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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社会工作的新担当与新作为

【摘要】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中央社会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进入新阶段。深刻把握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加强社会工作,需加快构建契合中国式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以社会实践为根基,搭建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四梁八柱”,同时健全完善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体制机制。在实践层面,通过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社会工作 新时代 社会治理 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2024年11月,中央社会工作会议首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并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2025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社会工作一定要加强。”社会工作是面向最广泛的社会领域、最广阔的基层组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开展的工作,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深刻把握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展现我国社会工作的新担当与新作为,奋力开创新时代社会工作新局面。

新时代社会工作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

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活水。早在恢复中国社会学初期,有学者就主张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在实践中总结归纳理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究竟如何建立新中国的社会学呢?是不是把外国的一套拿过来就用呢?社会学不像数学,一个公式中国人外国人谁算出来都是一样。社会学不同,每个名词、概念,中外都不尽相同,它们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外不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推进信访工作、人民建议征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业协会商会转型改革、社会组织党建等一系列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比如,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再如,社工赋能信访,解决贫困群体的生活问题。通过需求评估、个案管理、高效沟通等工具,有效介入并解决信访问题,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我国在基层治理和社会工作方面进行大量创新实践,包括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数字化协同治理、互联网+基层治理、构建高效信息平台、畅通民生服务通道等,有效推动了基层治理现代化。

中央社会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进入新阶段。适应新形势,我国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人民群众亲身经验和鲜活案例基础上的、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对中国社会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基础上,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变革方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探索包括基层治理在内的社会工作独特价值和内涵,从基层治理工作方法的变革、功能、价值、概念定位等方面总结内在规律,加强理论创新。通过政学研教融合,推动社会工作实务各领域的实践与创新研究,实现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理论的融合创新。通过总结提炼各地实践经验,形成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更好地服务社会工作实践。

解决好现有社会工作理论与新时代社会工作要求不适应问题

解决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与社会发展需求不适应问题。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要为解决社会领域的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而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知识和理论。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概念从西方引入中国,彼时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对西方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这是因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曾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状况的形成,源于20世纪初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模式被大量引入我国。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体系建立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教育体系的影响,一些教材和教学内容来源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尽管中国社会工作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但这些经验在理论构建方面的应用较少。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于中国化进程中,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探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挖掘和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工作理论资源,同时有学者探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尝试。还有一些学者立足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特别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新问题新实践开展系统全面研究,形成和发展新型社会工作理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要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创新,角色和职责更加广泛和多样化。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社会工作能更好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社会工作理论应像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解决好现有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求不适应的问题。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面对社会工作的新要求,现有的社会工作理论在满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不适应。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强调个体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不完全契合。来自西方或者直译西方的理论在解释和面对中国社会问题时,往往缺乏足够的情境化考虑,容易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不适应性和缺乏实效性的情况。

现有社会工作理论与建设中华文明的要求存在不适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临诸多社会问题和发展挑战,需要社会工作理论不断创新发展,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构建适应新时代社会工作要求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

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直面现实问题,避免简单套用既有理论框架,以增强其容纳性和概括性。创新社会工作理论需立足中国实际,在科学知识生产范式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和方法,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同时要坚持经验要素的可复制性,使其能够在诸多领域被推广借鉴。推动经验和案例开放共享,各地在开展社会工作过程中积累大量经验,形成诸多案例,但开放共享程度仍较为不足,需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案例和经验利用效率,推动社会工作理论不断创新。

建设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要循序渐进。在创新社会工作理论过程中,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刻理解问题的背景、成因及其影响,找到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形成实事求是的理论阐释。总结成功与失败案例,分析其共性与差异,形成适用于类似问题的通用模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就是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实际出发,研究各地情况,发现不同特点,解决本地问题,发掘具体案例,在解剖案例基础上,逐步形成中国社会工作的一般理论。只有把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与各地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建立富有生命力的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特色文化丰富多彩。基于此,我国社会工作应将谋全局与谋一域结合起来,纵观全局和因地制宜。新时代社会工作理论构建必须处理好掌握全局与因地制宜、一般通论与模式分析之间的关系。同时,要建立案例库,记录各地各部门开展社会治理的方法和技巧,建立成功经验和案例知识库,以便在遇到相似问题时快速查找解决问题的思路。

基于社会实践构建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四梁八柱”。社会工作千头万绪,需要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者立足实际,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为例,一是增强社会组织凝聚力。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党员与群众之间建立紧密联系,增强社会组织的凝聚力,提升党员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二是推动居民社会参与。鼓励党员和群众积极参与基层组织决策,尊重人民群众意见,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三是开展社区服务。通过运用系统理论,设计和实施社区综合性服务项目,聚焦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与帮助,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有效性。四是危机干预与应急管理。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运用危机干预理论,作出快速响应,组织党员群众参与应急救援,提供心理支持和实际生活救援,提升基层组织的应急管理能力。五是数字化工具应用。利用企业微信等数字化平台,建立基层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实时沟通渠道,提升信息传递速度,提高反馈效率,确保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高效开展。

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工作实践,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识体系。一方面,搭建好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四梁”。一是理论框架。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架构。二是价值体系。融汇党的群众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仁爱思想,构建具有现代文明内涵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伦理规范。三是知识体系。这包括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对象的微观知识体系、社会工作环境的宏观知识体系,努力使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四是方法体系。不断完善从经典案例、实践经验中提炼有效工作技能的机制,鼓励社会工作者对自身实践进行反思性研究。

另一方面,搭建好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八柱”。一是人才培养。培养能够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应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二是实地创新。在社会工作各领域,如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方面,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促进新兴领域健康发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三是政策支持。各级社会工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为社会工作的实践指明方向并提供体制机制支持,促进社会工作健康发展。四是资源整合。形成党政、企业、社会等多方协同的资源供给机制,提高社会工作的资源利用效率。五是科研支持。加强社会工作领域的科研投入,推动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探索新时代社会工作新方法。六是社会服务。用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的知识解决各种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七是社会参与。完善社会动员体制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形成新时代全民参与的社会工作新局面。八是加强国际交流。在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同时,加强与国际社会工作领域的对话,不断提升中国社会工作的国际影响力。

完善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体制机制。建立“新时代社会工作研究基地”,推动理论创新。在有条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新时代社会工作研究基地”,推动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创新。设立地方性的研究机构并不等于说不要中央级的研究机构。相反的,由于地方性机构的成立,更需要中央级机构来加以指导。努力使“新时代社会工作研究基地”成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前沿阵地。

设立专项研究经费支持各类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项目以及学术交流活动。配备完善、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图书资料,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与企业、协会、商会、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社会工作实务培训和项目合作。围绕当前社会工作的中心任务,开设前沿性社会工作课程,提升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务技能。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拓宽学生国际视野。定期开展对“新时代社会工作研究基地”的评估,及时总结经验,根据评估结果调整优化建设方案,确保基地健康可持续发展。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推动社会工作理论创新与发展,不断提升社会工作专业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培养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高端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创新精神的高端社会工作领军人才,提高人才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以更好地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高端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应具备领导力和管理能力,引领团队和社会组织高效运作社会工作项目,使其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提升职业道德水平,树立行业标杆。开设社会工作理论课程,涵盖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等多学科知识。提供管理培训和领导力发展课程,提升人才团队管理和项目管理能力,培养一批理论深厚、实务精湛、领导力强的高端社会工作领军人才,提升社会服务质量和水平。

编写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教材。教材不仅要系统阐述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方法,更要充分体现中国社会的独特背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既具国际视野,又彰显中国特色。深入挖掘和梳理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资源,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例如,借鉴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和谐观念,将其融入社会工作服务宗旨,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教材应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如信访工作、基层治理等,聚焦现实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社会工作方法和策略。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经验总结,使学生更好理解和运用社会工作理论,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难题。教材编写需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强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培养。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向纵深推进,科学技术在生产和生活领域日益普及,社会工作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技术整合的特点,社会工作理论必须与时俱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落实好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必须把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摆在突出位置。从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制度和体系建设摆在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的认识不断深化,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探索不断推进。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对此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直接影响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实践效能。社会工作者作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桥梁,既是民生需求的感知触角,又是多方主体协同的纽带,其专业能力建设成为突破治理瓶颈的关键。通过打造高素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能够更精准地识别社会矛盾、更有效地整合治理资源、更专业地提供公共服务。当前,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可以从四个方面系统推进。

其一,健全职业资格认证与继续教育体系。可以建立分层分类的职业资格框架,将社会工作专业资质纳入公共服务岗位准入标准,同时推动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职业能力标准衔接,构建“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实践督导”全链条培养机制,为社会工作人才提供系统、专业的培养路径。其二,强化政治引领。可以通过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职业道德教育等方式,培养社会工作者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确保其服务实践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三,创新人才使用与激励机制。可以在基层社区探索“社工+志愿者+网格员”协同治理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制运作等方式拓宽职业发展空间;建立差异化薪酬体系,将专业资质、服务绩效与职称晋升挂钩,吸引优秀人才向基层流动,激发社会工作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其四,提升政策参与能力。可以依托高校、智库建立社会工作政策研究院,组织资深从业者参与立法调研、标准制定,推动专业经验向制度成果转化,使社会工作者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的“思想库”与“实践者”。通过上述举措,可打造一支既懂专业又通政策、既善服务又精治理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支撑。

完善社会治理效果评估机制,提升治理效能。社会治理效果评估作为检验治理效能、优化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环节。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效果评估机制仍存在指标单一化、过程形式化等问题。个别地方过度依赖经济指标或满意度测评,忽视对治理过程公平性、参与主体获得感的考量。要破解这一困境,亟需构建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相适配的评估体系,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结果双维评估”,将治理参与度、协商充分性等过程性指标纳入评估框架;从“技术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在评估指标中嵌入社会公平、人文关怀等价值维度。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系统推进。

其一,构建“三维一体”的评估框架,实现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一维是“制度执行力”,重点评估政策落实、资源整合、风险防控等能力;二维是“公众参与度”,可以通过参与式预算、社区协商等机制,量化居民参与质量;三维是“社会公平感”,可以引入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度等指标,反映治理成果分配的均衡性。例如,浙江省在“最多跑一次”改革评估中,通过大数据分析群众办事轨迹,倒逼政府部门优化流程。其二,创新公众参与模式,实现全过程评估。可以建立“需求表达—过程监督—结果反馈”的闭环机制,如上海市通过“社区云”平台,让居民实时参与治理项目决策与监督;培育第三方评估主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机构,确保评估独立性。其三,强化评估结果的刚性约束,构建“评估—问责—改进”的治理闭环。可以将评估结果与干部考核、财政转移支付挂钩,形成倒逼机制;推动评估数据开放共享,鼓励学术机构开展二次分析,为政策优化提供智力支持,确保评估结果能够真正转化为改进社会治理的实际行动。

发挥人工智能优势,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目前,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题、新任务。人工智能技术以迭代和颠覆式的方式迅猛发展,其宏大叙事已经超越以往简单的风险管控逻辑。这就要求我们建构“技术发展+技术监管+社会调适+文明演进”的综合治理架构和制度体系,借助技术防范手段、强化制度韧性以及推动文明进步,有效化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对人类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要明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面临的真正挑战,并非是机器能否超越人类智能或替代人类,而在于人类能否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坚守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守护人类文明的底色。要把算法社会的演进,转化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新契机,让人工智能技术在人类文明智慧的照耀下,朝着技术向善的方向不断前行,持续造福人类。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多学科综合、高度复杂等特性,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明演进”的模式,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随着DeepSeek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正快速嵌入社会工作体制机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人民生活品质提升。在这场技术创新与社会治理的共振中,社会治理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范式变革:算法与规范相互交织、智能决策与透明性产生碰撞、技术创新与潜在风险发生冲突,构成社会治理的多重张力。在公共安全领域,通过图像识别、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对社会治安状况的实时监测与预警,提高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在城市治理方面,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智慧城市,实现对城市运行状态的精确把控与精细化治理,提高城市治理的效率与质量;在公共服务领域,人工智能技术为卫生、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带来新的模式与体验,增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便捷性与精准性。

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社会治理提供诸多优势,如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提升治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等。然而,人工智能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如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算法偏见及公平性、技术伦理与社会责任问题等。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迭代和颠覆式发展,需要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指引,构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对话机制,弥合不同群体的认知差异。例如,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社会焦虑”,应构建“技术认知提升+社会责任共担+公共价值共识”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化解因技术不确定性造成的公众疑虑;构建科学认知普及体系,打破传播中的信息茧房束缚;提高人工智能决策的透明度,鼓励公众参与,使公众能够通过便捷方式查看人工智能参与情况。这种治理范式的探索,不仅会为技术社会转型提供中国方案,也能够在人类文明维度上贡献化解技术焦虑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这深刻揭示了社会治理制度完善的内在逻辑,即要通过民生事业的纵深发展实现社会治理效能的迭代升级。通过发展民生事业、保障民生权益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本质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及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只有构建起更加成熟定型、与时俱进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才能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确保社会稳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11月7日。

②《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全国发展大局作贡献》,《人民日报》,2025年3月6日。

③《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人民日报》,2020年7月1日。

④《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⑤《费孝通全集》第九卷,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

责编/孙渴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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