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先进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引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为世界提供了大量有助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大国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属于国家战略的范畴，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施国家知识管理，有效处理由此而来的国际知识竞合。在这一过程中，蓬勃兴起的中国新型智库，可以发挥好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生产者、传播者和连接者的作用，构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实践共同体，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公共知识产品 新型智库 中国国际战略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2025年5月7日，在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指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就是为了破解上述赤字，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025年5月13日，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各方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开辟了和平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1]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先进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引领。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是指能够为全球广泛认同、反映时代本质、产生重大国际影响、有助于解决全球问题、引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如冷战结束以来兴起的可持续发展、大金砖合作、全球南方合作理念等。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为世界提供大量有助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
大国是全球秩序演进的主要引领者，为此要相应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需要“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2]，即全面动态把握当今时代特征、主要矛盾和发展趋势，引领世界发展，提供现时代所需的精神性公共知识产品。
变动的世界渴求全球公共知识产品
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动荡变革期孕育着全球性大思想爆发的机会。当前，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生产者有很多，各种思想迸发，也在酝酿一些好的全球性思想和知识，但仍未有全球认同度较高的大思想、大共识、大愿景。
大国方面，美国开展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并尝试借助最新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重新构建认知体系和理论基础；俄罗斯提出“世界新秩序”“第四政治理论”“新欧亚主义”等；欧盟则提出一些类似于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规则等。大国提供具有公共知识产品属性的思想理念，往往具有知识权力和话语权竞争的性质，甚至发展为意识形态斗争，较难形成全球共识。
一些国际组织提出全球愿景，如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但实现艰难。2023年7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警告说，世界已经“严重偏离”了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有一些新发展，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在提出各种新思想，但由于学科的深入、分割和固化，通用知识和思想更新慢，传播不够，虽然精英过剩、知识超载，但很难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大思想。还有一批生产大思想的所谓“时代超级英雄”，如比尔·盖茨、马斯克、OpenAI的创始人奥特曼、新锐历史学家赫拉利等，他们有卓越的创新能力，但是其背后又或多或少有市场噱头、资本力量的运作。与此同时，网络上每时每刻都在生产大量来去匆匆的快餐思想，全球思想市场碎片化，信息茧房效应突出，难以形成全球共识。缺乏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意味着世界缺乏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共同认知和方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确立了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新定位，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更是一个知识产品体系。围绕着这一主题，中国在为世界提供大量有助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物质性公共产品的同时，正在积极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范式等精神性的公共产品，即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中国结合自身发展经验和时代特征，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逐渐发展出一套全球性的思想、理念、知识和理论。
2014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全球公共产品，承诺“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与前三者并列，说明随着中国日益成长为全球性大国，中国更加重视自身的全球责任，在为世界提供经济发展动力的同时，也为国际秩序和人类发展提供公共知识产品。[3]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统领下，中国提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代表的全球倡议-行动体系等，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基本特征
中国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伟大实践有历史智慧可鉴和世界经验可资，正在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
创新性。中国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是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国国家领导人先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的划分、和谐世界等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习近平主席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明确其实现路径。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根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局的内在逻辑和实践需求，不断丰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体系。
开放性。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不仅面向发展中国家，也面向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仍面临不少挑战，如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缺乏经验，内外发展不平衡，国际认同不均衡，国际传播效果有待提升，理论出海难，在国际上不时被质疑被抹黑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作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在国际上有效传播并广为接受，还需在政策理念宣示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系化、学理化。
系统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涵盖国际秩序、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国际发展等方方面面的体系。习近平主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发展的急迫需求，适时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等一系列共同体理念。
实践性。中国提出内外融通的全球性思想，一方面有助于自身软实力和硬实力平衡发展，另一方面旨在应对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树立天下为公的国际形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和多边文件，正在引领和推动各国共同应对时代挑战。
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属性和规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准确、充分、前沿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来支撑，需要返本开新、推陈出新、守正创新，需要认清其国际战略属性，遵循全球思想市场的规律，深化对相关基本问题的理论研究。
认清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战略属性
毋庸讳言，大国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属于国家战略的范畴，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施国家知识管理，有效处理由此而来的国际知识竞合。
公共知识产品是国之重器。国之重器不止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提供有益于世界发展的公共知识产品。成长中的大国要为世界做贡献，获得国际承认，更是如此。大国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主动而积极地为世界提供知识性公共产品。能否提供与国力相应的公共知识产品，是衡量大国实力和大国外交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总体上属于国家知识战略管理。就像美国推动原子弹工程和登月工程一样，即使马斯克自主搞“火星殖民”等事业，也必须得到国防部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等国家机构和国家战略的支持。中国推进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也均属于国家知识管理战略。中国于2020年新设第十四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并在该门类下先后设置7个新兴一级学科，其中代号为1407的区域国别学，就是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学科，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战略，培养其急需的“区域通”“国别通”和“领域通”。
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是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思想市场是重要的大国战略博弈场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国家领导人的倡导，需要做好国内外传播，需要重视国际话语权竞争。例如，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南方、大金砖合作等理念及其实践异军突起，在全球思想市场上与西方主导的思想理念分庭抗礼。与此同时，西方针对上述理念，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发起反击，加剧国际战略博弈的复杂性。
遵循全球思想市场的规律
一个新兴的思想或理念能否成为普遍接受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还需要经历全球思想市场，也就是国际知识战略博弈场的优胜劣汰。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也要接受全球思想市场的洗礼磨练。这里的全球思想市场，具体指各类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全球秩序演进的理念、思想、战略、理论、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消费、竞争合作、组合配置。全球公共产品在全球思想市场内的演进，大致遵循如下规律。
兴衰消长规律。一个知识产品的好坏评估并非全然由决策者说了算，民意、舆论和学术将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美国经常提出诸如“失败国家”“邪恶轴心”“基于规则的秩序”等新概念，但往往都因得不到足够呼应，以及不能付诸实践，最终失去民意、舆论和学术的支持。当下，随着全球性挑战加剧，以及中国无私提供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广获发展中国家的认可，整体上处于上升期。
奖惩反馈机制。在全球思想市场，只有那些反映时代特征、针对当下问题、切中时弊要害、提出可行方法的新思想和新见解，才能广为接受且行之久远。反之亦然。例如，美国提出的新自由主义，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带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得到全球精英的支持，盛行于世三十多年；但后来其主导的全球秩序弊端丛生，目前正经历反思否定，寻求涅槃再生的阶段。只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行动，做到共商共建共享，引领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造福人类，就必将会得到更多来自全球思想市场的认可和支持，形成正反馈。
生态演进逻辑。全球思想市场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有其自身的演进形态、伦理、规则、机制，只有遵循全球思想市场的基本逻辑，才能进行有效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产出。这里要强调的是，全球思想市场的生态需要足够多样复杂，足够竞合博弈，才能创造出更具适应性的新知识和新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思想市场生态中的一种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应与其他公共知识产品包容共生、竞合共存。
深化对基本问题的理论研究
“知识体系改造应是世界秩序转变的一个前提”[4]。 全球公共知识产品需要关注世界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亟待解决什么问题等，其品类多种多样，既包括一般领域旨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共有知识，如日益兴起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伦理道德等；也包括攸关全球秩序的系统性思想，指向那些关乎整个世界发展的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提出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需要对相关基本问题作出系统辩证、动态演进的理论研究。
全球治理与全球赤字研究。当前，全球进入动荡变革期，其主要特征是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突出。习近平主席将全球性挑战概括为多种全球赤字，如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等。如何界定和测度全球赤字，如何通过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治理，破解这些赤字，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进行研究的基本命题。
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重要内容。人类文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而基于此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相互依存、文明之间交流交融，需要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提炼共同的人类价值。
世界各国共同现代化研究。2023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首次提出：“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这指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问题。实现共同现代化，需要以跨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为基础，加强各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研究，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体制体系的相通相容性研究，关于各国发展的国际化、全球化、法治化指向与实践的研究，以及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作为世界各国共同现代化的基础。
人类进步的共同特征研究。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全球性倡议和行动，其本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坚持进步意义的问题。这需要研究全球在教育、科学、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进步性追求，尤其是在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全球新疆域探索的进步性追求，为后2030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提出新的理念和目标。
全球秩序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出大乱局、走向大合局，走出大分裂、走向大融合，走出大危机、走向大发展，根本上是要塑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秩序。当前全球秩序的基本形态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各种矛盾的综合，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融合科学原理，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秩序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广受认同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建立相应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以及相关的能力配套和战略运筹，如开展知识生产、理念传播、国际传播、公共外交等，从而增益全球共识链，消弭全球猜疑链，培育全球公共知识产品。这恰是蓬勃兴起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用武之地。全球智库网络汇聚各国知识精英、舆论精英、政治精英、商界精英，有助于建立和增进对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认同，加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互联互通。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供给的生力军
智库是思想的重要生产者、提供者、传播者、竞合者，是全球思想市场的重要行为体。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整体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但融合了古今中外的经验，正在蓬勃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包括官方智库、社会智库、企业智库、高校智库等，不但为我国发展建言献策，也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思想和新知识，采取新行动。不少智库既能在全球思想市场上参与思想博弈，向国外精英和民众传播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又能纵横捭阖，据理力争，捍卫中国在全球性思想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例如，北京大学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举办21届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主题的北京论坛，为新时代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跨学科的思想和方案，形成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北京论坛模式。 这一模式可概括为“三张名片”，即北京大学引领全球大学交流合作网络构建的“国际学术名片”、北京市引领国际化都市建设的“城市文化软实力名片”，以及中国引领全球文明倡议的“文明交流互鉴名片”。[5]
全球智库网络生态催生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实践共同体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丰富了全球智库和全球思想市场的网络生态，有助于汇集全球智慧，为解决全球问题提出洞见和解决方案。事实上，全球智库网络生态的勃兴，也将孵化孕育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实践共同体。
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智库越来越普遍地把生产和传播全球公共知识、解决全球问题作为新的使命，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实践共同体的意识和目标日益明晰。例如，世界经济论坛（WEF）每年发布全球风险报告，使全球风险的识别和防范成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
很多有影响力的智库和机构发起全球性或地区性的智库网络。一般而言，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大型论坛如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均集结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智库，形成志同道合的共同体。近年来，中国在发起和建立全球智库网络方面进展较快，如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联合发起的“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新华社发起的“一带一路”智库联盟，中联部发起的金砖国家智库联盟，中国科学院等发起的“一带一路”学术共同体，北京市发起的中关村全球高端智库联盟等。全球智库网络的兴起，生态的演进，形成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产业链，催化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规模集聚效应。
智库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组织运营的灵活性，与各界紧密的连接性，推动知识和政策相互转化的快捷性。全球智库网络可以系统性地放大以上特征和功能，以比较有效的方式将共有知识、地方知识和群体知识连接在一起，从而催生公共知识产品的实践共同体。例如，近年来，在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和数字经济等领域，以智库为连接点，形成了由多利益相关方构成的实践共同体。
发挥智库作用，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度
当前，从产品的视角看，中国对外形象在从单一输出物质产品，进入立体输出标准、规则、思想、价值观和愿景等精神产品的新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在全球思想市场中快速成长演进。宏观上，针对中国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相对处于弱势的情况，我们应鼓励中国新型智库发展，支持其在全球思想市场驰骋打拼。这需要广泛建立各种全球思想网络，把全球思想市场这块蛋糕做大，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度，使之成为真正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微观上，可尝试一些精准有效的方法。
培育顶尖智库品牌。智库在智，智在人才。顶尖战略思想家、战略科学家，行业专家学者，如果能成为全球思想市场的品牌，将吸引大量的注意力和优质资源，也有助于扩大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影响力。
引导智库发挥先行先试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生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体系宏大，包罗万象。智库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理论体系的某个特定的小领域或小区域，首先推出一些观念和提法，进行国际舆论和群体智库的反馈测试，这样能够低成本、可持续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和发展。
打造行动型智库。行动型智库是相对于倡导型智库而言的。倡导型智库的主要任务是向其目标受众传播、推广、倡议、引导某种思想或理念，以及方式或方法，主要目标是使其目标受众了解、理解、接受、认同这些思想或理念、方式或方法，并运用到受众自身的具体工作实践中。行动型智库则是直接地将这些思想或理念、方式或方法运用到智库自身开展公共外交的具体工作实践中。[6]相对倡导型智库，行动型智库更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榜样和示范引领作用。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印太战略下‘东盟中心地位’重构与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编号：20&ZD14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略
责编：周素丽／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