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对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做了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方案从总体要求、制度设计、实施步骤到具体政策等各个方面都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海南要切实增强思想和行动自觉，在实施方案中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对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做了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方案从总体要求、制度设计、实施步骤到具体政策等各个方面都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海南要切实增强思想和行动自觉，在实施方案中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日前，国务院印发《中国（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从2013年至今，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围为21个省份，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的战略框架。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不仅承担着全面深化改革与实施新一轮...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我国的自贸试验区建设已经从2013年的初期试点阶段进入到2020年全面推进阶段，自贸试验区版图也实现了从点到线、再从线到面的空间战略布局。从保税区到自贸试验区再到自贸港，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对标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探索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自设立以来，中国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试点经验推广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短板。面对国际经贸形势变化和全球治理秩序重构，以及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要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高地建设，在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发挥更大作用。
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至今，我国已成立21个国家级自贸试验区，按地理位置划分，可以分为10个沿海自贸试验区、8个内陆自贸试验区和3个沿边自贸试验区，形成全方位、有梯度的开放格局。由于地理位置及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沿海自贸试验区、内陆自贸试验区和沿边自贸试验区各自的发展模式和重点也不尽相同。
自由贸易试验区七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其发展呈现趋同化特征，制度创新碎片化、微创化，系统集成需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面临边际效用递减的困惑。尽管制度核心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共性目标，但并不意味着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要走趋同的道路。相反，在目前形势下，应立足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授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促进它们探索差异化发展之路。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大循环主动脉，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引擎作用。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先行者、排头兵，应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更好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成为集聚高端要素、汇集高端人才、培育高端产业的高水平开放平台；通过打通多式联运瓶颈，深化产业分工协作，加大金融创新开放力度，放大科技创新外溢效应，对标国际高水平贸易投资规则，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有机融合，打造国内大循环建设的重要连接点、国内国际大循环的核心交汇点。
海南自贸港产业发展具有独特的离岛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经济腹地等先天优势。海南在推动产业发展时，不仅要借鉴先进的国际发展经验，也要注重结合自身发展特性。海南在中高端制造业发展方面，可通过有效的政策支持，直接进阶到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路径；在现代服务业发展方面，应有效利用其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消费产业和医疗健康产业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不可避免。“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链接“双循环”的重要平台和关键节点，也是促进“双循环”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抓手和有力支撑。
我国的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融合发展，对于改善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促进中西部内陆地区走向对外开放的前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自贸试验区通过制度创新可以突破“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障碍、贸易壁垒和文化隔膜，增进“一带一路”国际经贸合作。如今，共建“一带一路”正进入到走深做细的发展阶段，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也要求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未来，自贸试验区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香港、新加坡、鹿特丹和迪拜等地依据自身优势，建立起各具特色的自贸港，为我国开展自贸港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我国在建设自贸港的过程中，除继续加强货物贸易和吸引外资的全面开放，还需着力于资金与人员开放政策的实施，即货币完全自由兑换和境外人员自由流动。此外，还应当注意保持制造业的一定比重，避免产业空心化，同时政府还要做好顶层设计。
“工具化干部”在工作中缺乏灵活性，思路僵化、落实虚化、创造弱化，原因在于，工作压力催生工具化倾向、“领导权威”助长工具化风气、避责心态引发工具化选择、能力不足需要工具化弥补、“铁饭碗”“零部件”心态塑造工具化认知、体制误读强化工具化自觉。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在日益复杂化的基层治理中，一些基层干部在工作中表现出生硬理解政策，机械执行政策的“工具化”倾向，这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也源于公共服务动机缺乏以及能力不足等。破解基层干部“工具化”倾向问题，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培养积极进取、敢于担当、善于工作的基层干部，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中的基层力量，是党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抓手，要发挥好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头雁效应”。在当前农村人财物仍将长期外流和内生秩序不足的情况下，切实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头雁效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为此，要从制度配置、机制建设、意见领袖、支持平台等方面构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头雁效应”的路径，完善和发展好农村基层党建，为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撑。
城市群是城市的未来，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当前，如何推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是我国面向高质量发展新时期的重中之重。提升我国都市圈协同发展水平，应深化区域产业协同集聚，延伸产业一体化网络组织，细化都市圈产业分工体系；加快构建现代都市圈的立体交通设施系统，提升区域的可进入性、通达性和出行衔接程度；遵循都市圈的时空结构演进规律，实现都市圈的良性循环与扩展，提升区域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
随着数据的累积，不同科技企业在数据资源的储备量上的差异愈加明显，数据垄断逐渐形成，并催生了“堰塞湖”，导致各企业间的数据难以互通，用户隐私泄露问题随之凸显。因此，通过有效的数据治理来缓解数据垄断形势、促进数据安全与公平的共享流通刻不容缓。一方面应完善当前的数据治理模式，发挥现有治理手段的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开拓透明化的数据治理框架，解决以数据垄断为主的数据伦理问题，构建健康有序的中国大数据生态。
乡村社会信任关系具有熟人社会的一般特性，因此在传统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矛盾纠纷的处置中，民间调解一直在发生作用。人民调解尊重民间调解习惯并将其作出现代性转化，实质上是将礼俗秩序与法律秩序结合起来。以人民调解的制度化形式介入乡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和谐和法治进步。
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带来了政府治理方式的革新，以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云平台”为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途径。充分发挥并利用好“云平台”的技术优势，创新政府治理手段、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更加凸显，要获得更多融资渠道，必须以科技创新作为重要抓手，争取政策性融资、信贷融资以及股权融资等多种融资途径的支持，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中小民营企业在疫情中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素质教育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保障，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一些农村地区，学校教育教学设施设备闲置，一些课程不能开齐或课时被压缩，艺体、外语、信息技术教师缺乏等问题突出。这既有农村宏观社会营生取向的原因，也有教育系统自身竞争环境与农村家庭文化资本供给的因素影响。为此，可建立教育资源配置全环节思维，提高教育关键影响人物的参与度，关注重点目标群体的针对性需求，补齐素质教育政策向农村学校教育实践转换过程中的短板，打通堵点，解决难点。
当前城乡教育之间存在着数字鸿沟，阻碍了乡村教育的健康发展。重塑乡村在线教育发展新生态，弥合城乡教育的数字鸿沟，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为有效弥合城乡在线教育的数字鸿沟，需厘清数字鸿沟的内涵，通过外部赋能与内生潜能形成教育合力，全面推动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
我国中间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表现出客观存在的阶层与人们对自己阶层地位的主观认知不一致现象。学者视野中的中产，强调的是非上非下的相对经济地位；大众概念中的中产，强调的是精英生活方式。“中”产与中“产”的分离，遵循着两套不同的评判依据、两条不同的认同逻辑和两种不同的诉求标准，并导致两类矛盾的认同现象。因此，如果清楚大众对两种身份代名词的理解，采用合适的测量方法，中产身份不认同现象就可能成为一个虚假命题。
我国公共资源人均占有量少，分布不均衡，对于停车来讲也是如此。在我国私家车数量迅猛增长、不少大中城市车位供不应求的现状下，如何解决停车困难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错时停车的应用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已逐渐在我国探索推广。然而，在实践中也出现不少问题。针对我国各地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状况，可通过制定明确实施办法、出台激励措施、建立信息平台等举措，推动错时停车更好发展。
近年来，我国汽车保有量持续提升，相应的报废车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诸多报废车辆并未依照程序流入报废车辆管理中心，而是被车主随意弃置，这既影响了城市容貌，也埋下了安全隐患。对此，应尽快明确相关立法、完善治理流程、优化管理服务，以法律手段治理“僵尸车”顽疾。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自贸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制度创新成果，为全国自贸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具有较高借鉴价值的样本，2020年7月29-31日，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贸促会、上海财经大学等单位的知名专家，对福建自贸区进行了专题调研。
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5年来聚焦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充分体现了自贸区建设“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根本目的，形成了自贸区建设的“福建样本”。人民论坛特邀专家实地调研福建自贸区，并对其谈谈有哪些创新与做法值得借鉴。 人民论坛：您对福建自贸区下一步的发展有何建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习近平总书记...
伴随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类新型财产类型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网络虚拟财产不仅牵涉个体、企业、其他组织等私主体的权益，同时还关系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仅具有较高的商业经济价值，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治理价值；不仅是国内发展的新动能、新业态、新产业，也是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客体和行为对象。故此，亟需不断升级和实时更新对网络虚拟财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改进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填补制度漏洞，强化制度供给，做好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治理和保护。
正确处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切断传染类疾病的传播途径，降低各类传染类疾病干扰我们人类正常社会生活的风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决定，对法律禁食野生动物范围进行了调整，标志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进入一个新时代。但是，野生动物保护效果最终还是取决于法律的实施，因此有必要分析目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若干制度创新的因应之道。
每一个代际的青年人都曾出现被污名化为“垮掉的一代”的情况。总结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被污名化为“垮掉的一代”的原因，既有宏观的时代性、社会性因素，也有微观的群体性、心理性因素，还有全球化的影响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在污名化的逆境中磨砺成才固然不是坏事，但青年人更需要有利于人生发展的社会环境。因此，我们应关心青年，支持广大青年建功立业，努力锻造中华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
“后浪”在成长中总是不可避免地被“前浪”贴上各种标签。这种贴标签现象，本质上是一种代际关系中的负面表现，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代际关系。要改变这种状况，既需要“前浪”以发展的眼光包容理解信任“后浪”，也需要“后浪”学会与“前浪”良性互动，同时还要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一章内容思辨晦涩、话题深奥抽象、逻辑关系错综复杂，直接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如果将思政课教学模式进行生活化转变，构建生活化的教学情境、凝练生活化的教学语言、采用生活化的教学方法、精选生活化的教学内容，则可以拓宽教学场域，有助于学生在生活化情境中把握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且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网络中的“吃瓜”舆论场已经成为公共议题讨论、公民社会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一道社会景观。社会情感传播和信息级联效是推动“吃瓜”舆论场形成与演化的两个底层因素；“吃瓜者”的围观行为衍生出社会参与、社会动员、内容生产及话题迁移、网络暴力和舆论审判等一系列次生影响，使舆论场变得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治理舆论危机应着眼三个层面：通过知识传播弥合参与者主体的“知识沟”，通过构建主体之间的对话机制达成多元共识，通过构建网络公共秩序的底层生态打造协同共生、有序参与的舆论空间。
5G技术不仅仅推动着经济产业结构的转换，也促使新闻传播业态和社会舆论生态发生深刻的变化。5G时代下，舆论主体更加多元复杂，舆论平台分散化、“圈层化”，舆论表达方式更为碎片化、情绪化，舆论传播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增加。对此，应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的舆论引导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探索社区网格化舆情管理模式，增强受众意识，讲究舆论引导策略，创新舆论引导新“范式”。
在移动互联时代，突发公共事件与网络舆情往往相伴共生，如何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期间积极引导舆情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突发公共事件中舆情引导的基本原则是信息发布及时公开和舆情引导态度开明；对信息的全方位管辖、对舆情引导的区分化管理、对负面舆情处理的人性化管控，是突发公共事件中舆情引导方式方法的一种创新；打好“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牌”、下好“自媒体主动传播棋”、用好“舆情法治惩戒大棒”，是突发公共事件中引导舆情形成良好传播效果的有效手段。
2020年是中欧关系的“大年”，双方安排了一系列高层会晤活动。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中美经贸摩擦成为影响中欧关系的重要因素。新冠肺炎疫情为中欧合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中欧之间相互援助和支持，在复工复产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擘画疫情后双方合作的蓝图。美国因素的干扰也让中欧关系发展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美欧在对华问题上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未来，中欧合作的机遇和潜力仍然巨大，欧洲寻求对华务实合作的动力依然强劲。
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并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中东地区长期变化趋势的一个代表性事件。中东地区国家间关系有三个比较突出的变化趋势，一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持续弱化，二是逊尼派国家和什叶派国家的对抗持续上升，三是围绕反对和支持穆兄会的斗争日益明显，这三个关系趋势都导向以色列地缘政治环境的实质改善。越来越多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将是大概率事件，传统意义上的阿以冲突将逐渐成为历史。
从美、墨、加三国区域合作的角度来看，“毒丸条款”对中国的直接影响较为有限，美国在短期内复制和推广“毒丸”具有一定难度；从中长期视角出发，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背景下，“毒丸条款”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中美双方在全球、区域、双边多个层面的博弈结果。作为美国的战略对手，中国理应重视其中出现的新变化，尤其需要从中长期视角出发，未雨绸缪，警惕和预防“毒丸条款”在美国其他贸易协定中的复制和扩散。
中国生态主义思潮围绕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找寻人的真实需要与树立健康生活方式、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和建构保证生物安全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其价值和意义在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当树立人类与自然有机联系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倡导生态法律法规和生态道德价值观建设并重的生态治理观和生态文明建设观，并在科技创新和科技生态化的基础上，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
随着网络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产业内部出现的“劣胜优汰”之“逆淘汰”现象逐渐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网络文化产业领域的“逆淘汰”，不仅导致有效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空间、高质量作品的发展空间以及原创者的发挥空间被挤占，也恶化了产业生态环境，对文化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打击。破解网络文化产业“逆淘汰”难题，需要从行业自律、消费者素养、价值引领等多方面发力，在文化生产中更加注重品质的提升和内容的优化，使网络文化环境得到净化。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乡村短视频成为人们在繁忙日程中得以休息放松的港湾。用户情感需求以及信息需求的满足是乡村短视频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乡村内容生产者通过短视频展示乡村文化，从而获得身份认同以及经济效益，并且展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未来，乡村短视频将从生活展示转向产业发展，探索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构建产品营销全产业链，逐渐实现向各类服务业和相关配套产业的延伸，不断开拓乡村短视频发展的新局面。
智媒体是指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构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全流程的媒体，是社会进步、技术革新、媒体升级的产物。推动我国智媒体可持续发展，需要紧抓内容、技术、管理、创新四个环节，坚持与时俱进、保障权益、系统合作三大原则，夯实智媒体布局的理论基础，凸显智媒体特色，面向全产业搭建智能平台。
宋代实行佑文政策，改革和完善科举制，确立文官政治，士大夫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形成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士大夫的主体意识与进取精神不断强化。宋代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使士大夫在进取意识之外又多了沉重的忧患意识，激励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塑造了宋代士大夫勤政爱民、重义轻利、清正廉明的从政精神，对宋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