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热烈祝贺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创办的刊物《国家治理》十周岁！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今天，召开这个座谈会，格外有意义。不久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决定新建国家治理教研部，创办《国家治理研究》杂志。大家都重视国家治理，不是偶然的，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
历史告诉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要完成的时代使命。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和执政党建设遇到的时代课题，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这个总目标，十年后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坚持这个总目标，并且强调要在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十年前，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以极大的政治敏锐，在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创办了《国家治理》。十年来，《国家治理》为研究和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的重要论述做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现在，需要我们进一步回答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二是为什么要把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同推动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联系起来提出来？回答这“两个为什么”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也是《国家治理》杂志的任务。
我们记得，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以非常鲜明的语言宣示“改革开放再出发”，并且强调要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当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使我们懂得了我们要啃的“硬骨头”和要涉足的“险滩”，就是：“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以后，始终扭住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这条主线不放松。一直到这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依然坚持不变。在实践上，这十年围绕“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机构改革，做了一篇又一篇大文章。完全可以说，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特点。现在，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回答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什么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什么要始终扭住“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条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不放松。我们应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这个问题讲深讲透，进一步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也是《国家治理》杂志的任务。
尤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强调“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的时候，引人注目地提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我们都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现在，我们党把“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联系在一起提出来。显然，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怎么理解这一问题？怎么阐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怎么讲清楚这“三个相适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毫无疑问，回答好这一问题，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同样，这也是《国家治理》杂志的任务。
还有一个问题，在回答这“两个为什么”时，有一个基础性问题也要回答。我们知道，“治理”这个概念，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在20世纪9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1989年，世界银行在描述非洲情况时，首次提出“治理危机”这一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后，“治理”这一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强调的是怎么通过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协调和缓和社会矛盾。但是，实践告诉我们，西方的治理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的经验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三者有机结合，“良性互动”，才是中国有效的治理之道。
我们要高度重视自己创造的国家治理经验。举个例子，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视察。他在上海杨浦滨江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上海虹桥街道提出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显然，总书记这次上海之行，是用实例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我们中国的治理之道。特别是，我们在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创造性探索和创新性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独特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这一中国式民主中，人民群众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和在国家治理、经济和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各个层面都能够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地参与。这样的经验，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国家治理》杂志也应该重视。因此，我们强调“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必须充分重视我们自己创造的好经验，形成我们自己的国家治理理论。
总之，我希望《国家治理》杂志能够在十年创刊办刊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回答好这“两个为什么”作出我们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