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卷式”竞争具有“两低两高”的特征，即低价格竞争导致的低利润、低利润引发的低质量、恶性竞争在产业内外部的高传导性，以及内卷结果带来的高负外部性。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内卷式”竞争的成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产业链结构的现代化水平不高、产业链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不足，以及产业链发展环境的循环不畅。破解“内卷式”竞争的关键在于推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为此，需要加快“链主”和“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逐步建立高效、安全和公平的产业链治理机制；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均衡协同；推动本土市场更深层次融入经济全球化，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进一步推动产业链的延伸与优化。
【关键词】“内卷式”竞争 产业链 产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内卷式”竞争已经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对此，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首次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内卷式”竞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产业治理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我国产业转型和升级过程中遭遇的挑战和困难。因此，有必要从产业链的角度，分析和厘清其产生的内在根源和作用机制，为有效治理和预防“内卷式”竞争，促进我国相关产业和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对策参考。
“内卷式”竞争具有“两低两高”的特征
“内卷式”竞争，是指企业主体以低价作为核心竞争策略，引发群体式逐底竞争，进而导致整个行业陷入利润率下降甚至发展停滞的一种恶性竞争状态。“内卷式”竞争的本质，就是市场参与者陷入一种逐步固化的恶性竞争状态和低效率增长困境，企业在争夺有限资源的价格竞争中，以相互消耗取代价值创造，短期生存压倒长期发展成为企业目标，最终对整体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具体来说，“内卷式”竞争的主要特征可以总结为“两低两高”。
同质化的低价格竞争导致的低利润。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也是通过优胜劣汰机制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手段。除了价格以外，健康的市场经济中参与主体还会选择质量、设计、广告和研发等非价格手段来相互竞争。多种竞争方式的综合使用，既能保证消费者在足够强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质优价廉的产品与服务，同时又能保证企业获得足够的利润来生存和发展。但是在“内卷式”竞争中，绝大部分的企业由于无法在质量、技术和设计等方面实现有效差异化，只能被动在单一的价格维度上进行激烈竞争，最终导致市场均衡价格向成本收敛，部分企业零利润甚至是亏损。需要强调的是，低价格并不必然导致低利润，如果企业能够通过技术研发和管理优化来持续实现降本增效，反而可以通过主动降价来实现规模效应，进而让成本以更快的速度下降，最终实现更高的利润率。上世纪初，福特汽车引入流水线生产模式，通过效率的快速提升，让汽车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进而可以通过主动降价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老百姓都买得起的交通工具，最终实现可观的利润增长。“内卷式”竞争中低价格竞争并不是企业的主动行为，而是被市场裹挟的被动之举，同时由于其无法通过效率提升来降低成本，或者通过差异化来规避价格战，最终只能接受零利润和亏损的结果。
低利润引发的低质量竞争。价格战导致的低利润结果，往往会催生出“内卷式”竞争的另一种特征，即低质量竞争。低质量竞争的本质，是竞争主体在极低利润的市场环境下，受到价格刚性的约束，选择降低质量来节约成本，或者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获得竞争优势。低质量竞争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断下滑。在同质化产品的价格竞争中，一旦价格高于竞争对手，企业将丧失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因此在价格的硬约束之下，少数企业选择在质量水平这一软性约束上做文章，通过不断降低产品质量来节约成本，以此规避零利润或者亏损。由于质量水平往往难以被消费者直接感知，低质量产品凭借价格优势反而能够生存下去，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者往往因为成本劣势和研发风险而难以发展，“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最终将导致整个市场充斥着低价低质的产品与服务。低质量竞争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则是企业违规行为的增多和市场秩序的混乱。例如，个别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误导消费者，通过虚假报价和标注等行为来促成交易，或者大量模仿和剽窃其他厂商的创新成果，事实上扰乱了市场秩序和规则。这种违规行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地惩处，就会迅速被其他市场参与者效仿，进而使整个市场交易规则遭到破坏。
恶性竞争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高传导性。恶性竞争往往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产业，或者产业链的特定环节，而是有全局性蔓延的趋势。上述传导机制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产业链内部的纵向传导。随着当前产业内分工的不断细化，产业链条上部分环节的恶性竞争，很容易在分工机制下通过技术和交易等方式，向整个产业链进行传导和扩散，最终形成全产业链的内卷。以光伏行业为例，产业上游由于产能过剩导致硅料价格大幅下降，上游企业的过度竞争通过产业链传导至中下游企业，硅片、电池和光伏组件等下游环节的价格也同步下滑。另一种是产业间的横向传导，这种传导机制主要依靠产业间的竞争和替代效应来实现。当某些行业之间的产品和服务存在较强的替代关系时，一个产业的“内卷式”竞争，会通过价格机制将资源与客户吸引到本行业，促使类似行业进行降价。例如，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价格战，不仅导致行业内部的大部分企业利润率下降，同时也给传统的燃油车行业带来巨大的降价压力，部分传统车型的价格甚至出现腰斩，一些传统燃油车企业的利润也大幅下降。
内卷结果给社会带来的高负外部性影响。良性竞争可以通过正外部性来创造价值，但是恶性竞争则是通过负外部性进行资源内耗。“内卷式”竞争的高传导性决定了其具有高负外部性影响。首先，内卷抑制创新，极大地损害企业的发展潜力。企业的极低利润水平决定了企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承担创新活动的风险，进行有效地研发投入，客观上导致整个行业的技术升级受阻和低端锁定，供给侧的高质量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其次，内卷引发的产能过剩催生了制造业的“泡沫经济”。价格战引发的企业规模扩张，直接导致众多产业的实际供给远超市场容量，这种错配机制客观上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最后，内卷带来的效率损失对民生和社会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恶性竞争带来的边际报酬的持续下降，意味着企业加大投入却并不能带来合理回报，生存压力最终会传递到劳动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工作强度持续提升的同时，劳动收入反而下降。
产业链视角下“内卷式”竞争的成因
我国产业链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内部困境和外部压力，是导致当前“内卷式”竞争的一个主要原因。
产业链结构的现代化水平不高
产业链与创新链未能实现融合发展。在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利用全球庞大的国际市场需求，逐步构建起自身的产业体系和供给能力。在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的产业链结构体现出“两头在外”的特点：舍弃上游的研发和下游的市场，专注于中间的生产制造环节。这就导致中国的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发展存在长期脱节的现象，创新链未能有效支持产业链，部分企业存在重引进、轻创新的倾向，制约了产业链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
少数产业链主体对于跟随模仿式创新产生了路径依赖，难以抓住技术革命的机遇实现技术跃迁，只能沿着领先企业的技术范式持续演进，通过工艺改良等手段降低成本，在中等技术水平上进行“内卷式”的低水平竞争。
技术的同源性和同构化，从根本上决定了产品和服务的同质化趋势，价格竞争成为常态。底层技术的趋同性意味着产业链主体很难实现有效的差异化竞争，在现有技术能力上通过规模扩张来实现成本下降，成为一些企业的唯一选择。
创新不足带来的低附加值和低端生产，最终又会反过来加剧技术固化和行业内卷。推动技术升级，需要企业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长周期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都需要企业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对冲。但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加之高度内卷的价格竞争，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利润来支撑上述技术跨越。
产业链延伸能力不足。延伸能力是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其长度代表分工深化程度与效率水平，其广度代表产业链主体的多样性和健康水平，其韧性代表产业链的自主性与抗风险能力。当前我国产业链延伸能力的不足，直接导致许多产业出现“内卷式”竞争。
产业链纵向长度过短所导致的市场与技术瓶颈更容易引发供需失衡。当产业上下游环节较少时，企业会遭遇市场和技术瓶颈的双重约束：一方面，企业集中在产业链的某一环节，易导致供给能力过剩，而分工不足又意味着企业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提升，因此也无法有效创造需求，只能受制于有限的市场容量，这种供需失衡必然导致低效率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产业链延伸度不足，也意味着企业很难通过上下游的协同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整体产业链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也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进一步损害产业链的纵向延伸能力，导致更多企业陷入内卷。
产业链横向广度的不足会引发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产业链的广度，是指在产业链某一环节上所涉及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与范围，它反映了产业链在不同环节上的多样化程度，以及供给能力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产业链宽度不足，就意味着同一产业链环节上的产品和服务种类差异化较低、业务模式重合，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该环节上的行业供给能力无法有效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产业链相同环节上的主体丰富度越低，不同企业之间的技术和产品的差异化越小，该环节上就更容易产生同质化竞争。
产业链的韧性不足，会使过度竞争从产业链局部环节加速向整体扩散。产业链缺乏韧性往往意味着其面对内外部冲击时的风险控制能力低下，当某个环节的供给能力出现问题时，很容易沿着产业链向上下游进行传导，引发连锁效应。从需求侧来看，韧性不足的产业链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难以快速调整和适应，市场萎缩会导致企业为争夺有限资源而引发“内卷式”竞争。从供给侧来看，当产业链在某些关键技术上与供应商存在严重依赖关系时，断链风险的加剧也会引发产业链其他环节的竞争加剧。
产业链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不足
以“链主”为主导的产业链治理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产业链治理机制，是指各类产业链主体根据一定的规则来协调和管理的方法，随着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及其复杂度的不断提升，产业链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产业链中那些具备技术、市场或者资源优势的大企业天然具备“链主”的潜质，即在产业链的管理和协调中扮演主导角色，他们既是产业链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的推动者，也是产业链安全韧性的保障者。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中，我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深度融入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当前，我国产业链治理机制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本土的“链主”型企业发育迟缓，在传统产业链中尚未构建起以我为主的治理机制。在传统的产业链中，我国企业作为后来者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切入，一定程度上受到原有链主的制约，挑战现有规则的难度较大。并且在技术路径相对清晰且单一的前提下，本土企业要想成为“链主”会遭遇技术和市场的双重挑战。在产业链治理中话语权以及市场影响力的相对不足，使得部分企业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中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环节，技术同质化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部分产业出现的“内卷式”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产业链在全球分工中的特定位置，由于在技术供给、市场需求和商业场景等方面尚存在提升空间，产业转型升级面临一定挑战。
新兴产业中本土“链主”初步建立的治理机制仍有待完善，尤其是公平性和协同性的不足。例如，我国在电动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把握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在部分领域实现快速发展和技术突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培养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些企业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聚焦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带动国内产业链整体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稳步迈进。但由于“链主”企业自身市场地位尚未稳固，仍需同国内外的对手展开激烈竞争，同时也缺乏对庞大且复杂的产业链的有效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产业链内部的“内卷式”竞争。少数主导型企业凭借其在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以延长账期和压低采购价格等方式来优化自身成本结构，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增加了行业内的竞争压力。新兴产业中少数“链主”企业的上述行为，一方面体现出其自身的市场地位仍不牢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缺乏战略性的长远眼光，过于关注短期利润，忽视了产业链收益协同管理和利润公平分配的重要性。
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代表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不足，使健康的产业链生态缺乏多样性的主体支撑。有效的产业链治理固然需要“链主”的协调，但是掌握关键技术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复杂的产业链中，创新型中小企业在特定细分领域往往具有技术优势和专业化能力。这些企业通过差异化发展，既能够在横向竞争中形成独特优势，又能够在纵向合作中保持一定的议价能力，从而有助于维护产业链的良性竞争生态。当前部分产业出现过度竞争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键产业链环节中，“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不足，导致中小型企业同质化程度较高，差异化竞争能力有待提升。
政府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和均衡性有待进一步优化。我国以产业政策作为重要抓手，通过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将有限资源集中到需要优先发展的重要产业，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非均衡发展的赶超型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也不断显现。
以消费者保护和质量管理为核心的监管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引入最低质量标准的同时强化消费者保护，才能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选择“向上”的技术和质量竞争，而不是“向下”的价格与成本竞争。通过持续提高市场的质量准入门槛，不仅能够改善消费者体验，而且能够让价格竞争成为推动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的催化剂，消除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问题。只有最低质量标准的持续提高，才能将有限的市场需求分配给高质量的供给者，而不是在众多低质量的企业中形成低水平的竞争性均衡。
以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有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会抬高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导致模仿盛行、创新动力不足，使价格竞争取代创新竞争成为市场主流。基于身份的市场准入限制，往往并不能实现对优质产业的保护，反而可能阻碍优质企业的发展，影响市场发挥优胜劣汰的有效机制，造成一个行业的低水平竞争。公平竞争环境的缺失，客观上是对低效率企业的保护和对高效率企业的打压，这种制度上的不公平，会造成很多低效率企业对于成本和质量的不敏感，催生大量的“僵尸企业”，成为“内卷式”竞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的过程中，需注重区域协调和适度发展。部分地区的标准和规则尚不统一，要素跨区域流动仍面临一些挑战，影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既降低市场容量，又损害供给质量。此外，个别地方政府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存在将政策和资本资源向本地企业倾斜的现象，在鼓励本地企业进行规模扩张的同时，也努力避免其破产清算，一定程度上造成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
产业链发展环境循环不畅
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循环受阻，产业链脱钩和收缩的风险引发和加剧了“内卷式”竞争。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产业链出现了明显的内向化调整和重组趋势，这种全球产业链生态的变化无疑会对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产生重大冲击。
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和产业链收缩会加剧国内的市场竞争压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通过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充分发挥制造业优势，为全球市场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长期以来，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当前，尽管外需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有所调整，但国际循环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持续提高关税的同时，还进一步提出“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将部分生产工序和分工节点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和拉美地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产业链正常的国际循环。这种需求冲击叠加产业链收缩，会将竞争压力转移至国内。
技术封锁带来的壁垒，导致我国产业链面临升级瓶颈。美国针对关键核心技术对中国“卡脖子”，其实质就是发达国家为阻碍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提升，通过技术封锁来压制后者的技术赶超。这种技术封锁使我国产业链面临着巨大的断链风险，增加了我国产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的难度。可能导致中国的产业链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环节，难以向高端攀升，进一步加剧“内卷式”竞争。
消费需求驱动的高效内循环尚未形成，产业链重塑缺乏足够的国内市场支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独特优势，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强劲引擎，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尽管中国内需总量在全球位居前列，但在结构上仍有优化空间。例如，我国消费需求占比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提升潜力；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有待进一步改善，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我国经济总量所体现的经济发展规模相比，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潜力尚未完全释放，当前内需中政府投资占比较高，这种结构性失衡可能会引发厂商之间的“内卷式”价格战与成本战，加剧行业的产能过剩。中国产业链的重塑与升级，必然是依托内需，以及虹吸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向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各环节集聚，没有足够的国内市场的需求支撑，尤其是以收入递增为基础的居民消费的持续升级，产业链的低端化困境就无从解决，产业内卷也难以消除。
依托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破解“内卷式”竞争
加快“链主”和“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逐步建立高效、安全和公平的产业链治理机制。上述两类企业培育的关键在于持续提升其在关键技术环节上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影响力。在财政支持上，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相关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在金融服务上，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企业发展初期积极引入“耐心资本”，鼓励有条件的相关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在做好反垄断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和支持资本参与的企业并购，帮助龙头企业快速成长；在制度保障上，持续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企业制度性的交易成本，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完善产业链治理机制的过程中，一方面，强化产业链中不同主体的协同合作，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强化“链主”大企业与“专精特新”小企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通过产业创新中心和技术创新联盟等平台，汇聚政产学研等多样化的社会资源，加速产业链与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充分发挥“链长”作用，切实担当起产业链治理中的协调者和维护者角色，针对产业链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统筹内外部资源补足短板，同时通过有效监管优化产业链分配机制，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共享型产业链生态。
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均衡协同。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依托超大规模内需，驱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其关键在于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的平衡。首先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产业政策的主导权应当逐步由地方政府转向中央政府，建立两者之间的纵向平衡机制，在中央制定产业政策到地方实施的过程中，确保规则一致和行动协调，避免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其次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平衡。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从针对厂商的直接补贴转向面向消费者的间接补贴，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来提升产业政策的扶持效率。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可从过多的微观主体干预转向宏观的规则制定，努力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消除地方保护壁垒和市场准入限制，积极利用资本市场推动企业的破产兼并，加快市场出清的速度。最后是消费和投资的平衡。一方面，政府投资的方向和手段需要持续完善，既要聚焦包括芯片和人工智能等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产业，也要强调投资手段的持续优化，充分利用政府投资基金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从“大水漫灌”转向“精细滴灌”，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对于产业链发展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高度重视消费需求对于产业升级和产业链重塑的拉动作用，切实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初次分配环节优先向劳动收入加大倾斜，积极利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在实际收入持续提升的基础上通过消费升级刺激相关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带动整体产业链的高端化转型。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加大消费者保护力度，加强质量监管，通过设立最低质量标准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将存在质量问题和弄虚作假的企业逐出市场。
借助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备产业体系实现双循环畅通，推动产业链的延伸与优化。面对严峻的逆全球化浪潮和西方国家的封锁打压，中国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有效化解外部风险，其关键在于借助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备产业体系，加快我国产业链升级，在推动产业链全球范围持续延伸的同时，不断提高产业链的自主性和安全性。要依托共建“一带一路”，鼓励产业链相关企业“走出去”，加速产业链布局的多样化。在利用国家资本输出基建能力的同时，鼓励产业链上的各类企业随之“出海”，以本地设厂、产业园或者合作研发中心等形式整合本地资源，形成区域性的产业链，不断提升中国品牌的区域影响力。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帮助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跨国并购和技术合作，提升自身的技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将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引进来”。中国市场的对外开放是依托超大规模内需虹吸全球的人才、资本和技术向本国集聚，一方面可以加速国内外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加快形成主体丰富和形式多样的产业发展的健康生态；另一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形成高质量的竞争格局，技术和商业创新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竞争优势，帮助中国的本土企业摆脱低水平的价格战内耗。要破除壁垒，让多方主体构成的产业链成为畅通内外循环的连接载体。对内开放的核心就是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从企业层面来看就是减少针对民营企业的竞争约束，破除相关的行政壁垒和政策歧视。从部门层面来看，就是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制和行政垄断，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同时还要切实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加强中小企业保护，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从区域来看，要推动区域之间发展的均衡性，确保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全国范围的协调统一，消除因政策差异导致的市场分割，促进各种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作者为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江苏省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经济发展与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JJD790037）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以平台型‘链主’为主导的产业链关联机制与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4BJY022）的阶段性成果】
责编/靳佳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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