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理念有中国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合”思想，推崇“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传统理念注重“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天下为公”“天人合一”。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就是传承中国文化传统，从共同福祉出发，乡村个体、农村关联组织等增强共识，加强合作，基于相似的价值认同，基于互动协商权责对等的原则，基于解决社会问题、回应治理需求的共同目标，自觉形成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且关系稳定的乡村治理群体。这种乡村治理群体能够为乡村治理注入新的动能。
共同体为乡村治理注入紧密的感情联系。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成员是具有身份认同和感情联系的参与者，乡村治理共同体将为乡村治理注入紧密的感情联系。感情维系是人类社会各种群体发展的重要基础。乡村是乡村个体和关联组织共同活动的空间。感情因素在乡村空间能够发挥粘合剂和润滑剂作用。丰富的群体情感体验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乡村治理是对乡村内各主体关系及公共事务的治理。乡村各主体在治理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以共识为基础，以合作加强互动，能够互相认同，形成共同目标、价值认同和群体文化，产生紧密的感情联系。对共同体有感情的乡村治理各主体，归属感强烈，群体认同坚定，群体活动参与活跃度高，相互之间关系稳定融洽。暖心的感情联系可以激发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乡村治理的人际障碍和冲突，不断缓和消解矛盾对立，提高达成治理任务共识与决策意见的效率，降低乡村治理成本，提升乡村治理效率与效果，利于实现治理的有效目标。
共同体为乡村治理注入相似的价值认同。乡村治理共同体将为乡村治理注入相似的价值认同。价值认同是人们将某类价值观念在内心接受、在行为上遵循的社会心理行为过程，是一个连续推进的过程，对价值观念由外到内进行认知和体察，经由情感接受，到意志贯通，再到行为贯彻落实。以价值认同为基础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紧密的感情联系使村民等主体对乡村治理共同体产生感情上的归属感，而价值认同则是村民等主体对乡村治理共同体产生意识上的归属感。价值认同利于乡村各主体在乡村治理目标上达成一致，在治理方式方法上形成共识，在治理举措上形成合力，在治理实践上提升效率和效果。我国乡村治理从传统的人民公社模式、乡政村治模式进入新时代的“三治”结合模式（吕德文，2019），价值认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共同体为乡村治理注入一致的目标追求。一个组织的力量来自于共同的目标追求。国家发展如此，社区治理亦如此。形成共同体的社区，成员能够为共同的发展目标、治理目标而奋斗，促进社区治理从无序走向良治，促进社区从衰败停滞走向发展和繁荣。形成目标是聚焦的过程，是共同体建立制度规范、合理配置资源、谋划治理活动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诸多现代性要素对乡村治理形成挑战，农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愈益凸显，农民和各类组织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机制多元化，乡村社区的户籍人口和其他参与者成分多元，目标很难达成一致，致使乡村治理的传统社会基础消解，乡村社会整合能力减弱，传统乡村秩序无法维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解决这一挑战和问题的有效对策。共同体在乡村治理上追求的共同目标是为乡村社区建立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在人的精神思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领域不断优化乡村治理水平。面对乡村发展的不同层次和状况，乡村治理的目标体现两个原则，一个是要遵循因地制宜原则，二是要遵循循序渐进原则。要与乡村发展现状和实情相吻合，并根据乡村发展的阶段不断完善和提高，最终指向建设更富强、更文明、更民主、更和谐、更美丽乡村的高等级目标。
共同体为乡村治理注入协同的行动参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在权责一致基础上的有效互动，为乡村治理注入协同的行动参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清晰地传递出如下信号：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将迈向政府、公众和各类社会组织等主体共同治理的新局面。共同治理，意味着社会组织、广大民众等主体，与党和政府共同承担社会治理责任，共同享有社会治理成果。在乡村治理领域，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村民、其他参与者等与党和政府要共同开展乡村治理的实践，包括共同规划乡村治理的目标，共同设计乡村治理的政策和规章，共同探索乡村治理的工具，执行参与乡村治理的各项任务，共同评估乡村治理的成效并开展有效反馈。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立和完善，使乡村治理参与者形成共识，大家遵循共同的约定，协同推进治理实践，为达到乡村治理目标，付诸协同的行动参与，推动乡村实现有效治理，这个过程即所谓人心齐、行动同、村善治。
【本文作者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AZD035）、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10-IAED-04-202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