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化科技融合是大势所趋，出版融合发展势在必行。5月27日，在深圳举办的2025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论坛上，来自各界的重磅嘉宾聚焦“推动出版融合发展 巩固壮大数字时代出版主阵地”主题建言献策。现集纳部分与会嘉宾精彩发言，“干货”满满，敬请关注。
出版融合发展与新的编辑时代
李敬泽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今天的主题是出版的融合发展，我是个外行，所以我今天希望探讨的是一个看似有点幼稚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深度抵达哪里，我们的融合是为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媒介正在经历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性的巨变。这场巨变就如同地球的板块漂移，而出版就是板块运动中正在经历重塑的一座山。所以，面对巨变，我们常常会感到震惊、感到眩晕。但是，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观察这一媒介变革，正如地球的板块运动发生过多次，媒介的革命、媒介的巨变在文明和文化的历史上也几度经历沧桑巨变。
第一次巨变大致发生在春秋时代。那时，竹木简成为主要的书写和传播介质。此前，甲骨是多么神秘，钟鼎是多么的珍贵。但是革命发生了，人们忽然发现漫山遍野的树和竹子可以用作书写和传播的介质。这是多么巨大的变革！由此，书写和表达的权利也由极少数人向相对多数的士和吏大规模扩散。最近，我去玉门关参观汉简博物馆。在关口上，普通的军吏在汉简上用文字记录当年军营中的日常事务。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巨变啊！只要想一想，上推一千年，回溯至殷墟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巨变已然发生。第二次巨变是由唐到明清。造纸使得纸张成为主要传播介质，到明清发展出大规模的商业印刷。第三次巨变催生出现代媒介，出版和报纸、杂志由此出现。这次巨变一直延续至今。
回顾印刷史，每次巨变的规模、力度、重要性都不亚于当下这一次。在这些巨变中，有哪些始终存在的因素，有哪些底部运行的逻辑？从刚才的概述中不难发现，每次巨变都意味着书写、表达向着更广泛的人群扩散，意味着中国文化向着更广大的疆域拓展。在这样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重要现象，那就是每一次巨变都会催生出伟大的编辑家，而编辑始终是推动变革至关重要的能动性力量。
在第一次巨变中，诞生了伟大的编辑家孔子，他编辑了《诗经》《易经》《春秋》，为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奠定了根基。
在第二次巨变中，出现了一大批姓名不可考的伟大编辑家。以伟大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如今我们将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奉为其作者，实则这是现代人以现代的作者观念对古代典籍的一种指认。事实上，这三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编辑的成果，是编辑与作者身份交叠而催生的作品。就《红楼梦》而言，最新版已隐去高鹗的姓名，将其界定为曹雪芹与无名氏的合著，在学术层面，我无意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但我坚信高鹗、程伟元等编辑对于《红楼梦》的存续和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至现代，出现了陈独秀先生、鲁迅先生、茅盾先生、巴金先生等诸多名家，世人皆知其为伟大的作者，却常常忽略他们同时也是伟大的编辑、伟大的编者。他们的编辑生涯，以及在媒介变革浪潮中的实践探索，与他们的文学创作始终紧密交融。正是这种双重身份的深度契合，使他们得以有力地奠定了中华文化的现代基础，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语境，正是沿着当年他们开辟的道路一路走来。
我谈这些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为何每逢时代巨变必然涌现伟大的编辑家？我认为，无论媒介形态如何更迭，有一条最根本的底层逻辑始终主导着这一现象——当媒介为人类开辟出面向更广泛人群的传播空间，当这种空间衍生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可能性时，必须有人肩负起这个特殊的使命：将抽象的可能性转化为具体的现实性，担负起新媒介条件下文化的甄别、判断、收集、甄选、编纂与分发。这种使命在本质上，正是新媒介条件下对新文化的创造性建构。
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何孔子自谦“述而不作”，将自己定位为“述者”而非“作者”。这不仅是孔子的谦虚，更折射出他对时代变革中“述”之作用以及“编者”之价值的深刻认知——在媒介变革的转型期，“述”和“编者”对文明的传承与重构，往往比单纯的创作更具意义。
当下，我们正经历一场巨变，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而来。我在朋友圈曾读到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的一篇短文，字里行间满是焦虑。他说，任何的故事化形式，都无法重新点燃那团把人聚在一起相互讲故事的篝火。在他看来，人们正碎裂为孤独的消费者。对此，我只认同一半——他的焦虑与危机感确有道理，但是，恰恰是这份焦虑与警惕，让我们不会听任事态滑向那般境地。
我不相信，在未来的AI时代，每个人都会对着手机自说自话地输出，然后等待手机算法向我们输入，最终成为孤独的原子、大海上的一叶孤舟。危险诚然存在，但我坚信它不会成为现实。为什么？因为人之为人、人类之为人类，根本上在于文化的纽带——它将我们联结成共同体，让我们得以分享信息、知识、情感、价值观，以及共同的故事和想象。这种分享与连接，在AI时代不仅不会消失，反而将面临新的机遇与可能。恰恰因为存在成为“孤舟”的风险，我们才需要锻造“大船”的人。我们需要有“大船”引领所有驶向新的星辰大海，把我们重新联结为一个崭新而稳固的文化共同体。
正是从这个维度而言，我们或许需要一个崭新的编辑时代，需要秉承孔子面向广大人群的文化自觉，在新媒介的变革中，成为打造文化“大船”的人，成为一个伟大的“述者”。当下，人们往往困于技术迭代日新月异的焦虑，却忽视了技术与媒介的另一端始终指向的是人。媒介和技术绝非以自身为目的，而是为了使人更紧密地联结。而看到人、意识到人的巨大变化，恰恰是中华文明史上每次巨大变革的根本着眼点。
最近，我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及两个数字，在我看来，它们与媒介变革、人工智能同等重要，甚至意义更加深远。这两个数字是什么？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的成果：目前，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存量达2.5亿，每年新增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试想，这是两个多么震撼的数字！即便置于人类文明历史和全球坐标系中，这也是前无古人的壮举！这意味着，在媒介的另一端，我们拥有一个规模庞大、表达能力旺盛、表达要求充沛，求知欲和感受力强烈的群体。面对这样巨大的群体规模，面对新技术浪潮的奔涌，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唤醒中华文明在历次伟大变革中一脉相承的“述者”精神，也就是孔子“述而不作”的编辑精神。这正是我们所处的新的编辑时代的历史使命——面向新的群体，将文化、观念、知识、信息、情感、创造力进行新的综合，以新的方式加以撰写、编纂，作出新的输出。
我从事编辑工作四十余载，深知在现代产业分工体系中，编辑常被简化为复杂工序中的一道被动工序——无非是稿件来了，便按部就班地修改。但是在这个新的时代，也许我们应该重新想象编辑作为“述者”这一角色的深层内涵，那是集编辑与创造、作者与编者于一体的伟大“述者”。
我相信，这个时代所需的“述者”可能不是一个、两个的个体，而是整个行业的群体觉醒。当行业同仁们充分激发起“述者”的主动精神，有力担负起我们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立志在新的巨变中以文化的纽带将人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时，我们便不再是被动的工序执行者，而是文化强国建设的主动力量，更是响应总书记所号召的，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主动力量。
对此，我满怀期待！我更坚信在这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时代，一定会涌现出那么多“述者”、那么多伟大的编辑！
加强战略谋划 夯实融合底座
强化集团牵引 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
黄志坚 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
当今，出版行业正经历着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可以说是处于大危局之中。作为从业者，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思考、努力、探索，但也有不少困惑。
一、保持战略定力，深化融合发展的战略谋划
眼下，信息传播的主阵地逐渐转移到线上，传播模式越来越“去中心化”，传播主体也从专业机构拓展到了个人自媒体。这些变化，让整个传媒行业，包括出版业在内，都面临着巨大冲击甚至可能被彻底颠覆。作为历史上覆盖面最广的传播方式，出版业正在经历从竹简绢帛、雕版活字发展至今的又一次大变革。现在创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之间开始互相开放、频繁互动，整个产业的形态、生产流程和经管机制都需要全面革新和重新设计。我们曾经期待大家会“忙时读屏，闲时读书”，但多年过去，现实情况是很多人不论忙闲，还是读屏。那么，到底该如何认识现在的出版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个基本点来把握。
第一，出版的核心功能不可替代。出版的出现与发展，突破了“口耳相传”的局限，让信息与知识得以广泛传播，而且，还能根据一定文本规范和特定价值判断对文化原料进行选择加工，扮演着文化传承者、传播者、引导者以及创新推动者的角色。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出版活动中就算现在分出了新闻媒体，细分了图书报刊和广播电视，出版最根本的保存文化系统性传承、推动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核心功能，始终没改变。
第二，技术始终是出版的神助攻。从活字印刷到激光照排，每次科学技术突破，都在不断支撑着出版发展，强化着出版核心功能。当下，对于我们普通使用者来讲，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是借助计算机把自己搜集到的图书“通读”了一遍、选择了最大多数人认可的结论再推送给你，最后仍然是要靠我们的选择与判断。而且有意思的是，在人工智能的底层数据资产中，出版内容可是块香饽饽——版权归属最为清晰、表述最为规范专业、质量最有保障，用起来还安全放心。
第三，现代出版要边守正边创新。出版行业不会消亡，但某些功能可能会被弱化；出版本身不可替代，但具体出版企业未必。要看到，我们正处于一个重新定义产品形态和行业规则的关键期。要记住，出版业的核心是知识传播，不局限于纸质图书；社会永远需要出版功能，这种出版能力可以应用到各种场景。既要有行业自信，又不能盲目自信，必须以创新思维重新审视出版业的时代价值和发展规划。既要有战略谋划、顶层设计，又要避免单兵突出或盲目跟风，确保整个行业宏观发展可持续、微观实体有活力、融合创新有突破、“双效统一”有保证。
二、提升出版能力，夯实融合发展的出版底座
老话说“变则通，通则久”，但“万变不离其宗”。出版行业会“变”，也会“万变”，产品形态会呈现传统纸质出版物和各类电子出版物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局面，整个出版行业的组织、管理和商业模式也会被互联网思维和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再造。不过，出版的“宗”不能“变”，出版的“看家本领”永远不能丢。既要当好知识与信息的“搬运工”，更要担起文化创作与传播的“把关人”重任。想要在融合发展中站稳脚跟，出版行业必须重点提升这三方面能力。
一是价值判断力。面对信息茧房、AI幻觉、算法垄断，更需要专业的出版人进一步强化筛选、甄别、整理和对优质内容再传播等核心能力，在选题、编辑、翻译和审读等环节下足功夫，把真正靠谱的知识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化精品筛选出来，既满足当代读者与受众需求，也为子孙后代留下值得传承的文化财富。
二是双线服务能力。面对当下信息知识海量涌现、注意力相对稀缺的背景，出版行业不仅要强化其在文化创作与传播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更要搭建起能够连通创作者和读者的全新平台。一方面，要贴心而专业地服务于文化创作生产，聚合作者资源，激发创意灵感，用专业编校优势和数字化工具为创作赋能。另一方面，要精准而全方位地满足受众多重文化需求，开发更丰富的产品形态，提供更简洁的服务、更权威的信息、更个性化的情绪价值，让读书真正成为生活方式。
三是技术驾驭能力。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出版要继续秉持运用活字印刷、激光照排促进自身发展进步的那种勇气与能力，加强对新技术的研判与利用，在产品形态上实现全面创新，在生产效率上凸显乘数作用，在盈利模式上探索新的空间。尤其要注意，数据资源采集、加工与服务在出版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将更加凸显，用人才与人脑纠治人工智能幻象的需求将更加迫切，数据资源处理能力和人工智能纠错能力会成为未来核心竞争力。只有把技术和内容深度融合，打造以出版数据为核心的阅读服务生态和知识服务平台，才能在新时代站稳脚跟。
三、做强企业主体，打造融合发展的集团牵引
当前，我们的一批名社大社和出版集团以其具有的优化资源配置、集约高效发展、抵御市场风险等能力，已成为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现代出版业发展看，集团化是现代出版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从履行出版功能、体现主流价值来看，要求有一批能够对冲市场消极影响、引导创作生产导向的文化品牌单位。从研发和运用现代科技来看，同样需要能够挺住外部竞争者“降维打击”、自身具有投入与推广能力的企业主体。为此，要努力做大做强做优一批骨干出版集团，使之成为行业创新的“三个高地”，发挥其在融合发展中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第一，打造全面创新高地。一是内容创新，正视、适应进而影响和引导仍处于不断变动中的阅读新趋势，探索读书与读屏良性互动，不断提高出版供给端与文化需求端的适配度。二是技术创新，既敢于布局未来、投资预期，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以我为主，应用层技术研发适度投入，集成能力拥有话语权，掌握出版融合主导权。三是业态创新，发挥数据资源、版权资源优势，促进科技创新和出版创新深度融合、双向奔赴，探索“出版+”产业新生态。
第二，打造经营管理高地。一是完善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具有文化特色、符合管理要求的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确保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二是强化激励约束，纵深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做到干部能上能下、薪酬能高能低、员工能进能出、机构能增能减。三是优化资源配置，有效盘活存量资源，加强内部资源共享、经验分享，形成融合发展集约优势。
第三，打造干部人才高地。树立干事创业的选人用人导向，培养造就更多讲政治、会管理、有经营意识的企业干部，知国情、爱出版、有文化创意的编辑人才，懂媒介、善学习、有研发能力的技术人员，特别是能够驾驭和超越人工智能的综合性专业人才，以高质量的干部人才队伍为出版深度融合提供引擎和依托。
我们相信，通过全面深化出版业改革，统筹推进系统性变革，坚守初心、坚定信心、传承文脉、唤醒活力、推进融合，出版行业一定会在“十五五”时期全面振兴、再塑辉煌。
抢抓人工智能新机遇 构筑教育出版新生态
刘超 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活方式、知识供给模式和科研创新范式，也正在以颠覆性力量重塑教育出版行业。我们深信，唯有在“解构与重生”的辩证逻辑中，积极探寻“破局与跃迁”的变革之道，教育出版才能穿越激流，行稳致远。
一、解构与重生：教育出版的认知革命
当下，传统教育出版面临四重挑战：
一是内容生产流程被智能写作工具颠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AI技术不仅能实现选题策划的智能筛选、文本初稿的自动生成，还能整合图文、音视频等多模态资源，形成全链生产闭环。技术正在倒逼我们思考：当AI能够快速完成基础内容生产时，作者、编辑和出版社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二是知识传播渠道被智能推荐算法重塑。从“作者-教材-读者”的单向直线传导，到“用户需求-算法匹配-动态供给”的开放网状结构，教育内容不再是一个固定且标准的知识体系。在各种智慧教育平台不断崛起、传统教材市场份额不再具有优势的今天，教育出版若不能和算法驱动有效融合，将面临用户黏性的流失，甚至将陷入“传统渠道失语”的困境。
三是传统教学模式被个性化学习诉求解构。名校、名师、名课曾经是家长和学生关注的重点，而新一代学习者更倾向于得到具有针对性、专属性，满足个性化情感需求的学习指导。教育公平的内涵正从“机会均等”向“最优适配”演进，这对教育出版机构提出了构建大规模个性化学习解决方案的高阶性要求。
四是教材基础地位受到智能教育生态的冲击。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丰富普及和AI大模型的广泛应用，学生不再购买教材的现象愈演愈烈。纸质教材的更新周期与前沿知识的迭代速度形成鲜明反差，通过我们的问卷调查和课堂观察发现，纸质教材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逐渐弱化。若仍将教材单纯地定位为静态知识载体，其功能价值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边缘化。
当然，在巨大挑战之下正孕育着无限机遇，这里将其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知识价值重塑。全球出版业已形成共识：作为具有数据沉淀优势的知识密集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是训练专业领域大模型的稀缺资源。近两年，包括施普林格在内的全球多家头部出版公司已与AI企业展开战略协同。这种通过数据资产化实现的商业模式创新，足以印证出版机构在AI时代的独特价值。如果我们也能将优质内容资源转化为结构化、可计算的数据资产，为知识学习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持，出版业一定可以抢占AI时代的“知识数据红利”。 二是教育服务升维。当AI能够随时调取各类知识库时，传统教材的定义被彻底打破。近期，有关研究院发布了百科全书成功转型的案例，这启示我们：必须拥抱新技术，力求在知识供给的精准性、教育服务的响应力、学习体验的沉浸度等方面构建差异化优势。三是行业生态重构。AI正在推动出版机构从内容提供商向智慧学习服务商转型。实践证明，AI可助力教育出版机构实现“知识数据化、服务智能化、平台生态化”。未来，可以覆盖“教、学、评、管、研”各环节的智慧服务生态系统，将被定义为教育出版的新形态。
二、破局与跃迁：从内容到数据的发展路径转变
说回教育出版与AI的深度融合，要在四重挑战和三大机遇的背景下真正实现飞跃，我认为有四件事尤为关键：
一是定位求准，锚定教育出版新坐标。教育出版业是为特定教育场景提供内容传播和价值引领的行业。若放任算法学习网络上良莠不齐的知识内容，并将其传播给学生，这迟早会背离教育的初衷。教育出版必须以审慎之心筑牢价值防线。一定意义上来说，高质量的数据集是机器学习的权威教材，AI为人类带来了高效便捷，教育出版人也应使其成为解疑释惑的工具，通过提供可信赖的数据，让AI真正服务于人的成长成才。
二是场景求变，构建智慧学习新范式。当教学关系从传统的“师-生”二元结构转变为“师-生-机”三元关系时，教育出版必须加大技术创新，主动适应未来学习场景的变化。前段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计算生物教学”智慧教育典型应用场景，为教育出版的未来勾勒出智慧课堂蓝图。高等教育出版社建设的“龙凤教育大模型”公共服务平台，已集成二十多个学科垂直领域的大模型，建成覆盖多个学科、多种教学场景的近1000个智能体，为构建“数据+场景+测评”一体化的教育出版新生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内容求真，彰显知识数据新价值。当AI依然存在经常性“幻觉”时，唯有坚持对知识数据进行精准治理，实现“AI+人工”的深度融合，才能维护内容品质和伦理标准，守住知识的“护城河”。近两年，围绕内容出版向数据治理转化这一主题，高等教育出版社也在开展各种实践：一是以私域语料为基础，启动高质量教育语料库建设，分学科构建知识图谱，将内容和数据进行深度关联。二是搭建多模态语料自动标注处理工具链，但绝不放弃人工审核。三是持续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打造可信数据空间，加强数据资产的保护与流通。我们坚持以精准取代芜杂，以深度超越广度，努力为建立可信AI标准做出贡献。
四是能力求新，迭代团队能力新基因。若想实现教育出版的智能化转型，组织与人才的双重变革必不可少。一方面，高等教育出版社以“课程、教材、教师、实训”教学四要素为核心，积极布局数字化新业态，鼓励学科编辑转型从事数据治理工作，培养更多编辑与数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出版社加快优化人才布局。通过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并行的模式，启动领军人才招聘计划，重点引入技术创新与数据治理领域的顶尖人才。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教育便以班级为基本教学单元，以课堂为主要教学场景，以教材为基本知识载体，形成了一个极为稳定的教育范式。2011年，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感慨于IT技术改变教育之难，提出了“乔布斯之问”。十几年后的今天，AI技术会是改变传统教育范式的关键力量吗？如果是，作为服务于教育场景的教育出版行业，又该做出怎样的主动变革？我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教育出版人保有“破壳者”的勇气和“守护者”的定力，善于分享、合作，一定可以抓住机遇，共同构筑更可信赖、更有智慧的教育出版新生态！
新动能 新变革
内容筑基、数智赋能，重塑出版新生态
贺砾辉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近日召开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论坛上，行业内各方专家共聚，探讨出版融合发展规律。这既是回应如何进一步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之问，也是履行出版行业社会责任的历史之责。
一、观势：全球出版巨头融合发展的主要特征
在建设出版强国的新征程中，出版企业的发展特征是重要标志。参照全球出版巨头融合发展的主要特征，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总结出版融合发展的规律与趋势。
一是以内容优势形成融合强势。内容是出版行业的核心优势。全球出版巨头十分注重加强内容筛选和作者资源管理，以此加固优质内容的“护城河”。譬如，企鹅—兰登集团和顶级作者签订“IP全生命周期协议”，确保独家内容资源持续供给。全球出版巨头不断加大并购力度，快速获取优势内容资源、作者团队资源。譬如，阿歇特出版集团收购迪士尼旗下的亥伯龙出版公司，极大增强了非虚构类图书的实力。出版巨头通过不断强化内容优势，逐渐形成了融合发展的强势。
二是以融合之力倍增出版潜力。全球出版巨头越来越倾向于从封闭式的版权控制模式转向构建“创作者—平台—用户”协同合作的开放生态，从单一的产品生产模式升级为结构化的服务体系，使自身核心竞争力表现为作者资源池、技术中台和跨界生态的三维乘积，进而倍增出版价值和潜力。近年来全球出版巨头效益保持持续增长，就是得益于开放生态的新回报、知识服务平台的高收益、“出版+教育”“出版+旅游”等跨界融合的新增量。
二、破局：湖南出版从“纸数相融”到“生态深融”的探索实践
近年来，湖南出版一直在融合发展的道路上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很多认识、观念仍相对浅薄，实践还不够深入，与党中央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必须正视差距、加倍努力，寻求融合发展思维下的有效发展路径，从“相融”走向“深融”。
一是汇聚更优内容资源。湖南出版坚持技术赋能，推动纸电声一体化发展，完成《湖湘文库》《历代辞赋总汇》等鸿篇巨制的数字化升级，推出一系列古典名著、家庭教育、四维阅读等富媒体数字产品，开发“A佳教育智能体”。今后，湖南出版将进一步加强与头部科技公司的合作，积极拓展数智出版新空间，建设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内容数据库，推动内容解构和建构，提升内容资源“一次聚集、多次分发、多媒介使用、多频次增值”的传播价值。
二是构建更强数智平台。湖南出版突出平台引领，强化生态共建，打造了红网时刻、阅达教育、晨视频、快点听等50个数字平台矩阵，总用户数量超过1亿。今后，湖南出版将进一步打通边界，加强合作与交流，利用AI智能引擎和知识图谱等技术，完善内容生产、版权运营、渠道分发等全产业链条，打造国内领先的AI驱动型线上多模态知识服务平台，形成针对目标人群的知识服务解决方案，构建拥有自有会员体系和私域流量的新型文化消费生态圈。
三是打造更新产业链条。湖南出版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不断补链强链延链。在线上，构建新媒体营销矩阵，通过直播、场景电商等方式，让更多好书走向读者；在线下，以阅读服务为抓手，开展“岳麓书会”等品牌活动，在传统书店提供AI智能检索、个性化荐书等智慧服务，提升大众阅读体验。同时，加快智慧印刷和物流园区建设。未来，湖南出版将进一步加强AI、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应用，推动内容策划、生产、印制、传播、营销全产业链创新升级。
三、展望：擘画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
当前，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出版+人工智能”将不断突破传统出版想象空间，释放发展新动能，推动出版业实现“三个转变”：
一是从“小行业”转变为“大产业”。传统背景下，出版一本图书需要经历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等一系列复杂环节，需要扎实的专业素养和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环节将借助智能化处理系统而得到极大简化。人工智能能够精准洞察读者需求，为其推荐和定制更加个性化的内容，满足多样化的阅读需求。我们需要借“智”之力，乘“数”而上，将智能技术融入出版产业全流程，把出版行业从小众领域推向更为广阔的舞台，转变成人人可参与的大产业。
二是从“线性生产”转变为“生态构建”。平台是推动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未来出版业将通过平台再造，改变传统线性生产模式，打通传统编印发链条，实现信息资源、管理手段共融互通，放大一体效能，构建“内容+数据+服务”的全新出版生态体系。在新的生态体系中，作者、出版者、读者和市场将实现无缝连接和高效协同。我们需要充分发挥出版业态度严谨、内容深刻、系统完备的优势，强化文化把关和技术伦理规范审核，构建全新出版生态体系，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三是从“内容共创”转变为“价值共生”。未来出版业竞争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满足已有用户的需求，而在于和生态系统中的合作伙伴共同创造未知需求，创造新的价值，在共生中共享价值。我们需要对生态参与者保持最大限度开放，进一步丰富出版资源，加大知识、技术等高层次生产要素的投入，与合作者、参与者共享收益。同时，深化出版业与影视、动漫、文创、游戏、教育、旅游等领域的跨界融合，进一步延展生态圈，开拓更广阔的价值空间，实现产业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探索多元数字服务
构建出版融合发展新业态
宋吉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融合发展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凤凰出版集团自2006年起就把数字化作为六大发展战略之一，努力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进产业链各环节数字化升级。
一、深刻认识技术革命本质，洞悉业态发展趋势，不断深化融合发展理念。
经过多年推动，目前出版单位普遍重视数字化转型，但对数字技术的认识存在不足，导致对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产业新机遇重视不够，业态创新动力不足。不同于活字印刷、数码照排等技术革命，当前正在进行的数字技术革命不是行业技术革命，而是基础技术革命。行业技术革命服务于行业发展，以顺应行业需求、提升工作效率为主；基础技术革命却可能为每个行业提供方便或带来冲击，挑战与机遇并存。数字技术革命就是基础性的，它一方面带来方便和效率，但同时也转移了文化消费热点，引来了跨行业竞争者，形成了巨大冲击。
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创造了很多新的文化消费场景，增加了文化出版的新的可能性。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当前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传统出版业助力有限，出版业没有大范围深度用好新技术，其本质是传统出版对新技术的需求不明显。出版业技术应用不足，表面上是技术问题，实质上是产品、产业创新不足。数字化的最大意义不是让出版机构把图书做得更好，也不是卖更多的图书，而是形成新的业态。所以，出版业对于技术的应用必须聚焦在产品与产业创新上。
二、建立专业技术队伍，提升全员技术素养，补足出版业技术能力短板。
一方面，技术创新必须有专业技术团队支撑。从实际来看，当前出版机构在发展创新业务过程中存在对技术不敏感，产品开发困难等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专业技术队伍，对外包的依赖过多。凤凰集团这几年着力打造了三方面技术人才：一是数字内容研发人员，以凤凰数媒公司、电子音像出版社为主体，各社数字出版部为辅助；二是数字技术开发、运维人员，以凤凰数联、凤凰信息科技公司为代表；三是通过投融资手段组建了七八家专业化数字公司，提供数字教育、云计算等专业化数字服务。上述三类人员达到了1500多人，正是这些技术队伍保证了数字产品的持续迭代升级，为融合发展夯实了技术底座。
另一方面，全员技术意识和技术能力亟待提升。某种意义说，全员技术意识、技术能力的提升，比专业团队建设更加重要，是文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数字化作为基础技术革命，重要的是产业创新，而产业创新不是某个环节的能力提升，而是全线条的协同创新。产业创新更需要业务人员参与，需要全员技术素养的提升，这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凤凰集团非常重视全员的技术培训，举办了很多活动，例如2022年启动“新媒体人才培养计划”，2024年实施“全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培训计划”，努力构建“学-练-赛”三位一体的培养体系。凤凰集团针对人工智能在出版领域的运用，开发了出版人工智能综合应用平台——“凤凰智灵”，汇聚和出版相关的32个专业模型，围绕出版、营销、行政办公三大核心场景，探索优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内容创作、编辑、生产及分发方面的应用，平台总使用量达到40多万次，有效提升了全员技术素养。
三、锚定专业化垂直化方向，加强体系化的出版内容建设，切实增强出版业的内容优势。
在数字化的四大要素——内容、流量、技术、团队中，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无疑是内容。但与互联网出版企业相比，传统出版机构在出版内容的体系化和海量化方面还有所欠缺。以凤凰集团旗下的学科网为例，其每日的资料更新量可达2万套，客户日均下载量达到200万-300万份，这样一个体量是传统的教育出版社所不能比拟的。凤凰集团旗下的另一家职业教育虚拟实训公司厦门创壹，研发了110多个工业大类，700多万个三维虚拟实训模块，能够为职业学校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相对而言，传统出版社的内容丰富度普遍不足，往往因网络出版物的内容资源量不够而受人诟病。所以，在出版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该聚焦专业领域，加快专业化、垂直化、体系化的内容建设，进而夯实融合发展各种产品的基础。
四、加强纸数联动，打造融合精品，促进传统出版与数字服务的融合。
纸数联动，加强图书内容的延伸开发，已经成为出版人必修的新功课。近几年，凤凰集团大力推动各出版单位向纸数融合方向发展转型，通过聚焦特色出版领域，紧扣专业定位，持续孵化具有机构特色的融合出版项目。
一方面，通过书配码赋能传统出版物，提供包含音视频等资源的多形态增值阅读服务。译林出版社在中小学英语阅读图书中应用书配码技术，将语音交互、网络学习等增值服务与图书相结合，每年带来几百万元增值收入。近两年，他们以图书为基石，延伸开发点读机、学习机等硬件产品，全年预计销售4000万元。为更好地推进书配码业务，集团还建设了二维码管理平台，集成出版物二维码的安全保护、日常维护和管理统计等功能。目前二维码平台共计生成二维码2.2万个，读者扫码量达760多万次。
另一方面，通过对图书内容进行重构、整合，结合相关社会热点，延伸开发有声书、音视频课程等知识服务产品。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开发了“读懂中国——海外中国研究有声课程”“学习党的二十大主题有声书”等专辑，在喜马拉雅等平台的总播放量累计超8000万次，累计实现收入近50万元。
五、建设自主平台，提升数字服务能力，增强融合发展核心竞争力
专业化的数字平台建设虽然难度很大，但它是数字出版的大本营，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凤凰集团聚焦数字教育、数字阅读等方向，陆续建设了“凤凰书苑”“凤凰职教云”等平台。目前几个主要平台总注册用户超过1200多万。全年实现销售额近5000万元。
数字农家书屋是凤凰集团打造的一个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数字阅读平台，主要具有农家书屋管理和数字阅读两方面功能，已实现江苏省16000多个农家书屋全覆盖，注册用户数达754万，平台使用总次数超1.23亿，十多年来总产值超过1.5亿元。
六、加强投融资运作，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内外出版机构的发展历史和中国互联网企业近些年飞速发展的经验表明，资本运作在资源汇聚、生产要素提升以及产业转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凤凰集团高度重视资本助力，集团通过投资入股学科网、厦门创壹等优质企业，探索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进入数字教育、技术服务等新兴文化业态领域。集团投资的学科网具有付费使用学校4万多所，注册会员6900多万，2024年年营业收入5.1亿元，利润1.1亿元。集团并购的厦门创壹是国内职业教育数字化领域领军企业之一，公司打造的“100唯尔虚拟现实三维互动教学平台”，为厦门大学等3000多所院校提供服务。集团与国家电网等合资建设的凤凰数据、凤凰新云公司，主营云计算业务，年收入2亿元，利润在4000万元左右。通过多元化的探索，凤凰集团在融合发展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凤凰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多元化新业态构建，努力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
科技重构出版生态 “新人”推动行业未来
肖风华 广东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今天向大家汇报四个方面内容：一是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未来出版业的优势和机会；二是目前行业内生性桎梏；三是探索以“AI原生思维”重建内容生态；四是出版人能力图谱的变化和培养路径。
一、优质数据仓：高质量内容与技术共生
出版行业的优势在于行业拥有人工智能学习成长最优质的内容和养料，机会在于行业有可能更主动地与技术共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数据荒”在今年已经是非常热门的话题了，现在底层大模型的热点一个接一个，但一旦基础数据进入互联网海量“淘金”模式，应用体验感却越来越差了，通俗地说越来越蠢了。
5月2号，红衫AI Ascent闭门会透露下一个人工智能领域投资方向：不投底层大模型和中间层工具，投资结果型AI，并同时提出智能体经济Agent Economy和一人独角兽公司两个概念。这些智能体经济需要大量专业、优质、有效、精准的数据养料支撑，为这些付出了人类智慧和心血的数据买单，是人工智能发展必须的阶段。
这对于出版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和博弈资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出版业或许能摆脱疲于追赶技术、依赖技术工具属性的路径，出版业能提供的高质量内容在未来会与技术共生，成为技术本身，这对于一个行业生态来说，具有革命性意义。
这么一个理想状态，需要完善的政策法规、有效精准的垂类内容数据化、合理合法的数据确权以及数据资产入表等互相缠绕问题的逐步解决。在当下混沌模糊的状态下，出版企业需要提前布局有效精准的垂类内容数据化才能抓住机会。
二、内生性桎梏：生产模式与结构性机制的市场疏离
行业规模小、渠道分化、恶性低价竞争、市场萎缩、内容低水平内卷、平台绑架等等，这是出版行业面临的困境。图书作为低频低价的产品不能通过内容的高附加值做到次高频高价，融合出版不能通过多形态的知识和文化消费服务扩大延伸应用场景变现，再加上生产链条过长效率较低等因素，出版企业当然没有核心竞争力。从产生问题的本质上看，行业生产模式与结构性机制的市场疏离是深层次原因。大多数出版企业工业化生产体系远未建立，仍是“选题-编辑-印刷-发行”的线性流程，生产方式仍停留于“手工作坊”模式。
将数字化转型视为“线上卖书”或“电子书平台搭建”，尚未触及全流程系统性再造与生态重构，难以突破“增量不增效”的怪圈。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技术应用层面，更暴露于体制机制结构性的缺陷。生产的各个环节，选题策划、内容生产、渠道市场等都与市场有差距，出版企业“表面数字化”也存在三大症结，高附加值的知识服务产品却鲜有突破。
在近20年的技术浪潮中，出版业对技术的赋能和追赶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奔跑，但效果并不显著。从自身反思，出版业始终将新技术视为“改良工具”而非“生态重构引擎”是重要原因。真正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从生产体系、数据主权与出版生态中寻求突破。AI真正的颠覆性在于其重构知识生产逻辑的能力，而非浅层工具化应用，这将催生“数据驱动创作、算法推动传播”的新生态。我们这些发行者、参与创作者、专业选择者和把关人将在这个新生态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三、优化和重构：单点突破和系统重构
广东出版集团选择综合性、业态较为复杂的广东人民出版社实施“出版AI生态试点项目”，尝试通过人工智能应用工具单点部署突破和全流程应用配置重构引发的“化学反应”来构建以“技术驱动-组织变革-生态重构”的出版业转型路径。在单点突破上，我们对现有各个工序或环节上的人工智能工具进行系统整合，在人工干预能力非常差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基于单点工序应用的显著效果，我们同步启动全流程应用系统化配置，不仅显著提升一般项目的决策精度与执行效率，对于特定场景的出版产品更可实现核心工作环节的智能化闭环运作。在这一过程中，数据不再是静态的资源，而是驱动决策的“生产要素”。
在这种模式下，员工与系统、员工与智能体数字员工以及生产模式等都发生了变化，下面是以员工为核心构建的生产链条。举其中一个例子，在制作内容过程中智能体必须给出哪些能制作短视频、哪些文字和场景是营销点、是否可以做微短剧和有声读物等，然后分发到下一个智能体自动生成，人工干预后再分发给下一个智能体，技术和使用频率以及人工干预的质量会让这个流程越来越流畅。
基于出版社历史内容资源和业务资源、以及工作流程数据来训练各节点应用的智能体，不仅保障了智能应用的精准度，更形成了独特的数据资产壁垒，即便技术框架被复制，其核心资源和决策模型仍具有不可复用的排他性，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技术上的确权和自我保护能力。当前，项目的单点优化与系统重构正同步推进，当效率和流程大幅度改变，传统的科层制管理、线性生产的机制必然面临重构。我们认为，在局部场景中积累认知、在全局层面重构逻辑，出版业或许能打破“人工+经验”的困局，走向智能化时代的生态。
四、适配和成长：“新人”推动行业未来
实验中有一种声音，现在AI技术太不成熟了，何必从现在开始浪费人力物力资金去做无谓的投资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不具备AI思维，没有和AI一起成长，没有自己熟悉的智能体和管理经验，你用不了或者用不好这个系统。“人”的认知进化与能力迭代决定了AI与出版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人才培养的本质是“能力进化”，让从业人员直面AI与人工经验的冲突、算法逻辑解析、统筹人机协作规则等问题，能倒逼团队“从使用工具到定义工具”的能力提高。
深度参与是构建“人机共生”关系的最佳路径，员工成为技术落地的“共建者”，而非机械执行工作的“替代者”。“早期实践者”将重塑组织基因。我们的探索虽未形成完整的方法论，但展现的进化轨迹已揭示出关键启示：在智能时代，真正的竞争优势可能源自人才认知与技术迭代的螺旋式共进关系。我们未来的员工从入职开始就变成了领导者，去领导一批智能体或数字同事完成任务，这其实是一种职业的加速，所以AI素养和智能体管理是未来的必备技能，要学会判断什么样的工作应该由智能体完成、什么时候需要由人接管。
目前，出版企业全面推进AI应用的分歧在于企业追求的确定性和AI本身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人工智能技术环境下成为全员企业的基础是人机协作团队，与AI技术应用共同成长的员工和员工团队将会成为未来出版企业最为尊贵的资产和发展基础。人工智能将重塑内容生产逻辑、重构商业价值链条，并重新定义“出版人”的职业内涵。出版行业的未来，取决于当下能否以系统性思维培育“原生出版业务AI人才”，能否以开放姿态重构数据驱动的生产体系，能否以文化使命感守护内容价值的底线。
我们相信和期待，一个业态边界更加广阔、产品形式更加丰富、人与机构和技术全新融合的智能出版生态，正在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中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