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形式追随功能”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历经百年，面临了多次挑战；建筑形式的发展在后现代、解构、地方性、参数化和生态化多重影响下，不断获得新的动力。在信息化和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形式追随共享成为可能。在世界范围，共享对建筑的影响清晰可见；在中国，共享建筑尤其活跃，实例丰富。共享对建筑形式的影响是：模糊内外边界，延伸线性空间，增强透明性，重组公共与私密。
【关键词】形式 共享 建筑 表达 当代
【中图分类号】TU2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4.004
从维特鲁威的“实用、坚固、美观”三原则，到普利茨克奖牌上镌刻的“实用、坚固、愉悦”三个词，到我国目前提倡的“实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四原则，建筑的评价要素总是由技术、艺术和人文几个方面相结合的。而建筑的形式，对人们具有最直观的影响，也往往是建筑师在设计创作中最富有挑战的工作。建筑形式从哪里来？不同的时代影响形式的主要动力是什么？这始终是建筑学界不断探究的两个问题。进入新世纪，共享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建筑的共享使用的方式，为建筑形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
现代主义“形式追随功能”的核心思想及其不断面临的挑战
现代主义的宣言。从1919年包豪斯学校（Bauhaus, 1919～1933，魏玛-德绍-柏林）建立到今天，已过100年。包豪斯的建立是现代主义建筑（Modernism）在组织机构上、设计实践上和建筑教育上的一次大集结，同时还伴生了由包豪斯校长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设计的极具标志性的包豪斯校舍（1926，图1），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象征。[1]虽然现代主义的构成是丰富多彩的，不局限于德国，更不只是有包豪斯，但包豪斯无疑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这100年的历程也正是现代主义建筑发展壮大，进而影响了全世界建筑进程的100年。
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归结起来有几句著名的宣言。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的“走向新建筑（法文：Vers une architecture）”[2]，“房屋是居住的机器（A house is a machine to live in）”[3]；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的“少就是多（Less is more）”，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 1870-1933）的“装饰就是罪恶（Decoration or Crime）”[4]，但最出名的当属沙利文（Louis Sulliven, 1856-1924）“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5]。此后，现代主义建筑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称为“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建筑形式由此与建造和使用紧密结合，不再屈从于“立面（facade）”的范式。
传播与争论：形式追随多元。“形式追随功能”的建筑思想在百年之中一直面临挑战。起初，折衷主义对传统和雅致的追求一直在与现代主义的激进相抗衡。在20世纪30年代，包豪斯受德国纳粹的迫害而被迫关闭，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师被迫流亡他乡。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随着格罗皮乌斯入主哈佛大学建筑学院、密斯入主伊利诺伊工学院建筑学院，现代主义建筑在美洲大陆加速传播；而二战以后的欧洲重建也给了现代主义建筑最大的实践机遇，例如柏林的“国际建筑”（Inter Bau）项目（1957，图2）和“格罗皮乌斯城”成为形式追随功能的实物诠释，激发了世界范围内对功能主义的模仿。现代主义建筑也因为世界范围内几无差别的传播，被称为“国际式”（international style）。
与此同时，对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质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以20世纪60年代后期直到80年代前期最甚，后现代主义建筑流派（Post Modernism）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美国建筑家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 1925-2018）提出了“形式产生功能（Form produces function）”，强调建筑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图3）[6]；而现代主义早期的门徒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 1906-2005）反戈一击，提出了“形式追随形式（Form follows form）”[7]。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这样的：宣称“现代主义建筑已死”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们在20世纪80年代占据了话语权的上风，而现代主义建筑依然以量大面广的方式在世界各地传播。随之，解构主义（图4）、地域主义（图5）、参数化设计（图6）等各种流派风格不断呈现，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与“形式追随功能”进行辩驳的“形式追随多元”的观点。因为功能主义和国际式带来的“千篇一律”和“廉价的复制”，已经严重影响了建筑形式的创新和发展，建筑形式需要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形式追随生态。从20世纪70年代起，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带来的生态反思促使生态建筑、绿色建筑成为建筑师们广泛关注的内容。被动房（Passive house）、零能耗（Zero-energy）、太阳能房（Solar house）、垂直绿化等越来越多的生态理念和绿色技术被广泛应用。很快人们发现，生态和绿色不仅是技术的填充，更是建筑形式的新动力，形式开始追随生态（Form follows ECO）[8]。
随着生态意识的普及和生态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完善，技术先进成熟、生态和社会效益俱佳的生态节能建筑实例不胜枚举。德国建筑师洛夫·迪西（Rolf Disch）设计的“正能源建筑（positive energy）”向日葵住宅（Heliotrope, 1994）惊世骇俗，产生了新一代的机器美学；意大利建筑师斯特法诺·博埃里（Stefano Boeri）设计的米兰垂直森林（Bosco Verticale, 2014）在现代主义建筑的底板上加载了新的生态形式（图7）；获得普利茨克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澍的代表作宁波博物馆虽然被归为地域主义的方向，但其形式和材料上大量运用回收旧砖瓦，成为生态建筑的同道（图8）；而石上纯也（Junya Ishigami）用“自由建筑（Freeing Architecture）”的理念，形成了自然与人工交织的新的形式语言（图9）。
我们可以感觉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对建筑形式的影响越来越普遍，但其影响的力度却在逐步减弱。相比二十年前，最活跃的建筑师们提及生态的频次在下降，而关注社会的兴趣在加强。
“形式追随共享”初见端倪
共享概念早已有之。对于城市来说，不论是防御的“城”还是交易的“市”，共享本来就是一个基本的属性，而公共建筑本身是带有共享的性质。共享可以分为全民共享、让渡共享和群共享[9]，后者是在进入新世纪，个人信息移动终端普及后得到广泛的发展。随着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发展，闲置资源、使用权、连接、信息、流动性等要素在建筑的使用和设计中被关注，建筑的共享开始改变建筑的形式。
共享建筑形式的先声。美国建筑师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可以被看作是共享建筑形式的先声，他创作的诸多中庭空间（Atrium）一改单纯的“形式追随功能”，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共享空间。这些空间可以说是功能复合的，但又超越了多功能（图10）。在德国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建筑师斯特林（James Stirling）针对城市坡地，创造性地把美术馆中间的屋顶空间让给了路人，通过坡道、台阶、庭院为不买票路过美术馆的人们创造了丰富的共享空间，改变了建筑的“内和外”（图11）。这两位建筑师的实践，改变了建筑的内和外，为后来的共享建筑形式的发展，写下了一个很好的开头。
共享的基础。“共享”的意识早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便已经出现，人民共有社会资源共同生产。[10]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启蒙时期私有财产逐渐合法化，而乌托邦的理想将“共享”精神重新带回社会实践与生活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私人为主导的自我意识一直存在于农耕文明的差序格局中[11]，从自身出发的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共享思维很难立足。商品社会孕育了消费文化，生产-消费关系的转变构成了当今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共享作为后现代的片段，具有高度系统性、高度复杂性和经济社会性。共享经济背景下，传统价值体系和秩序原则消融[12]，古典的内部与外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日常生活与宏大叙事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13]，分析共享时代建筑学的特征从传统的建筑学本体转向多义的社会范畴。
文化作为城市复兴的驱动力，成为城市复苏的重要手段，共享不仅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同时也是应对社会危机与矛盾的策略。门胁耕三将“共享”看作是经济危机后的反思，是社会重组的催化剂：“社会的萎缩等同于零件的缩小，零件缩小造成组件之间出现空隙，造成机械的空转和无功。作为应对，需要赋予城市的‘零件’多重的功能，再连接上新的网络，从而阻止机械的空转。承担着多重角色的零部件被不同的主体利用，这种动态即为‘共享’。”[14]
在数字信息和能源绿色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新的商业、生产与技术模式有可能孕育出突破原先功能、绿色及立面形式等既有建筑准则的新秩序，从而造就共享、包容的设计策略，引领新的建筑思潮。
共享的世界案例。世界范围内以共享为驱动的案例不断涌现，不同的建筑类型根据原有功能特点进行分化，建筑的形式也由于共享的出现逐渐发生变化。
纽约的口袋公园为小尺度的城市开放空间，以斑块的形式散落在城市各处，为市民提供了共享的绿地与运动场所（图12a）。
同样位于纽约的曼哈顿西侧的高线公园（The High Line, 1930）则是将废弃的高架铁路改造成为一个城市公园（图12b）。以一系列有特色的序列空间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塑造出一个线性的开放共享空间，并创造独特的漫步体验及城市景观视角。
1995年，多米尼克·佩罗（Dominique Perrault）设计的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新馆落成。其底层架高的平台成为让渡给城市的共享空间，四栋L型塔楼寓意翻开的书本，共同围合塑造广场的场所感。连续的台阶从城市道路斜向延伸，与抬起的广场衔接形成连续的水平界面，并将图书馆底层的屋顶纳入城市空间（图12c）。
费城海军码头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转向以产业为主的多功能混合新城。2004年第一个总体规划由罗伯特·斯特恩事务所（Robert A. M. Stern Architects）提出[15]，工业遗存成为共享的新对象，并产生新的全民共享的功能混合空间（图12d）。
柏林的比基尼市场（Bikini Berlin, 2014）作为更新中的重要组成，将动物园与商业结合成为新的城市综合体，屋顶的共享平台成为俯瞰动物园的新场所，创造出类型独特的共享空间。建筑物内部的线形空间及流动空间成为塑造共享空间的方式，共享空间的立面显现也成为共享建筑的新特点（图12e）。
在国外案例当中公共建筑与城市空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公共与私密的混合重组使得全民共享与让渡共享变得自然。
位于哥本哈根的8字住宅（8 Tallet，2009）由BIG建筑事务所设计，通过将原有的联排住宅架起，由坡道串联形成连续的共享街道空间（图12f）。
OMA设计的康奈尔大学建筑艺术和规划学院的米尔斯坦大厅（Milstein Hall，2011）创造了一个连续室内空间，将学院的四个风格迥异的老建筑联系起来。通过在混合桁架结构与大尺度流动空间中置入工作空间、画廊空间、交流空间及礼堂，形成校园内部充满可能性的共享空间（图12g）。
鹿特丹的市场之家（Markthal Rotterdam，2014）采用富有张力的巨大拱形体量置入公寓功能，覆盖创造出尺度惊人的共享空间，提供了餐饮、市场零售等功能，并外化在立面上（图12h）。
共享建筑在中国。共享建筑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建筑空间的全民共享与让渡共享在中国城市与建筑层面成为一种新的设计趋势，并与信息化时代下发展的移动支付等有着紧密的结合。
深圳建科院大厦（2005～2009）以U字形布局在内部创造出多个通高的共享空间（图13a）。[16]
上海800秀创意园（2009）将静安区的老厂房进行改造成为举办展览的秀场，为城市提供了一个共享的多功能空间（图13b）。
成都的西村大院（2015）以多层建筑三面围合的布局，架起的步道伸入庭院内划分出三片运动场地，并在北侧设置了直达屋顶的共享坡道，成为社区居民漫步运动的新路径（图13c）。
北京杂院改造与共享桌子通过合院内的桌子将院子对四户人家进行柔性分隔，并保留了共享的可能性（图13d）。
吉林松花湖新青年公社（2017）则是通过取消独立厨房与起居，减小居室单元面积，在共享层置入公共的厨房起居等空间，形成互动交往的青年共享社区（图13e）。
吉安夏木塘“趣村”（2018）为UED主办的建造大赛，为村民们提供了多个具有共享意义的社区小品及配套设施（图13f）。
此外，在中国还出现了有趣的“群共享”的方式。
伴随着互联网的传播，秦皇岛阿那亚海边图书馆（2015）成为群共享的活动场所（图13g）。
建筑师王俊锋将上海家中的客厅改造成一个可以互动交流的场所，命名为“寂寞客厅”。客厅内举办半公开的学术研讨会，使得有共同学术兴趣、爱好的人相聚在这一共享客厅（图13h）。
上海“好处”（Meet Best）以共享客厅为理念，在全市范围内选取有特点的建筑进行改造，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提供客厅的分时共享，并可以提供如轻餐、饮料、主题布置等一定程度的额外服务，激活了原本闲置的城市空间，也重组了空间原有的公共与私密（图13i）。
形式变化的期待
共享的出现，尤其是让渡共享、群共享的发展，使得人与人、人与建筑、建筑与城市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与互动，建筑的形式语言由此产生了新的变化与可能。
内外边界的模糊。全民共享，尤其是让渡共享的发展，让建筑内外之间的边界开始模糊。不少传统上属于建筑内外分界面的空间，如屋顶、外墙、入口玄关，等等，开始出现面向城市生活互动、开放、共享的形式语言。
由斯诺赫塔事务所（Snohetta）设计的奥斯陆歌剧院为了打破艺术与日常生活交汇的界限，通过横向延伸而非垂直度铺设出的通往面向建筑顶部的斜坡，实现最广义的开放。建筑连接了城市和峡湾、城市和景观。人们可以看到大楼内的活动：芭蕾排练、街道层的工作室；屋内的人也可以看到城市的互动：步行在屋顶斜面试图向内观望的游客、翩翩起舞的舞者。室内外的界面在这里开始模糊、交融（图14）。斯诺赫塔与华东建筑设计总院共同承担的上海大歌剧院，在屋顶上也有类似处理，既像展开的扇面、舞动的裙摆，同时与地面形成螺旋形大台阶，使得屋顶成为面向公众24小时开放的舞台和聚会场所（图15）。
类似这种模糊建筑内外边界的案例还有新加坡社区中心综合医院大楼，以折线坡道的形式将屋顶与地面通过垂直绿化联系起来（图16）；张永和的吉首美术馆以“桥”的形式，把美术馆开到市民家门口（图17）；赫尔辛基中心图书馆以两个巨大的、跨度超过100米的钢拱支撑，创造出完全没有立柱的公共入口空间，将城镇广场延伸进室内，每天都向所有人开放（图18）。
线性空间的延展。共享的出现，使得传统单调、乏味的线性空间在功能、使用和体验上产生更多的可能性，从而使得线性空间本身得到极大的延展，形成了共享时代下独具特色的形式语言和空间体验。
日本建筑师坂茂为瑞士斯沃琪（Swatch）设计的总部大楼，除常规的工作卡座外，整个建筑分布着各种公共区域：自助餐厅、不同间隔之间的小休息区，独立设置的“壁龛小屋”，层层退台的开放办公。丰富的内部体验，使得全长240米，宽35米的廊道空间的存在更具有合理性（图19）。
线性空间的延展同时会激发沿线的点面空间，从而形成更有“厚度”的线性体验。纽约高线公园本是废弃铁路改造而来的城市线性公园（图20），然而公园与城市之间丰富的交往界面，触发沿线新建建筑在面向公园一侧创造性地采取不同形式、不同手法的空间处理。例如，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的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在高层区的连续挑空退让的平台（图21）；甘建筑工作室（Studio Gang）设计的“纽约第十大道40号塔楼”，顺应阳光切线形成面向高线“上宽下窄”的折角雕塑立面（图22）；BIG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住宅综合体，采取从裙楼“分裂”旋转上升的双子塔楼形式（图23）；Diller Scofidio＋Renfro建筑事务所设计的The Shed文化中心，则在面向公园方向，以乙烯四氟乙烯（ETFE）制成半透明、可移动的“靠垫”顶棚，引入更多的艺术展览和表演空间（图24）。由高线公园所带动激发的建筑单体设计，在住客与游客之间制造更加丰富的呼应与对答，塑造了前所未有的线性城市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