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过去改朝换代，都要寻找一种对“天命”的解释，即谁真正奉天承运，谁是在延续“三皇五帝”以来的正统皇祚，谁是所谓的“真命天子”。近代，中国遇到西方文化，就有了新的参照，从而出现了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的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农村的自然经济，我们民族作为整体是已经见到了工业社会的“农民”，带着对欧美不情愿的羡慕心情来思考中国的变化。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变化，而且是各种形态的社会要素、问题和矛盾同时叠加存在。例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左的、右的、保守的、现代的、后现代的；阶层分化后的利益多元化，思想和价值观也随之出现分化。这些要素、问题和矛盾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实中国。人们对中国的路应该怎么走，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方案，而且不同方案之间似乎都采取难以妥协的刚性面目出现，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和对立的趋势不仅难以化解，可以说经常是暗潮涌动，不时就出现一些“冒泡”现象，这就是所谓“维稳”的负担。为此，一方面，中国早就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十八大之后就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后又在五中全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图用最大公约数，团结全体中国人民，集中精力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另一方面，则提出全面依法治国，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实际上，中国近几十年发展相对顺利，正是因为其既逐渐变革了自己僵硬的文化模式，从而获得了汲取其他文化资源的能力，也变革了自己极端意识形态的形式，使中国可以跳出意识形态划界的限制，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做生意，并且在经济贸易交往中逐渐激发了技术和社会组织机制的创新欲望和能力。中国人带着仰视的眼光与欧美人打交道，但却逐渐掌握了商业上的自主权，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获得了某种优势地位，就此而言，我们自己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自觉。我们往往以欧洲的标准为标准，以美国的准则为准则。我们有钱了，却没有高贵的气质，中国许多商家往往雇佣一些金发碧眼的人来装点自己的门面。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或“历史的狡计”。当我们没有了历史自信的时候，当我们似乎缺乏自信的时候，我们却在构建着一个扩展的自我，并且在羡慕地借鉴学习他人的过程中，奋力地追赶并且超越着“他者”。我们现在提出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避免出现立足未稳就开始盲目地自信，从而又把自我的边界固定下来，丧失了变革自我、汲取各种资源、构建更大的自我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认为别人比自己好，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成为我们自己。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在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拓展的基础上，建立与所有文化相媲美的当代中国文化。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中华民族才能重新获得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自信和自尊。
反观西方，西方在最近几个世纪的成功中获得了空前的自信心。他们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典型的人类文明，其他文化都是某种不成熟或有缺陷的文化模式。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曾经迫使资本主义世界反思自己并且采取许多方式吸纳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政策，从而创造了战后西方世界的“繁荣”。由此，西方人就更加傲慢了，他们开始认为，只有西方的价值观才是普世的价值观，其他价值观都应该是被替代的。因此，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理想的制度，其他文化模式下的文明形态可能只具有人类学上多样性的博物价值。他们也认为，只有个人权利优先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优先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符合人性的合理选择，其他所有制度都是违背人性的安排或狂想。基于这种心理，西方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无礼，不再愿意倾听其他不同声音，对与自己不一致声音往往采取压制的态度，甚至采取赤裸裸的武力干预加以解决。长此以往，西方人就失去了向其他文化学习的意愿，甚至羞于向其他文化学习，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之后，随着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落下，西方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爆棚的地步。西方人认为，在逻辑上人类文明已经在西方社会形态中达到顶点并完成了，沉溺于“不战而胜”的得意洋洋和“历史终结”的白日梦之中。
不过，世界格局正经历结构性变化，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压缩着欧美在世界力量中所占有的份额。尤其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感受到自己绝对霸权瓦解的可能性，鉴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前景，美国开始对中国采取或明或暗的各种压制。奥巴马提出所谓“亚洲再平衡”，而特朗普正在寻找自己的对华策略。与之相对，中国反而显得更加具有理智，提出了中美之间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许多美国观察者也认识到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败的境遇。譬如，美国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就认为，“与北京对立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在当今世界，中国和美国都无法成为唯一的领导者。……如果美国试图抛弃中国单独行动，在这个世界上就难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今天的世界是极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美国的长期利益根本上在于深化与中国的关系，而不是为了战术利益去撕裂这种关系。”
无论如何，面对纷争的世界，我们必须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首先倡导理性精神。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布卢姆（PaulBloom）指出的：“理性是世界上许多重要事物——包括人类独有的重塑环境以追求更高目标的计划——的基础。”一旦失去理性，世界就可能陷于可怕的对立与冲突之中。其次要倡导合作共赢精神。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就是，“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只有大家都顺利发展，自己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只有共同发展，才有各国的发展。当然，我们还要推动人类文明更加人性化。面对世俗的社会生活，我们必须也有更高的发展目标，正像《易经》说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我们必须以构建和谐世界的美好理想，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