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型官员重音在“力”
政府官员善用网络新媒体，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增强互动、促使民众支持其施政，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将粉丝数量作为“魅力”的表现，则显得太过肤浅。中国官场确实需要魅力型官员。然而，魅力型官员重音应该在“力”上。
政府官员善用网络新媒体，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增强互动、促使民众支持其施政，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将粉丝数量作为“魅力”的表现，则显得太过肤浅。中国官场确实需要魅力型官员。然而，魅力型官员重音应该在“力”上。
一些媒体将反腐报道娱乐化，“腥星性”味足，迎合了某些人“窥视癖”心理，暴露出个别媒体职业伦理的丧失。为此，需要媒体瞄准“意义”靶心，做“度”的把握。一要有担当，二要勤修习，三要存敬畏，四要善作为。
“东北经济塌陷”是中国经济动力新旧转换、全球经济低迷、人口大规模流出、政商关系恶化等多重因素叠加产生的现象。这些因素在其他地域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难以同时存在，因此，它难以在其他地域出现简单的复制和广泛的蔓延。
最好的文化输出一定是价值观的输出。韩国的文化IP除了发掘本土优秀文化，更追求文化的普适性和国际化；而国产剧总体上存在轻内容重营销、轻原创重开发的危险倾向，缺乏一种“工匠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最新论断说明，以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的大保护战略将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最紧迫而重大的任务”。要保障长江经济带的持续健康发展，保证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必须对长江淡水资源的支撑能力有清醒认识，必须对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承载量有清醒认识，必须有全流域综合管理的思路和举措。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编纂民法典”的历史任务，这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进程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一般认为，文明体是一个以共同信奉的某种文明作为凝聚力的抽象却又具体存在的实体，而对于文明体的划分边界，则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环顾当今世界，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都是被各方较为认可的世界文明体，这些文明体当前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转型与发展难题。
不同文明之间既有冲突，更有融合。由于当今世界西方文明占据主导地位，其他文明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文明体的转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同世界其他文明体一样，中华文明也必须转型。转型的关键是认识传统，使其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美国崛起的发展过程中，其国内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在强大的社会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政府把改革放到自己工作的首位。这些改革使美国人克服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萧条，并在之后的一系列改革中使美国夺得世界经济霸权地位。
作为伟大文明的伟大创新的欧洲一体化运动，尽管遭遇危机，但我们有理由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景是光明的。在这转型的征途上，需要欧洲的政治精英具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更需要欧洲民众具有不忘初心、团结互助、善于妥协、勇于探索的执着精神。
目前，俄罗斯经济困难重重之中。乌克兰危机、西方制裁和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跌等只是外部因素，根本原因还是苏联时期便已经形成的失衡的经济结构，导致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财政收入对石油价格的依赖等问题。俄罗斯的迫切任务就是完成经济现代化、二次工业化，走创新发展道路。
“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正经历战后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危机。在当代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日本以“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等方式追求国家利益，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
政治文明的主体性始终没有解决、先天不足的民主制度、域外霸权的长期控制干涉以及传统生存文化流失但新的发展观没有形成，使拉丁美洲“危机频发”。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之链，关键是在国家、社会和民众之间建立“持续转型”的包容性共识。
中华文明转型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的范式，这种范式同样可以应用于世界秩序的构建上。我们并不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他国利用或隐或显的方式推行西方文化价值。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输出具体的文化内容，而是要与世界各文明一道，打造一套各个文明之间交流、沟通、和谐共生的实践范式。
大国，自有大气象。这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快速发展、持续发展、和平发展的内生逻辑和重要理由。大国的大气象，来自对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来自对中美两个大国关系战略走向的准确把握，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坚定不移。
中华文明是世俗的、以家族为核心的文明，且在历史上形成了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权力的政治局面。这一文明的内生活力，带来了中国数千年的统一与繁荣以及对周边文化的吸引和同化。但此种活力自宋代到顶峰后，到了明清便衰微以致于僵化了。
中国这一文明古国，尽管历史上数次面临异族入主中原的重大危机，却至今仍然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在世界史上确是一个异数。说是异数，却也隐喻着必然。
“福山之问”道出了中国也面临着世界性发展难题，即不公平的发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的发展理念，就是中国破解世界性不公平发展难题的中国式制度自信和探索创新，而且体现出了中国的治理特色和治理优势。这既是中国对“福山之问”的正面回应，也是中国破解发展难题的转型之策。
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在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和维护在全球话语体系中合理地位方面，必将面临愈益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
美国意识形态布局面临挑战，根子在于世界政治出现了新一轮政治自觉运动，不少国家对美国模式产生怀疑，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在下降。
从目前来看，我国对外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还有明显不足，最突出的就是在话语体系表述方面具有强烈的中国性，缺乏普世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特点、新变化，就我国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主张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发展期和开拓期。
互联网平台可以打破地域限制，突破传统的思想宣传权力格局，动摇国家机关对意识形态宣传的主导地位，这给思想宣传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当今意识形态所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是宣传失效的问题，即党和政府的一些思想、观念很难到达民众那里，即使到达那里也很难为民众所接受。
未来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会继续呈现出经济新常态的特点，中国经济也步入了新常态发展的阶段。这一经济发展态势的转变必然会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诸多影响。
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国内国际唱衰中国的声音有所增加。在意识形态上，应重点保护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
面对新科技、新的全球战略和新常态，意识形态工作除了积极引导负面信息外，更重要的工作是正面疏导。
意识形态工作是个系统工程，因此要利用一切机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尤其要善于利用重大时间节点进行工作布局。
意识形态工作是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执政党所面对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中国全球战略布局步子大，行动快，注重节点布局和战略部署，但中国现有的意识形态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存在一定的“时差”。
当前体制内外或曰公与非公部门间人才流动，还存在不少障碍或问题，其根源为人才流动政策供给上的不足。人才由非公部门流向公共部门，相较由公共部门流向非公部门，面临的政策壁垒要更多。
当前，我国体制内人才流失的问题已经日益突出，特别是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的人才流失问题非常明显，而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毫无疑问还是薪酬福利待遇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人才可能只会愿意出体制，而不愿意进体制。
畅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流动渠道，不仅有利于营造人才的良性竞争、提高人才的使用效率、激发人才的干事动力，而且也是“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清除人才流动障碍”的必然要求。
本轮领导干部的调整是在贯彻和落实新文件的基础上执行的，重新强调了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在探索建立科学规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形成有效管用、简便易行、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机制以及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和尝试。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长期增长速度放缓。长期增长放缓的总背景既会滋生风险，也会导致抗风险能力的下降。经济结构调整进展不畅，创新驱动没有达到预期，以及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政府债务与财政风险、政策逆转与官员不作为的风险，这些方面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主要风险来源。
建国60多年来，我国在不同发展时期，由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理念：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赶超式为主的发展理念；从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至上论；1978年至党的十八大，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形成五大发展理念。梳理不同时期的发展理念，旨在发现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每个经济梯度区的产业结构特征不同，因此，为了能使供给侧改革政策行之有效，必须细化改革措施，从东、中、西部地区实际产业特征入手，在原有要素禀赋特征的基础上，进行不同要素端和生产端的供给侧改革。
当前，新加坡的社会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希望更多的民主、平等、自由、幸福。新加坡政府面对新常态，适时而变，其经济管理从强调各取所值到注重积极分享；政府管理方式从发号施令到与民协商；社会管理从强大政府到做大社会，并取得国家治理的预期效果。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内容。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必须做到“四要四不要”：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要假心假意；要不折不扣地向人民负责，不要“唯上、唯书”；要真心实意地让人民作主，不要搞“长官意志”；要自觉自愿地接受人民监督，不要搞特殊化。
当前中国社会风气的不良倾向，可以归纳为诚信缺失、潜规则盛行、社会心态趋于暴力化三类基本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社会规范失守后的种种表现。其根源既有社会道德的缺失，也有法律规则的失守。因此，必须在加强依法治国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道德建设。
农地股份合作制是我国农地改革中基层自发的探索与创造。在其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应通过完善农地股份合作的法律法规、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健全农地股份合作社治理机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等途径，保障农民权益。
在新时期的精准扶贫工作中，应该发挥好农村能人群体在扶贫工作中的带头和帮扶作用，深入挖掘该群体的扶贫优势，最大限度调动贫困村的内生扶贫潜能。同时，也要通过不断健全扶贫体制机制和重视组织领导及考核，注意规避能人对扶贫资源的精英捕获现象。
欧洲难民危机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国际人道主义思潮随之也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目前欧洲难民危机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仍没有结束，并将在国际恐怖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因素的交织下继续变化下去。
作为人道主义的故土、推行者和实践者，西欧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有着巨大的感召力。但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中，人道主义遇到了来自现实的冷峻挑战。
核心提示： 电影的多样化，既表现在艺术电影的多样化，也表现在小众电影与大众电影的共存互赢。从这个意义上说，《百鸟朝凤》现象带给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对中国电影的信心：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市场万万不能。中国电影的多元化发展，是可以预期的。
一部影视剧的成功，其显著标志应该是：它能否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打动观众？
古代帝王，只要是真心想把国家治理好的，无不注意君民关系。他们往往自称是“民之父母”，就是想拉近自己与百姓的距离。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理念，以及“载舟覆舟”的告诫，对他们影响很深。他们既“敬天”，又“敬民”；既“畏天”，又“畏民”。遇有机会，就要“示好”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