清代雍正年间，中央政权进一步强化边疆治理，在边疆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11]魏源在《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中指出，“治川边诸土司也，用兵最先……治滇边诸夷也，先革土司，后剿倮夷……治黔边诸夷也，首尾用兵凡五六载，终于古州，而始于广顺州之长寨……治粤夷也，先改土司，次治土目”。[12]通过改土归流，中央政权废除了西南地区世袭土司的自治权，代之以流官直接治理，加速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此外，元朝开始在边疆地区实行行省制。元朝不分南北，在边疆地区陆续设立十一行省，尤其是通过辽阳行省和征东行省统辖“辽阳高丽”，甘肃行省等镇抚“回鹘河西”，云南行省等“置府”管辖“交占云黎”，岭北行省及蒙古大千户镇护“阴山仇池”“故境”等。[13]明朝和清朝则继承和发展了元代的行省制度。尤其是清朝后期，在西北、东北、东南边疆分别设置“新疆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将边疆地区前所未有地与中原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行政制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并使得中国国家形象得以在边疆地区全面展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边疆空间治理历经从最初松散的羁縻治理到州县制度下“编户齐民”形成的渐进过程，体现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五服制构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理想，羁縻府州在保持边疆民族自治性的同时逐步加强中央控制，军府制开创了军政合一的直接管理模式，最终通过“改土归流”等形式实现了边疆行政体制的内地化进程，为多民族交往交融奠定了空间基础。
移民治理：华夷一家与多元一体的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中国历史上边疆地区大规模的民族流动，对于中国“多元一体”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决定性作用。诸如游牧民族往来东西、游牧渔猎民族南上北下、西南民族不断内迁外移，民族流动成为中国多元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路径，因此，如何加强对移民的有序治理成为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自秦汉以来，中原政府主动采取移民实边、屯垦戍边等治理措施，有效推动边疆移民社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边疆幅员辽阔而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形态和文化认知差异较大的问题，使边疆逐步走向社会均质化发展，最终构建了边疆、内地多元一体的国家形象。
中国古代边疆移民方式和特点。中国古代边疆是多民族聚居、迁徙和流动之地，自先秦至清代，边疆地区先后呈现大规模、多样化的移民浪潮，大大推动了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
其一，西北边疆持续屯垦移民。西北地区是古代大规模屯垦移民的代表性区域。汉唐以来在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进行大规模屯垦移民，使得边疆变为内地，农耕区不断向西北延伸，带动了西北边疆的开发。屯垦移民不仅给西北边疆地区带去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更通过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促进汉族与西北各民族的深度融合。汉代“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4]东汉时期，塔里木南道绿洲逐渐稳定，于阗“领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15]从中可以看出屯垦措施大大推动塔里木绿洲邦国的迅速发展。
唐代在屯垦移民政策的影响下，大量中原人迁徙至东天山地区的伊州、西州和庭州以及安西四镇屯戍区，“天下诸军有健儿……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16]库车出土的汉文文书中也有“遊弈官张彦祥掏拓人夫送”的记载，这表明当时的龟兹已经是多民族共同屯田之地。
其二，东北边疆和中原双向移民。古代东北地区是渔猎、游牧民族的生存之地。东北边疆和中原之间的移民呈现出明显的双向对流趋势，既有东北民族大规模西进南下，也有大量内地民众东进北上。
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东北人口迁入频繁，及至汉武帝时，东北南部的人口已达70余万。东汉末年时，中原陷入混乱，“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17]相较之下，东北地区社会秩序稳定，中原士族大姓纷纷前往依附，管宁、邴原、王烈等名士迁往东北，普通民众也大量迁徙。
宋辽金时期是东北边疆移民迁徙的又一高峰时期。辽太祖神册六年（公元921年），“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18]“内地”即东北地区。金朝作为东北地方民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将中原人口迁往东北，使得金代东北地区汉人总数达到了约二百万，比辽朝增加了数倍之多。[19]
清军入关后，东北由于长期封禁，人口稀缺，“土旷人稀，生计凋敝”。[20]清朝统治者颁发政令，“辽东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民每名给月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21]通过优惠政策吸引不同民族迁往东北地区生产生活。
其三，西南边疆大规模多线条移民。西南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禹贡》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22]为多民族混居提供了条件，同时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大规模、多线条移民的重要通道。
早在秦代就对西南地区实施了人口迁徙政策，如临邛县便有汉族迁入，“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23]汉代多有豪杰迁往西南地区，“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24]汉族不断迁入云南地区，同当地各民族交错而居，成都平原郫县曾出土一块东汉残碑，碑文对墓主人王孝渊的家世进行了追述：“呜呼！□孝之先，元□关东，□秦□益，功烁纵横。汉徙豪桀，遷□□梁，建宅处业，汶山之阳”。[25]
三国时期，多有汉族迁往西南地区，如毛、朱、吕等大姓同当地各民族交错而居。明代以卫所移民为先导，不断将民众迁居边疆地区，清代则通过“湖广填四川”迅速增加了巴蜀地区的人口。多线条的西南移民浪潮不仅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更在长期的民族互动中促成了社会风俗的混融。
其四，北方民族南下中原的大融合。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一直是古代中国最重要、最持久的民族关系发展趋势。游牧与农耕民族既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一种地缘关系，更是一种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26]中国历史上的北方草原民族南下常常对中原地区的政权造成冲击，并引起大规模移民浪潮，进而形成了北方民族南下中原，中原民族南下江南、岭南的民族迁徙进程。
西晋末年，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在中原地区建立起一系列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引起大规模的南北方民族融合。这一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与汉族的碰撞、交融，既导致了激烈的社会动荡，也推动了深层次的民族融合。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在统治中原的过程中，逐渐接受汉文化、仿效汉制，如氐族苻坚重用汉人王猛，推行“夷狄应和”政策，促进民族和解，短暂统一北方，为后来的北魏统一和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移民治理推动经济趋同发展。历史上不同区域之间的大规模移民，带来经济模式的相互影响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和不同经济作物的培育，使得中国边疆地区的经济模式由最初的单一化向多种模式发展，经济由此趋同化发展。
第一，突破早期“南农北牧”的经济模式。早在汉代治理西域时，就对天山北麓传统游牧区域的战略空间进行过有益探索。唐代以天山走廊为战略导向，以屯垦戍边为路径，在天山北麓形成“北庭二十屯”的大规模屯田，突破了天山走廊“南农北牧”的固有经济模式，将中原农耕秩序向天山以北拓展。
元代，大量汉族农业人口迁往西域，在天山走廊尤其是天山北麓定居和耕作，大大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1259年，元宪宗派遣常德西行，常德在别失八里附近看到“多汉民，有二麦黍谷”，行至天池（今新疆赛里木湖），注意到“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行至阿力麻里城时，发现“回纥与汉民杂居”；再向南行至赤木儿城，其中居民多山西并、汾移民。[27]
清朝乾隆二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761～1780年），5万余人进入新疆耕种落户。[28]“所有人口，除伊犁驻防满洲、绿营、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回子万余户外，贸易之民亦渐增至数万”，[29]这种持续性的移民开发，使西北边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分布格局，天山以北农耕开发得到显著提升。
从汉代至清代的屯垦实践表明，西北边疆持续屯垦移民策略与农牧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不仅改变了区域经济形态，更构建了多民族共同开发边疆的历史记忆。西北边疆地区众多民族被纳入屯垦戍边管理体系中，农牧一体化格局逐渐形成。[30]这种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移民开发模式，通过农业生产方式的传播与农牧经济的互补融合，在物质层面奠定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基础。
第二，实现农林渔牧经济一体化发展。由于不同区域的移民到来，东北边疆的黑土地被广泛开垦，成为重要的粮食种植地，改变了当地民族的分布格局和生产形态，农林渔业的生产模式呈现出均质化发展的趋势。《黑龙江志稿》载：“近边诸旗，观汉人之务农，年年余盈，不胜企羡，近年来亦从事于耕植，凡设郡县之区，类皆农重于牧，操作亦仿汉人。”[31]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不仅提高了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更促进了汉族与东北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此外，东北民族大量进入中原，以满族入关尤具代表性，迁入关内的满洲八旗壮丁约6.6万，合家属约有26～27万（不包括家内奴隶），构成大规模的民族人口迁移，[32]该群体深受中原农耕文化影响，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成员。
移民治理加快多民族融合进程。自秦汉以来，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不断推动中国边疆民族观念的发展，呈现出从“夷夏之防”到“华夷一家”的演进历程，并成为清代边疆治理和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时，移民治理也进一步促进多民族社会风俗的混融，各族民众在共同的生产劳动中，逐渐形成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认同，加快了边疆多民族融合的进程。
一方面，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家”民族观念的演变。在中国历史上，边疆移民治理措施与民族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统一华夷者，谓之大统者也”，[33]华夷一体的观念经历了从秦汉时期单一模式的“中国一统”到元“华夷混一”、明清“华夷一统”的发展历程。[34]
最初的“中国”仅指代中原区域，“宅兹中国”就是这一叙述的重要体现，而且在族群上以汉民族为主。随着古代中国边疆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周边民族逐渐融入“中国”内涵之中，使得中国边疆的内涵持续扩大，共同的族源奠定了多民族的文化根基，夷狄与华夏趋于一体。
先秦诸子文献中便有关于族源建构的论述，孟子提出“用夏变夷”，认为夷夏之别在于礼义而非血统，为族群融合提供理论支持。楚人的身份认同变迁便是这一进程的典型例证：从最初的蛮夷认同逐渐转向华夏认同，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西周时期，楚君熊渠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35]与中原保持距离。春秋时期，随着与周边地区交流的加强，楚人对蛮夷身份的态度开始矛盾化。比如，楚昭王时期，使者王孙圉对晋国大夫赵简子称：“若夫哗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36]虽沿用“蛮夷”自称，却隐含对中原价值观的迎合，展现出身份认同的微妙转变。战国时期，民族交融不断深化，楚人完全融入华夏体系。比如，屈原在《楚辞·天问》中追溯自己的先祖为颛顼，“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37]这一表述反映楚人对华夏族源的主动建构，标志着夷夏界限的消弭。
唐朝则通过包容不同文化，不断输入外来文明进一步丰富“华夏”的内涵，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表明唐朝统治者兼具中原天子与游牧首领双重身份，游牧族群的突厥、回纥等部落首领接受唐朝册封，担任边疆“都督”“刺史”等职官。不仅如此，唐朝修撰的正史有《晋书》《梁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陈书》《北齐书》八部，这八部正史中虽然还存在“华夷”二元的民族思想，但表达的真正内涵为大一统国家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华夷共祖”的民族共同体，突出的是“华夷一家”的民族思想，弱化的是“华夷之辨”的民族观。[38]
其后历代王朝不断深化华夷一体的观念，正如李元阳引《元御史郭松年记》言：“惟夫子之道，与天地并，语小则无内，语大则无外，固不可以古今夷夏为限阂”。[39]明清方志中，西南土司常被记载为“上古遗民”或“避乱南迁的华夏支脉”，如云南各大姓皆附会为“庄蹻后裔”。族源叙事重构消解了“蛮夷”身份的文化隔阂，为边疆族群融入华夏政治体系提供官方途径与历史依据。
及至清朝，治边之策彻底摈弃了“蕃汉之别”的传统。乾隆有言：“蒙古、汉人同属臣民……以百余年内属之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有不甘。将准噶尔及金川番蛮等又将何以称之？”[40]乾隆认为，只要是居于清朝大一统政权下的民族均为华夏，只有尚未被纳入版图的民族才是“夷狄”。清朝对边疆各民族的治理体现了这一民族思想，“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41]
可见，“华夷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清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比如，清代土尔扈特东归就是移民治理的典型结果。在其东归过程中，清政府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和安置措施，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共存。这一事件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注入了新的活力。[42]
另一方面，多民族社会风俗混融。元代西南地区“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43]其婚丧习俗与中原礼制差异显著。然而，随着汉族移民的持续迁入和儒学教育的推广，当地风俗逐渐与中原文化交融。元政府在大理等地广建学庙，推行儒教，“使旧染之俗咸与维新”。[44]至明清时期，文化整合进一步深化，乾隆《东川府志》载：“东岳庙……每岁立春前一日迎土牛于此，五月谷日、三月二十八日致祭”。[45]此类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祭祀活动，生动展现了汉移民带来的节气礼俗已经演变为西南地区新的文化传统。
《滇黔归语》从地理空间与文化定义身份的视角记录了西南边疆族群的社会风俗与民族融合：
箩箩，又其犷悍难驯谓之猡猡，叛服无常……苟其人羡慕文教，从我礼俗，习汉文汉语，受相当教育，即可视其才能，在社会上取得相当地位……所以千百年来，卒能吸收无数异族，相与安居无猜，逐渐同化，成为今日伟大之中华民族。[46]
汉代以来从中原向西南边疆大规模、多类型、持续性的移民，突破了西南边疆相对闭塞的区域环境，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为其带去了中原传统生产生活与社会习俗，极大丰富了当地社会风俗，使其呈现出多民族社会风俗不断混融的局面，促进了以中原移民文化为主、多元社会文化共同发展的均质化趋向。
此外，中原民众几次向南大规模迁徙，使得原来被称为“烟瘴之地”的南方与中原向均质化方向发展。在“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等社会动荡大潮中，移民规模大、频次高，如“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47]“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48]“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49]等，这些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融，更使得中原文化广泛传播，渐次浸润江南、岭南地区，重塑了南方的社会风貌。“渡江以来，北客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今衣冠礼度并同中州”，[50]中原、江南和岭南地区都呈现出以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上层建筑的社会现象，带动了民族大融合的社会均质化发展趋势。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移民治理突破了传统民族分布的地理边界，在人口流动与社会交融中重构了边疆地域共同体意识，这种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加速边疆社会均质化进程，更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形塑中国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提供了人口基础与社会动力。
文化治理：家国认同与守正创新的中国国家形象形成
历代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文化治理，是推动形成中国守正创新国家形象的重要源动力。自先秦以来，国家持续不断对边疆多民族、多元文化汇集的区域进行文化治理，在边疆问题上形成了地理边疆、政治边疆、文化边疆等边疆内涵，[51]因此中国边疆地区呈现出纵向长时段的发展特征。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国边疆的族群与文化始终保持着多样化，随着中原王朝对边疆治理的深入，文化互动与交流交融也愈加频繁，“宣文教以章其化”，[52]各民族逐步形成了对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意识和向心力，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价值观念等方面逐渐趋同发展。
“书同文”与边疆多民族书写形式同一。古代中国的边疆治理，始终重视对多民族“文化同一”和“家国认同”理念的培养。在“大一统”理念的引领下，中原的书写格式、科举制度等得以推行到边疆地区，边疆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价值追求始终对标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实现了边疆地区的文化一统。
中国边疆地区民族多元、文化交流和书写形式复杂多样。“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53]不同地区的民众言语各不相同，导致不同民族的交往常常需要“译者”，难以正常交流。秦统一全国后，推行“书同文”弥补了这一不足，后代也基本延续这一做法，“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非三代之制也”。[54]自此，以汉文字为载体的沟通交流模式在边疆地区推广开来，以汉字书写的中原文献成为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化读本，便利了多民族交往，强化了多民族文化交融。
同时，“书同文”并不限于书写形式，更偏重在多元民族思想上形成“独尊儒术”的心态及其后延绵两千年的儒家正统文脉。[55]两汉时期，儒学的兴盛也极大推动了汉字的传播，使得边疆多民族书写形式趋于同一，增强了中原文化对边疆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提升了边疆多民族的文化认知。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56]儒家将文字规范与礼乐制度、道德伦理规范紧密结合，赋予其政治象征。“书同文”在边疆治理中的意义远超文字书写形态的统一，可以说，“书同文”是形成文化一体的重要路径。
“书同文”根植于华夏儒家传统，但其影响力并未局限于中原王朝。隋唐时期，突厥汗国作为横跨漠北与中亚的强大游牧政权，在制度与文字层面深受汉文化濡染，在接触汉文化后，曾使用汉族的十二生肖纪年历法。这种纪年法见于突厥碑铭中，比原来“以青草为记”的物候历更为先进和准确。[57]此外，多次赴安西、北庭的大唐边塞诗人岑参的诗歌中有“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等，可见西域的游牧族群已经消除语言障碍，能够使用汉语进行交流。
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有《论语郑氏注》及12岁学童的习字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充满童趣的打油诗以稚拙笔迹写就，不仅证明唐代边疆儿童需按中原标准抄写儒家经典，更透露出吐鲁番地区已建立完善的儒学教育体系。吐鲁番出土的数以万计的汉文文书，记录了边疆民众日常社会生活、国家档案文书、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历史，正是“书同文”超越文字统一、实现文化认同建构的鲜活例证。
科举文官制度与边疆多民族“习儒向化”。中国古代的科举文官制度，在边疆文化治理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考试的基本内容，提升边疆多民族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同时，文官制度进一步将边疆地区社会精英纳入管理体系中，提升对边疆的管理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科举、文官制度在边疆地区展开实践，既提升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又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推动边疆民族的文化认同。
早在察举人才时期，中原王朝就已经考虑到边疆地区的特殊性，“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58]及至隋唐科举制正式创立，对边疆地区的科举考试也有具体安排。比如，在唐代笔记小说中，有关于科举考试名额的记载，“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59]这些资料虽是对科举名额的限制或保障，但客观上体现科举制度在中国边疆地区的推行情况。宋朝对边疆地区的学子给予优惠政策，“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户法”，还规定“自川、广、福建入贡者，给借职券，过二千里给大将券，续其路食，皆以学钱给之”，以保证那些路途较远考生的旅费和伙食费。[60]
辽朝开创性地将中原科举制度引入北方游牧地区，在保留契丹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这一文化治理实践充分体现边疆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互鉴。[61]科举时推出的“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等殿试题目，融入浓郁的契丹游猎文化元素，展现出多元文化互动融合的特征。此类措施不仅提升契丹民族的文化素质与治国水平，更通过科举取士这一文化纽带，深化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元代多元文化交融互动，孕育催生“多族士人圈”等儒学跨族群传播，色目和蒙古士人，以师生、同年、同僚、文友、姻戚等为纽带，与汉族士人频繁交游。[62]元朝中后期，进入中原内地的色目人和蒙古人大多放弃骑射生活而习学诗书，甚至畏兀儿偰氏家族出现一门两代九进士的现象。[63]明代将儒学教育作为管理土司的重要策略，将儒学修习与土司世袭特权直接挂钩，“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64]清朝同样认识到在边疆地区推行科举制度的重要性，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清世宗谕礼部曰：“今滇、黔、楚、粤等省苗民向化，新增土司入学额数，为学宦者尤宜加意禁饬，毋使不肖士子冒籍贯，阻土民读书上进之路”。[65]通过设立专门科举考试的名额，确保边疆地区士子在行政管理体制中有上升通道，从而在文化层面强化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影响力。
边疆多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中原和边疆都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地区，在文化治理的措施下，边疆多民族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不断丰富壮大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中华文化“具有对内对外的开放性，开放而不是封锁，吸收而不是排外……这种开放和吸收，自然有利于各种文化的交流、渗透、促进，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66]在这一过程中，中原王朝推行开明的民族和边疆治理政策，通过建立羁縻府州和“中原化”体系，有效促进中原与边疆各族的良性互动。这种政策导向下形成的胡汉文化交融现象和更深层次的文化整合机制，催生了多元族群的共同体意识。可以说，多元族群文化认同的过程，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早期形态的演进轨迹。通过文化的开放和交流，各民族在大一统“国家共同体”中找到了认同和归属感，为华夏四海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创造了条件。
杜佑认为，所谓“蛮夷”，是因为“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67]若仅以军事讨伐，并不能解决边患。因此，改变其文化观念和思想观念才是关键，在科举和文官制度体系下，边疆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知能力不断提升，诸多边疆地区甚至成为区域性的文化中心。在中原几经战乱之时，中原士人向边疆四方迁徙，中原地区一度陷入“文化真空”状态，而边疆地区由于长期文化积累和中原士人的迁聚，成为中原文化守护之地与文化交融之地。
汉武帝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后，中原居民大规模迁移至河西，促进河西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敦煌索氏、河西段氏等家族，皆自汉代便迁居河西地区，并在当地担任官职。“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68]东汉末年政治秩序混乱，中原儒学发展势衰，而此时的河西地区文化发展依旧繁盛，值得注意的是，河西著姓士族在文化传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河西著姓子弟对儒学了解颇深，如索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氾衷、张甝、索紾、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69]河西地区地方政权统治者重视儒学的发展，张轨“家世孝廉，以儒学显”“轨少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70]具备深厚的儒学修养与家学渊源，在主政河西后尤为重视文教，不仅身体力行为儒学士人表率，更着力营造崇儒尚学的社会风气。“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71]河西儒学世家家学传承不断，如陈留江式“善虫篆、诂训。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72]陈寅恪因此将“河西文化”列为隋唐文化的渊源之一。
河西儒学的发展呈现出超越地域的文化影响力，“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73]的历史现象彰显河西儒生不仅完整保存了中原文化精髓，更在传承中实现了学术创新。随着北魏统一河西地区，河西儒学大家纷纷东迁平城、洛阳，对北魏政治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常爽制定赏罚条例后“弟子事之如严君。由是魏之儒风始振”，[74]河西学者传播儒学思想，更直接参与北魏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建设。敦煌李冲提出三长制，孝文帝器重他，李冲得以参与律令制定等事宜，“以冲参定典式”。[75]
在西南地区的儒学发展过程中，官方教化与民间自发接受形成双向互动，“礼，闻来学，不闻往教”，[76]儒学的下沉与文化传播强调“往教”，而史料所载西南地区的儒学发展便既有“来学”，又有“往教”。比如，《新唐书》记载，“故西泸令郑回者，唐官也。往巂州破，为所虏。阁罗凤重其惇儒，号‘蛮利’，俾教子弟，得箠搒，故国中无不惮”。[77]通晓儒学的唐西泸县令郑回被俘，反而得到重用，教授王室子弟读书。再如，大理国奉佛教为国教，“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78]可见，西南边疆地区自上而下的儒学信仰与汉文化的泽润，自此西南边疆“崇尚四礼，蒙之俗一变焉，其弟子后先举于乡者甚众”，[79]正如晚唐孙樵《序西南夷》所云：“唐宅有天下，二国之民，率以儒为教先，彬彬然与诸夏肖矣”，[80]边疆地区已然建立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认同的社会秩序。
综之，文化治理是凝聚边疆多民族、共同塑造中国守正创新国家形象的核心路径之一。古代边疆的文化治理通过制度濡染（科举）、文明互鉴（文庙）等措施，使中华文化既保持核心价值稳定，又吸纳边疆文化元素，促进边疆民族对中原传统文化的认同，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形成多元一体、传承创新的文化体系。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正是从空间、民族、文化等多个层面展现中国深厚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国国家形象逐步完善的重要动力机制。
边疆地区历来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是中原与边疆民族互动之地、文化交流之地，伴随着历代中原王朝对边疆治理的不断深化，边疆地区的空间范畴逐渐发展变化，底定了中国的地理空间形象，塑造了古代中国从防御到包容、从保守到开放的大国形象。同时，边疆地区是中华文明与世界主要文明的交融之地，更是中华民族不断吐故纳新、提升自身文明形象的动力源泉，促进中国国家形象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发展。由此，历代中原政权对边疆地区因地制宜的管理策略，对多民族群体与时俱进的治理政策，以及多元文化交流机制尤其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等，使得边疆成为展示中华文明发展高度和广度的关键区域。从先秦的五服制到明清的改土归流，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家”，中国历代边疆治理进程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更以历史实践回答了“何以中国”的历史命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4&ZD264）
注释
[1]张利军：《五服制视角下西周王朝治边策略与国家认同》，《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2][22][37][5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30、315～316、5673、2897页。
[3]段红云、孙骁：《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作用》，《贵州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4]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4页。
[5][6][7][48]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2、1749、1488、1552页。
[8][9][10][64]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6、7981、8167、7997页。
[1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12《土司》，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04页。
[12]魏源：《圣武记》，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81～286页。
[13][34][55]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14][24][35]司马迁：《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39、1421、1692页。
[15][17][52][58]范晔：《后汉书》，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5～2916、1649、2059、189页。
[16]李林甫等：《唐六典》尚书兵部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6～157页。
[18]脱脱：《辽史》卷2《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页。
[19]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9页。
[20]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6，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967页。
[21]阿桂等：《盛京通志（上册）》卷35，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年，第639页。
[23]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7页。
[25]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
[26]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27]刘郁：《西使记》，顾宏义、李雯整理：《金元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
[28]成崇德：《清代西部开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29]爱新觉罗·弘历：《御制诗五集》，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383页。
[30]张安福：《屯垦戍边是“千古之策”——谈谈唐代的西域屯戍制度》，《历史评论》，2023年第4期。
[31]万福麟、张伯英、崔重庆：《黑龙江志稿（上册）》卷16，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97页。
[32]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33]王廷相：《慎言》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9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
[36]马骕：《绎史·卷八十九·春秋第五十九·吴入郢》，王利器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57页。
[38]王文光、胡明：《隋唐时期民族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思想战线》，2022年第3期。
[39]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64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55页。
[40]《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4页。
[41]爱新觉罗·胤禛：《大义觉迷录》，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3、10、178页。
[42]张安福：《天山走廊多元族群流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43]宋濂等：《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65页。
[44]刘景毛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五》卷92《创大理路文庙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9页。
[45]《东川府志》卷7《祠祀·群祀》，《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46]秦燮源：《滇黔归语》，《旅行杂志》，1931年第5期。
[47][69][70]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1648、2221页。
[49][60]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340、3663页。
[50]王象之编：《舆地纪胜》卷104《广南西路》，赵一生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490页。
[51]孙宏年：《认知与实践：20世纪20～40年代“边疆”理念及启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54]恽敬：《三代因革论四》，《清儒学案》卷113，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536页。
[56]王夫之：《礼记章句》卷31《中庸》，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304～1305页。
[57]贺灵：《丝绸之路伊犁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
[59]王定保：《唐摭言校证》卷1《会昌五年（845）举格节文》，陶绍清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6页。
[61]李兵：《科举实践推动中原与边疆一体化》，《历史评论》，2021年第4期。
[62]萧启庆：《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77页。
[63]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欧阳玄集》卷11，魏崇武、刘建立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65]《清世宗实录》卷66，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13页。
[66]陈育宁：《民族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8～179页。
[67]杜佑：《通典》卷185《边防一》，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80页。
[68][72][75]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1、1960、1181页。
[71][7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877、3878页。
[73]李延寿：《北史》卷8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78页。
[76]《聚珍仿宋版 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十）卷1《曲礼》，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6页。
[7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2《南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72页。
[78]郭松年：《大理行记校注》，王叔武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79]刘文征：《滇志》，古永继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32页。
[80]董诰编：《全唐文》卷794《序西南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326页。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周群英
The Ancient Chinese Governance in Border Areas and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Image
Zhang Anfu
Abstract: From the pre Qin period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continuous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border areas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uilding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ancient China, diverse and tailored spatial governance measures were adopted for border areas, which have presented an open and inclusive image; border areas were also important regions for large-scale migration in ancient times, with various forms of migration waves forming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regions, such as garrison migration, two-way convection migration, nomadic migration southward, and agricultural migration northward.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took different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governance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diverse and integrated national situation; border areas are places where diverse cultures converge. Throughout history,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have adopted measures such as "writing with the same script" and promoting Confucianism to promote cultural identity among multi-ethnic groups in border areas towards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country. As a result, ancient China enriched and improved its national image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spatial governance, immigration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in special border areas, shaping an open, inclusive, diverse, and innovative "unified" national image of ancient China, making border areas a key area for the formation and exter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Keywords: ancient China, governance in border areas, ethnic integration,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