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实现区域协调的关键抓手，更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是突破传统要素瓶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路径，其结构跃迁需历经数字县域企业转型阶段、数字县域产业大脑阶段、数字城市生态体系阶段，实现数字要素从局部嵌入到全面融入县域经济社会体系的质变，推动县域经济从城乡传统格局迈向数字智慧城市的全新形态。其实践需遵循渐进式跃迁要求，立足县域资源禀赋，紧扣县域发展类型及阶段，分类构建新场景、新模式，聚力打造工业强县、农业富县、文旅名县、生态美县、贸易兴县、服务优县，全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关键词】县域经济 数智化转型 跨越式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兴，国家强。”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承载着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共同富裕等多种功能，其数智化转型是在传统要素驱动渐弱背景下的必然之举和关键一环。近年来，数字经济依托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双轮驱动，凭借知识革新、时空延展、融合赋能等开拓性力量，推动资本和劳动力传统要素，向以数字要素为核心动能的全新要素禀赋结构转变。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对禀赋结构的重塑，迫切要求基于全新禀赋结构的最优生产结构，作出适应性改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4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强调，多措并举激发县域经济的数字活力。对此，根据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逻辑和不同发展类型选择数智化转型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开创县域“弯道超车”发展新局面
数字要素的嵌入，释放出知识革新、时空延展、融合赋能等开拓性力量，能够低成本弥合传统要素禀赋的缺位，畅通城市、县城、乡镇、村庄的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渠道，重构县域传统产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链条，全面释放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融合效能，加速推动县域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轨跃升，开创县域“弯道超车”发展新局面。
县域作为贯通城镇与乡村的复合区域，呈现出社会结构二元性、地理空间连通性、经济潜能广阔性以及行政功能完备性等特点，这也决定了县域经济的数智化转型是一项复杂工程。一方面，县域经济以农村为腹地、乡镇为纽带，其在人力、资本、产业、设施等方面的初级条件，与实现县域经济全方位数智化转型存在系统性差距，导致县域经济数智化跃迁难以通过静态“配置”一蹴而就，而是要通过动态“结构”演变逐步实现，避免县域数智化转型仅停留在蓝图构想阶段而难以付诸实践，或仅片面追求“盆景式”表面功夫而难有实际质效。另一方面，县域经济以县城为中心，肩负工业制造、城市服务、文旅赋能等多重使命，部分县域产业结构单一，缺少特色优势产业支撑，使得县域在数智化转型进程中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因此，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不能仅依靠现成的通用模板，还需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结合县域主体功能定位，紧扣县域发展类型及阶段，探索适用的新场景新模式，分类分阶段推进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
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终端消费场景、多种电商渠道、返乡创业群体、头部创投机构纷纷布局下沉县域，部分县域敏锐捕捉到这一外部契机，朝着数字化赋能与智能化转型的方向，迅速转型升级。
然而，当前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整体仍面临困难与挑战。对此，我们既要深入探析县域经济数智化跃迁的可行路径与分类举措，破除因沉没成本和既得利益共同束缚而形成的强路径依赖，又要赋能县域围绕资源要素盘活和特色产业培优，抢抓数字经济带来的跨越式发展机遇，聚力打造一批工业强县、农业富县、文旅名县、生态美县、贸易兴县、服务优县，全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县域经济数智化跃迁的阶段和路径
在县域经济数智化跃迁的各个阶段，需要我们聚焦经济主体的自生能力与动态发展能力，厘清数字要素和传统要素的关系，激活数字要素的离域动能，强化传统要素的在域势能，增强数字要素和传统要素的相互赋能，推动新禀赋结构及动态比较优势不断进阶，实现数字要素从嵌入到融入县域经济社会体系的转变，推动县域经济从城乡传统格局迈向数字智慧城市的全新发展阶段。
数字县域企业转型阶段。县域企业是落实数字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主体，但部分县域，尤其是西部地区县域，面临着企业数量较少、规模较小、产品档次较低、管理效能较差、自生能力较弱等发展困境。数据信息的有效物化和价值激活，不仅能够为县域企业传统业务注入新活力，加速产品迭代更新，提升差异化竞争优势，还能从根本上提升县域企业的内生发展能力，为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在推进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加强数字思维培育。例如，可采用系统培训、专题研讨、实践锻炼等方式，加强县域干部、注册企业、常住人口的数字思维培育，提升县域整体数智化素养，为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营造良好的思想认知环境。同时，还要加快数字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千兆光纤网络在重点村镇的全面覆盖，为县域企业的数字化运营提供高速信息传输通道，积极创建直播电商基地等数字基础设施，为县域企业拓展市场和打造品牌提供便携化、集群化的应用场景。此外，也应引进数字定制服务。秉持县域企业数字化转型“应转尽转”的原则，引进中东部数字化定制服务机构与项目，按照“普查、诊断、方案、实施”的科学路径，为企业量身定制专业的数字化转型方案，解决企业不知转、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等问题，助力县域企业全面有序地实现数字化转型。
市场层面的首要任务，是制定数字化营销策略。县域企业应立足本土，深度挖掘产品优势与文化特色，善于借助电商平台、视频直播等成本低且广泛覆盖的数字化营销手段，制定凸显产品独特价值的数字营销方案，创新推广模式，持续提升企业在县域及城市群、都市圈的市场占有率，将产品逐步塑造为具有鲜明县域标识的知名品牌，显著增强县域企业市场竞争力。其次是梯度激活数字资源。随着县域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强，需要依据核心业务流程与实际运营需求，进一步明确数字化转型方向，分阶段激活数字资源，制定个性化应用场景图谱，突破传统要素制约，不断完善自身发展条件，提升企业的产业链能级和位势，初步形成龙头企业引领示范、“专精特新”企业集成改造、中小企业普遍“上云”的县域企业数字化发展格局。其中，龙头企业应以县域供应链管理为核心，开发输出一批“小快轻准”数字化专用工具和解决方案，牵头制定县域内相关行业的数字化标准，示范带动上下游企业激活沉睡的数字资源。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应着力开展系统化集成改造，加快内外网改造升级，采用物联网、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构建设备运维预测预警、产品工艺模拟仿真、产线智能管控等典型场景范例，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提升县域特色产业，在细分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与数字化应用水平。中小企业应积极打造数字化转型“小灯塔”范例，对标行业标杆，有序开展大规模设备更新和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不断提升中小企业上云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数字县域产业大脑阶段。作为承接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产业腾挪与下沉的重要载体，县域面临产业链条偏短、产业层次不高、转型动力不足等难题。数字信息的链式联通与应用，能够畅通产业资源的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与价值共创，促进产业链的多样化、特色化、融合化、数智化、创新化、区域一体化发展，县域得以与邻接区域构建起资源调配、产业整合等方面的协作机制，为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提供协同动力与支撑。
此阶段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营造良好数智化转型氛围，大力推广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优秀经验，创新数字教育课程体系，培育县域数字后备军和高技能“数字工匠”。精准定位数字人才需求，打造极具吸引力的聚才平台，避免使人才政策泛化为社会福利。完善数智化基础设施也是重要环节。例如，支持高新技术园区建设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云端算力平台等数字平台，积极引进物联传感技术企业，制定面向县域中小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及开源政策，并在重点乡镇（首位镇、中心镇）建设智能物流调度系统。同时，还要优化县域特色产业链式、集群化发展环境。随着数智空间的生成与扩展，引导优化数字定制项目的运营机制，系统摸排县域富民产业的配套服务需求与断链断供风险，建立动态清单，实现国家省市县镇五级数智化转型工作的常态化对接，强化县域产业与邻近区域的衔接配合，促进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推进县域产业跨部门资源整合与跨层级协同调度。
以市场视角出发，首要任务是构建链式数据共享平台。县域企业数字化“小灯塔”初步形成后，链主企业、平台企业应联合构建工具链集成、数据链贯通、模型链共享的链式数据共享平台，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共享机制。县域中小企业应尝试开展数据建模分析，引入数据清洗、智能匹配、场景建模等服务，深度激活中小企业数据要素价值，实现领域内本地数据留存，完善补充县域自有数据库。同时，要推进产业链的协同化、智能化、创新化发展。创新龙头企业牵引、平台企业驱动的“链式”数字化转型模式，通过业务剥离、合资合作等方式成立平台运营新主体，促进县域产业链上下游网络化协作和跨产业链融合，创新开发人工智能开源代码，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生产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持续推进传统工艺的智能化改造，推动县域产业向中高端价值链迈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一方面，龙头企业应牵头推动县域企业间的横向协作和纵向整合。另一方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积极与科研机构合作，共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此外，还要主动融入区域协调发展大局。县域企业应利用链式数据共享资源，探索建立高效协同的虚拟产业集群，尤其是衍生出的数字化产业带，强化“融圈入链”“融圈入群”，带动以产业链群为单位的“面状”数智化转型水平整体提升，与核心城市产业结构构建起梯度差异、错位协同的柔性产业链，提升县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外溢的承载力，同时利用“产业大脑”在县域间、县乡间的智能决策，有效避免县域之间的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提升县城驱动产业下沉乡镇的辐射力，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城市生态体系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智慧县城”“推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行公共服务一网通享”“推行县城运行一网统管”。高速泛在的万物互联数字生态体系，集数字化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于一体，将进一步推动各领域各行业生产组织变革、业态模式创新、商业范式重塑，推动县域从创新发源地转变为科技创新高地，全方位发挥县域对资源要素的聚合效应，真正实现产业到县、商业到镇、服务到村，实现城乡间衔接、协同、融合发展，建成数字智慧城市。
在数字城市生态体系阶段，政府推进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一要健全数字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完善数字科技成果转化、增加数字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加大智慧城市复合型人才的并轨培养力度。二要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推进县、镇、村三级加速融入周边城市及城市群政务体系，彻底解决“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问题，推动传统条块分割、封闭运行的县域科层管理体系，向高度统筹、智慧回应的数智化政务体系转变。三要凝聚智慧民生服务合力。横向打通城乡之间的社区智慧服务、电子健康档案、线上教学资源等民生领域，搭建起城乡一体化的智慧民生服务网络，以此强化县城与邻近区域发展的衔接配合，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四要构建数字化社会治理体系。革除束缚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土地等制度，统一相关部门如公安、城管、应急、环保等的数据采集标准，加快确立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数据安全标准，形成协同高效的数字化社会治理体系。
在市场层面，夯实数据与网络安全防护基础十分关键，应借助人工智能赋能商用密码、区块链等技术，广泛部署工业防火墙等安全产品，筑牢县域经济的数据与网络安全防护底座。同时，要全力培育可持续发展动能。县域支柱产业要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特色产业可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单项冠军”培育链，数字型企业需加快推进云网协同、算网融合等平台创新升级，共同推动县域从创新策源地迈向科技创新高地。不仅如此，还要全方位释放物联网的经济潜能。企业可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分析县域整体运行数据，深入挖掘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推动县域发展成为与周边大城市群实现交通互联、功能互补、产业协同的现代化卫星城市。
县域经济数智化跃迁的分类举措
立足于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的渐进式要求，针对促工业增量、提农业质量、挖文旅潜量、增生态容量、强外贸流量、拓服务体量等不同县域类型，数字要素要实现从“嵌入”到“融入”的转变，仍需借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合力，开展契合县域发展阶段的数智化转型新模式。
工业主导型县域。在数字县域企业转型阶段，要通过产线智能化改造模式实现数智化转型。中小企业通过AI质检系统、AGV机器人等拓宽智能场景深度应用，降低人工成本，实现生产线的局部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改造。同时，还要通过数字化管理模式实现数智化转型。龙头企业通过建立工业数据中心，实现生产排程、库存管理、销售订单等系统数据贯通，解决企业内部信息孤岛难题，如酒泉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平台和浦东新区核心业务“上云用云”模式等。
在数字县域产业大脑阶段，要以链式转型示范模式实现数智化转型。例如，酒泉新能源的“链式转型示范工程”，选取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由链主企业牵头制定行业转型标准，推动供应链上下游数据互通，形成多个链式转型案例。以飞地经济模式实现数智化转型亦是重要一环。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打破区域协作、产业承接、招商引资遇到的困境，实现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和多方共赢，使县域经济成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最佳桥梁，如陕西神木与江苏江阴共建产业园，实现煤炭资源与制造技术优势互补。
在数字城市生态体系阶段，可通过数字政务驱动的区域协作模式，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跨区域税收数据的实时共享与精准核算，从而精准确定转移支付的规模与方向，优化区域间资源配置，推动协同发展。
农业优先型县域。在数字县域企业转型阶段，可构建数字化营销模式，即依托返乡创业群体等高素质数字人才，利用直播、短视频、小程序、企业微信等数字化工具，使其成为“新农人”手中的“新农具”，提升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溢价能力。例如，近年来新兴的“认养农业”新模式，就是通过数字化平台连接消费者与生产基地，实现订单农业的转型升级。县域企业还可以推行数智化生产改造模式，通过推广智能分拣、自动化品质检测等智能设施农业技术，探索“无人化”智慧耕种方式，赋能“吨粮田”“吨半粮田”产能提升工程。
在数字县域产业大脑阶段，可构建全产业链数字化协同体系，基于“云—边—端”一体化架构，实现产业链各环节的数据互通与业务协同。例如，安徽东至县茶叶数字化全流程管理，实现从种植（物联网监测）、加工（数字化模型优化）到销售（质量追溯）的闭环管理。同时，也可推行园区化发展模式，抓住农业“工厂化”“园区化”的发展机遇，逐步构建产供销协同的农业数字生态链，为县域智慧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在数字城市生态体系阶段，县域企业可采取绿色循环数字生态圈模式，即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推动绿色循环产业数字化。例如，通过物联网监控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过程，搭建秸秆回收利用交易平台，打造绿色循环农业产业链。此外，还可构建城乡融合智慧服务模式，通过将数字政务与公共服务延伸至农村地区，有效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例如，通过整合农业补贴申领、土地流转审批、灾害应急响应等跨部门服务流程，实现“一网通办”从而全面提升农业数智化水平。
文旅赋能型县域。在数字县域企业转型阶段，可采取“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双轮驱动模式——通过整合县域新媒体人才资源，运用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数字化传播手段打造文化IP，实现精准引流；基于物联网技术构建数字文化档案库，并引入AR导航、AI语音讲解等智能导览工具，打造沉浸式旅游体验，如“大名AR游”小程序通过AR技术让游客实现古城核心景区的云端游览，从而形成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数智化转型新格局。
在数字县域产业大脑阶段，可通过“文旅+”多业态融合模式推动产业升级。一是“文旅+农特产品”模式，如四川盐边县开发冲泡型羊肉米线、芒果酒等文旅农特产品，实现农旅融合增值。二是“文旅+文旅”模式，通过线上平台整合资源，如西安串联革命旧址打造“碑林区红色文化精品线路”，破解资源碎片化难题。三是“文旅+游戏”模式，借势热门IP开发衍生业态，如山西浑源县依托《黑神话：悟空》，推出古建主题游线和数字藏品。四是打造“文旅+科技”模式，以技术创新培育新增长点，如新疆夏塔古道开发低空飞行旅游项目。五是“文旅+体育”模式，通过赛事活动提升影响力，如湖北“幸福长阳”品牌借助节庆赛事实现破圈传播。六是“文旅+服务”模式，跨区域联动开发复合型产品，如陕西铜川与延安合作打造集红色教育、冰雪旅游和康养服务于一体的旅游线路，有效提升消费黏性。
在数字城市生态体系阶段，重点推进两种创新模式：全域智慧基础设施模式和开放型合作治理模式。前者通过构建“一部手机游县域”的智慧服务网络，整合旅游全要素资源，如敦煌打造的数字化结算平台，实现了景区、酒店、交通等场景的无感支付，显著提升了游客体验。后者通过建立“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居民共享”的协同机制，如“数字文旅一码通”平台，打通公共服务与商业资源的数据壁垒，实现文旅资源、商业服务和公共设施的有机整合，形成多方共赢的数字化治理新格局。
生态功能型县域。在数字县域企业转型阶段，主要形成了两种创新模式：数字污染防治模式和生态产品价值数字化挖掘模式。前者综合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对重点河湖、海岸带等生态敏感区域，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并基于监测数据制定科学的生态修复规划，从而实现环境问题的精准识别与治理成效的实时评估。后者依托区域生态功能特色，通过构建农产品溯源体系和生态资源监测系统，不仅实现了绿色产品的标准化认证与品牌价值提升，还创新性地运用消费数据归集平台，实时追踪生态农产品的市场反馈数据，为生产端的提质增效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在数字县域产业大脑阶段，主要形成两种创新模式：产业互联网平台模式和数据要素资产化管理模式。前者通过搭建B2B产业互联网数据归集平台，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实现订单协同、产能共享和供需精准匹配。后者重点推动生态资源（如碳汇、环境监测数据）的确权、定价和市场化流通。例如，宁夏平罗县将盐碱地治理数据转化为可交易的数据资产，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形成良性循环。
在数字城市生态体系阶段，主要形成两种创新模式：绿色智能产城融合模式和GBC协同生态模式。前者通过数字化手段将生态监测、文旅消费、低碳交通等场景有机串联，构建“生态保护—产业发展”良性循环体系。后者通过构建政府、企业、居民三位一体的数据共享平台，统筹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目标。
外贸导向型县域。在数字县域企业转型阶段，主要形成了三种创新模式协同推进：全流程智能化改造模式、外需管理模式和内销转型模式。其中，全流程智能化改造模式聚焦外贸企业的生产制造关键环节，通过系统部署智能传感器、工业机器人等数字化装备，实现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质检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外需管理模式采取“平台入驻+社交营销+数据驱动”的组合策略：一方面推动县域特色产品入驻国际电商平台，建立稳定的线上销售渠道。另一方面构建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矩阵，提升品牌曝光度。并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度挖掘不同区域消费者的需求特征，实现产品研发的精准定制和市场布局的动态优化。内销转型模式，通过分析国内电商平台消费者评价数据，及时调整产品规格与营销策略，实现良性双循环，有效促进内外贸市场的协同发展。
在数字县域产业大脑阶段，重点推进两种转型模式：跨境数字贸易服务平台模式和产业链协同平台模式。前者通过构建集销售对接、国际物流、跨境支付、智能报关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贸易平台，为县域企业提供全链条外贸服务。平台既实现了全球采购商与本地生产厂商的高效对接，又通过数字化服务，显著降低了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和成本。后者依托工业互联网技术，整合县域内外贸企业的订单需求、物流配送、供应链数据，实现产业协同网络，提升县域外贸产业集群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
在数字城市生态体系阶段，重点推进两种创新模式：数据资产化运营模式和跨境数字自贸区模式。前者通过建立县域数据交易中心，构建完善的数据确权、定价与交易机制，并探索数据质押融资等业务，为外贸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和发展动能。后者充分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经贸规则，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整合跨境数字物流、数字支付结算等资源，打造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通过建设跨境数字自贸试验区，重点培育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构建区域性数字贸易枢纽，提升县域企业在国际数字贸易体系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城市服务型县域。在数字县域企业转型阶段，主要形成了两种创新模式：行业精准服务模式和平台数智化模式。前者通过分行业组织企业供需对接会，引入定制化解决方案，如江苏扬州宝应县11家规模电磁线企业均已完成数字化诊断工作，部分企业更是已经实施了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项目。后者重点推动企业级数字化系统的普及应用，包括ERP、CRM等管理系统部署，以及生产数据采集与可视化平台建设。
在数字县域产业大脑阶段，主要形成了两种创新模式：数智驱动的产业协同模式和产业治理模式。前者通过搭建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深度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供应链、研发和产能数据，并嵌入AI预测算法实现生产计划的智能优化。例如，浙江省余姚市围绕打造产业集群的目标，大力推进智能设备连接上下游企业，实现产业链供需智能匹配。数据驱动的产业治理模式通过构建县域产业地图与运行监测系统，对重点产业链进行全流程数字化监管，动态预警产能过剩风险，辅助政府制定精准产业政策。
在数字城市生态体系阶段，主要形成了两种创新模式：信用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优化模式，以及智慧城市治理模式。前者通过建立科学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将信用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服务权益，实现公共资源的精准配置。例如，天津市推出个人信用分“海河分”，有效破解了传统停车难、就诊难等问题。后者整合卫星遥感、超算中心等前沿技术，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又如，江苏省推进数字地下空间建设，将地质资源、管网数据纳入城市治理系统，实现灾害预警与资源优化。
（作者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多重环境规制下产业转移驱动黄河流域城市群工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BJL05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苏保忠、贾大猛：《在促进城乡融合中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论坛》，2024年第18期。
②李国英：《数字经济视域下县域经济跃升的底层逻辑及突破路径》，《区域经济评论》，2024年第6期。
③朱喆：《数字经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探索》，《中国集体经济》，2024年第6期。
④罗康勇：《数字经济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代县域经济》，2025年第2期。
责编/贾娜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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