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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杂志 > 人民论坛 > 第3月下期 总第 474 期 2015年3月19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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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特稿

扎扎实实推进苏北全面小康建设

2014年12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苏时的重要讲话中鲜明地提出了对江苏工作的总要求,就是紧紧围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苏北在江苏发展全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江苏的全面小康建设,高度看苏南,底线看苏北。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扎实推进苏北全面小康建设,努力实现人民群众满意的全面小康。

特别策划

习近平经济思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和部署了一系列立足实践、着眼长远的经济战略和发展构想。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等为国内战略部署;“一带一路”战略,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快自贸区建设与谈判等为对外战略布局;作出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战略判断;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些战略部署体现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宏韬伟略。

习近平经济思想全新内涵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贯穿会议始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的深刻阐释,写就了21世纪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力总体跃升”的新境域、经济趋势性变化阶段性特征的新判断、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布局、“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新格局、“新常态”经济的新探索。

十八大以来两大经济理论创新的独特价值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继往开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十八大以来的两大经济理论创新。

习式经济战略“渐入佳境”

目前看,习式经济战略已“渐入佳境”,其战略指导思想继续坚持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那些原则;战略目标是分别在“两个一百年”的时候,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战略重点是新型城镇化,以及早已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布局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步骤依然为10年一个台阶向前推进;战略措施和手段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自贸实验区、建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经济战略态势的判断是经济新常态。

如何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大逻辑

新常态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规律,要尊重规律,也就是适应新常态。进入新常态后,增速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快了,要更讲究增长质量,即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

对“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科学解析

我们的研究结论明确反对片面强调腐败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润滑剂”作用,进而简单地认为“反腐败运动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的观点。我们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存在一条通过反腐行动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最优路径。

“一带一路”亟待弄清和论证的几大问题

和以往的对外开放不同,“一带一路”主要不是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而是通过走出去,对外输出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周边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从而带动中国自己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再平衡。

“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与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积极参与21世纪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顶层设计,对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有着重要意义。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态势日渐凸显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逐步迈入了主动引领全球经济合作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新时期,“一带一路”相关议程着眼于为全球经济治理输出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与地位,“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全球经济治理理论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区域发展战略引领经济新格局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依据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基于大国复兴的新使命,系统谋划了新时期我国发展空间布局的新战略,确立了陆域与海域统筹开发的大国土观,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思维。

长江经济带如何提升在经济版图中的地位

当前,长江经济带虽然迎来了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和挑战。要以建设长江黄金水道为突破口,合力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综合交通网络。要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为引爆点,将它建设成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建设长江经济带要干支结合,实现流域的协调发展,提升其整体实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在于双转型

京津冀地区面临艰巨的人口、环境和城市发展转型的任务。从战略共赢的角度看,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解决好区域转型问题,突出以功能调整和建立生态补偿创新机制双转型,加快区域生产力空间结构的优化和增强深化改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基础作用。

“命运共同体”凝聚世界经济新增长点

习近平的共同体理念是新常态下指导我国外交、对外经贸战略转移的重要思想,更是世界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把共同体的传统概念上升为新的理念,并逐步加以实践和完善,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的五大理论体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思想在当代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让共同体的意识落地生根需要着手解决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问题,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增加互信,逐步过渡到共同发展。

自贸区扩大试点的战略深意

在新一轮的区域经贸规则重塑过程中,不能以“鸵鸟”心态置之事外,更不应回避敏感问题,通过扩大自贸区安排,可以带动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并加快同国际规则的接轨,形成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

“习近平经济战略思想”精彩观点摘编

习近平的十大经济战略思想

两会100个观点

品读2015全国两会代表委员100个精彩观点

习近平两会深受关注的10个精彩言论 1.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 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严惩腐败分子是保持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必然要求。党内如果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政治生态必然会受到污染。因此,必须做到有腐必反、除恶务尽。 2.经济发展不能任性了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关键是依靠科技创新转化发展动力。人都是有惰性...

热点述评

家族式腐败的政治逻辑

家族本身没有腐败的原罪,并非天然地腐败。家族式腐败也只是群体性腐败的表现形式之一。群体性腐败的存在对执政党产生了多重伤害,使得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严重趋于庸俗化,使得现实政治运行中逐步形成了一种“排优机制”。为此,需要信仰和道德教育的强化、党的建设各项制度的完善和持续铁腕反腐的齐头并进,综合治理。

“有权不任性”还需“织一张制度的网”

反腐立法对于中国打好反腐持久战将是重大利好,是反腐制度化和推进权力运行规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也是依法治国、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客观要求。

“任性”进报告也是“蛮拼的”:如何看待“官话民说”?

官方和民间两种语言体系的分野与隔阂历来有之,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思潮、观点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公共舆论场,民间话语空间不断冲击官方话语空间。对于两者间的碰撞与激荡,政府部门和党政领导干部应积极在语言上践行群众路线,做到“官话民说”,文风活泼与简练

延续人口红利要靠切切实实的改革

改革是推动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引擎,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讲到,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要从顶层设计开始切实地推进改革,才能真正获得改革红利。

2020年:形成服务业主导经济新局面

“十三五”如果能够顺势而为,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既可以形成6%-7%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又能够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创造有利条件;如果错失2020年“中期”这个重要历史机遇期,则不利于国家中长期发展。

用多样化方式化解我国养老困局

近年来,中国老龄化形势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峻,养老事业亟待大力发展。当前养老院运行存在体制政策制约,公办的进不去、民办的住不起,待遇差、工资低,负担重、效益差等问题,需要通过出台养老院管理政策,利用闲置公共资源,实行医疗、养老、护理三结合,兴办社区自助型养老所,兴办养老服务组织,建立养老服务“储蓄”制度等措施来解决。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立法建议

为了遏止传统村落频遭破坏现象的蔓延,制止对传统村落无度无序开发,防止和避免国家历史文化遗产成为永久的“文化遗憾”,立法保护传统村落文化迫在眉睫。传统村落的立法保护不仅包括建筑保护、村落文化的生态保护,还包括村落的环境保护。

中国经验

创新创业的遂宁探索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面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西部丘陵地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是西部丘陵地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弯道赶超”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科学发展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

中外思潮

国外马克思主义突围与坚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尽管新自由主义已经在理论上被普遍宣布为一种已经失败的策略,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实践上却似乎远未走到日薄西山的境地,资本主义似乎又一次幸存了下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反思,已经开始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和挑战。而在逻辑方法上,有一种明显的“回到马克思”的趋势,那个不断被宣布为过时的马克思总是在历史的危急时刻重新出现。

读史札记

从房租减免看宋代官民互动

宋代房租成为包括官员在内的广大城镇居民以及社会、朝廷的一件大事,是宋代社会的“新常态”。减免房租、压制房租上涨成为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举措,适应了城市化历史潮流的需要。在业主和租户的利益冲突中,宋政府立场并不站在房产主一边,而是站在弱势群体租户一边,主要维护的是中小商人、作坊主、城市贫民和流动人口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