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学习切忌“狗熊掰棒子”
有人置十八大以来党的思想理论政策方针的完整性、系统性于不顾，热衷于赶时髦，存在着学一个、扔掉另一个的“黑瞎子掰棒子”的做派。这种做法违背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应坚决抵制。
有人置十八大以来党的思想理论政策方针的完整性、系统性于不顾，热衷于赶时髦，存在着学一个、扔掉另一个的“黑瞎子掰棒子”的做派。这种做法违背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应坚决抵制。
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贪官被绳之以法，尚未被查处的贪官越来越惶恐——“怕秘书收钱，怕情人举报，怕儿子酒驾，怕女儿炫富，怕老婆在国外买别墅”。当官这个在中国一直风光无限、令人无比艳羡的好职业似乎越来越像“针尖上舔糖”。不过，尽管宦海船翻、身败名裂的“悲剧”时有发生，但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如同过江之鲫般地争当人民的“仆人”，公务员考试依旧堪称今日中国最难的考试！难道真有那么多年轻人满怀赤子之心、宁冒被杀头的危险也要矢志“为人民服务”吗？很显然，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如是胸怀
“三严三实”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着眼全面从严治党强基固本重大问题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涉及到党员领导干部修身做人、为官用权、干事创业的方方面面，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为深入推进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司法行政机关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对照“三严三实”要求，深入查找和着力解决不严、不实的问题，切实把“三严三实”作为修身做人用权律己的基本遵循、干事创业的行为准则，努力以践行“三严三实”实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到，“改革促进派”始终是中国改革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量。正是在改革的最初十几年里，一批改革闯将勇于创新、善于突破，才成就了现今举世罕见的中国发展奇迹。历史往往就是改革关键期与“改革促进派”的“耦合”。当下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对“改革促进派”的期许正成为时代的强烈呼唤。
5月5日，中央深改组召开第十二次会议，这次会议除了按惯例审议通过了一些改革方案外，还特别强调要“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在用人标准上释放出明确信号“要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那么，“改革促进派”有何特征？争当改革促进派，难在哪？如何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围绕这些问题，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展开了调查。
用人导向是一个风向标，也是一面旗帜。面对进入深水区的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科学地选人用人，尤其要选任那些能够正确把握改革大局、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的“改革促进派”担当重任，才能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才能为顺利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改革促进派就是“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者。纵观中国改革三十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到，“改革促进派”始终是中国改革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他们又各具时代风貌和历史性特征。
改革是一个曲折且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改革促进派会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我们需要以正确的标准和合适有效的方法识别、选拔出这些改革促进派，并且发挥改革促进派在深化改革中的重大作用，才能进一步推进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5日中央深改组会议上提出重用“改革促进派”的用人方针，这标志着党中央在新时期对干部选拔任用标准进行了新的顶层设计。然而实践中，“改革派官员”往往面临诸多难题，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官员的魄力和胆略总是被现有僵化的制度所限制和阻拦，造成改革沦为了空洞的口号。由于真正期待和呼吁改革的群体难以纳入到主导改革的力量之中，结果，许多与改革相关的政策，运行到最后竟然与大众的利益严重背离。同时，一场意义深远且需要不断持续的全面改革，显然不能只靠一个改革小组来完成。
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进行了相关部署，这时本该这些改革家们大施拳脚，但那些曾经大放异彩的改革家们却不知所踪。落实“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亟待一批敢于拼搏、锐意进取的改革者。
中国改革进入新时代，需要注入新的动力，需要产生新的领导力和执行力。这些年来，中国民众对于改革有着极大的渴望和期待。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不想改革、不识改革、不谋改革、不善改革等改革阻力，充斥着唱衰、质疑改革的杂音。改革受到诸如地方主义、行业主义、部门主义、特权主义、寡头主义等各种“主义”的切割，改革成果被部门、行业、地方碎片化、特权优先化。如何用制度促使改革促进派更好地将其积极性和创造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是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话题。
“信号”的光芒需要靠让一大批改革促进派由国道上的“铺路石”变为“路标”来为之充电。要把改革促进派“用起来”，就必须让他们成为中国改革道路上闪光的“路标”
改革发展到今天，我们再也不能离开法治搞改革，必须既坚持改革，也坚持法治，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领导干部肩负着深化改革、建设法治的双重重任。法治与改革并不矛盾。改革者要保护自己，就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在运用法治推动改革的同时，也运用法治保护自身。法治应当成为改革者的护身法宝。
改革动力与阻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改革的方向和进度。要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激活和集聚现实存在的改革力量，并将改革促进派的骨干人物推荐到改革决策和执行的岗位上。中国改革促进派广泛存在和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一方面要打破既有体制的束缚，通过公民参与的方式，激发他们的改革活力，另一方面，要改革既有的干部管理制度，把具有改革意识和能力的人才尽快送入改革动力轨道。
必须打破原有的循序渐进、论资排辈的封闭系统中的稳态人才推补方式，建立一种开放式的、公开化、竞争性的人才选拔和官员选配方式，这是当前改革事业的当务之急。
在改革开放初期，胆子大是改革派干部的最主要特征。但是，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同时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发展环境，对改革促进派官员的要求就不仅仅是胆量那么简单，而要求他们要有纵横捭阖的能力和分寸拿捏的把握，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和更多样化的需求，需要大胆开拓进取，又要遵循权力运行的规律和法律规范，还要敢于碰硬，有时可能还需要有“壮士断腕”的意志和决心。这就要求我们创造有利于改革促进派成长和脱颖而出的人事生态。
通过干部制度改革催生和扶持改革促进派，将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催生和扶持改革促进派需要合理把握评价原则。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是衡量改革促进派的三个基本标准，即态度标准、行为标准和能力标准，应予以细化。扶持和催生改革促进派还需要合理处理相关关系，并且需要提前把控可能出现的问题或矛盾。
经济特区是政策优惠，自贸区是消除壁垒。经济特区好比一种“放饵钓鱼”的方式，而自贸区则好比一种“开闸引鱼”的方式。自贸区与经济特区相比关键的不同就在于自贸区是实行“境内关外”政策。
今天的自贸区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主动开展的一场攻守兼备的试验，自贸区在探索中完全有可能成为国际模板。随着第二批三个自贸区投入运行，我们对这一点还会看得越来越清晰。
我国现有自贸试验区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取得了新突破。根据目前的方案，试验区将推进服务业开放、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深度开放工作。这些试验是对现有先行先试开放模式的新突破，也是对国际园区模式的重要创新，符合我国新时期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根本要求。
自由贸易区是当今世界上开放度和自由化度最高，集散辐射服务功能和国际竞争力最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自贸区近400年的发展历史，为中国在深化改革与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时期的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建设，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今年上半年，围绕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界展开了讨论和争论，形成了若干热点，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国道路自信”问题以及中西文化和价值观之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清醒，在路线原则上立场坚定，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为改革发展稳定凝聚起强大的力量。
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我们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讲话精神，认真分析特权利益的成因，充分认识其造成的严重后果，面对特权利益敢出重拳，从而彻底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我国改革在推进市场化的同时，出现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问题，致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垄断、审批特权、支出特权、管理特权不同程度地延续下来。因此，遏制特权利益，必须进行体制改革。
北京作为一个内陆城市，本身不存在港口，临港经济发展的提出主要基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考虑，但在功能定位及资源整合上并未形成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有机整体。在首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时期，如何打破区域限制，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利用港口优势资源推动适宜的产业向沿海布局，构建功能互补的港口群，对于京津冀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依法行政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中央编办确定的全国综合执法改革试点，青岛市黄岛区（西海岸新区）立足问题导向，先行先试，积极推进跨领域、跨部门的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和推诿扯皮等执法难题，走出了一条成效彰显、富有特色的综合执法改革新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指引下，国务院推出了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在改革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级政府的“依法行政”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极大推进了“转型期”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和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作为“第九个国家级新区”，如何按照中央关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推进依法行政，做好“放管结合”，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和行政执法环境，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态，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是
黄岛综合行政执法的理念和实践，是青岛西海岸新区内在改革动力的体现，也深刻地反映和体现了现代社会自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这是黄岛综合行政执法合理性的前提和客观基础。
黄岛新区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尤其是在原来较为薄弱的某些政策领域或环节的执法效率方面，比如对于海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治理。当然，这种改革的更深刻潜能的充分发挥还需假以时日，并且也的确存在一些制度性的制约因素，比如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支撑和保障问题，需要全国人大或上级人大做出明确的法律授权或调整。
在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考察后的评点会上，我罕见地用“匪夷所思”来表达感想。“匪夷所思”的是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理念和实践，我将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视为全国综合行政执法的领跑者和开拓者，合情入理，恰如其分。
“综合执法改革最大的亮点在于执法为民形象在百姓心中亮起来了，我们赋予了综合执法队员‘巡察’的新身份。当百姓像过去在革命老区看到了解放军那么亲、那么信任‘巡察’的时候，这支队伍才能成为一支铁军，现在离这个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
唐朝藩镇和朝廷之间大部分时间里既非处于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也非一种正常的中央和地方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而是处于一种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博弈状态。双方博弈的中介便是进奏院。藩镇通过进奏院，了解中央动向；中央通过进奏院了解藩镇动态。进奏院作为藩镇和中央信息交互的渠道，加速了双方寻找利益平衡点的进程，避免或减少了藩镇和唐廷之间不必要的激烈冲突， 为维护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