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既是经营主体发展和用工决策的新规范，又是调控政策和政府投资的新要求。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应着力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协同关系，确保投资人与劳动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处理好科技进步与就业机会的协同关系，确保创造就业与替代就业形成结构优化体；处理好正式用工与非正式用工的协同关系，消除待遇和权益差别；处理好经济效益与就业增长的协同关系，避免以牺牲就业质量为代价；处理好创新劳动管理与新就业形态的协同关系，满足新时代劳动就业需求。
关键词: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就业优先政策 高质量充分就业 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强调“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成为就业提质扩容过程，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做好就业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内涵要义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既针对用人单位，又针对政府部门。用人单位的用工决策，摒弃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劳动力成本最小化的纯经济思维，寻求经济利益适度化和社会效益最优化的均衡方案，增加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扩大晋升机会，提升劳动者归属感。政府调控政策，有利于劳动力要素，但不打压资本要素；有利于劳动人民，但不排斥投资人；强调就业优先，但不抑制经济发展，探索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创建就业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新机制。政府投资，立足解决就业问题，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探究就业友好型投资，寻找投资拉动就业的新项目和新举措。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具有以下几种典型情形。
构建用人单位利益共同体。促成资本、劳动力、高管、政府之间协同，避免资本利用垄断话语权地位，防止高管利用生产经营信息优势，阻止投资人与高管联合排挤或压榨劳动力。
确保科技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就业替代效应。运用科技创新，优化劳动与资本配备比例（即技术系数），鼓励劳动偏向型科技创新，抑制资本偏向型科技创新，引导科技创新惠及劳动人民。
促成资本、劳动、科技同步增长的规模经济。鼓励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按照技术系数比例同步增加，避免资本替代劳动，防止资本投入增长高于劳动力投入增长，阻止资本投入增长和劳动力投入下降，杜绝资本挤压劳动。
高管与工人有效配置。优化企业家才能与劳动力要素的匹配，避免高管人数和收入“双增”但工人人数和工资“双减”，审慎防止正式用工减少和非正式用工增加。
税收负担与营商环境有效平衡。推动公务员数量与人口数量、经营主体数量及其结构形成合理联动关系，促进公务员收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平均工资、财富创造部门劳动收入等形成科学联动关系。提高就业补助资金占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公共预算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创新就业服务，保障就业困难群体就业，维护重点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
探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以经营主体为单元，创建劳动者、经理人、投资人、公务员等不同群体之间的最优协作制度，确保劳动力、企业家才能、资本、营商环境之间的要素协作，促进劳动者、经理人、投资人、公务员等不同群体之间的劳动协作，协同推动经营主体可分配收入增加，保障要素收入和劳动收入同步增长，提升劳动收入占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
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价值遵循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应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基础，确保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避免多劳少得、少劳多得、负劳而得、不劳而得等逆向激励，阻止“勤劳他富”，确保人民通过勤奋劳动和诚实经营，实现经济致富和自我发展；确保就业机会向困难群体倾斜、收入分配向生产创造者倾斜、晋升机会向劳动贡献者倾斜、权益保障向一线工作岗位倾斜；加大就业政策扶持力度，保障就业补助资金有效使用，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就业环境，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劳动待遇。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就业政策由从属转为优先，将提高就业需求和降低就业影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先级，摒弃以牺牲就业为代价的发展方式，探索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实现重工业与轻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配套协同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资本密集型产业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均衡发展。促进科技创新，优先发展就业创造效应大于就业替代效应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确保就业容量的稳定和扩大。公共投资聚焦于带动就业能力强的基建项目，设置公益性岗位，以工代赈，以劳代扶，吸纳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入职稳岗，促进中老年长期失业者、精准脱贫人口、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体就业或再就业。
推动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人工智能等科技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引爆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然而，科技创新也面临系列就业伦理拷问。例如，科技创新，是优先节约物力成本还是人力成本，是优先创新工作方式还是压低用工成本，是优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减少用工规模，是优先创造就业还是替代就业，是优先替代体力型、重复性岗位还是脑力型、服务型岗位，等等。充分考虑人工智能的就业影响，确保人工智能契合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确保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广大劳动者并促进就业稳定与繁荣。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科技创新，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需要构建科技创新的中国就业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研发、推广和应用的中国就业伦理标准。
坚持就业容量与质量并重。就业容量与就业质量并重，确保劳动力（特别是正式用工）数量增加，既提高工资绝对量，又优化工资相对量。对于虚拟经济部门劳动收入及其增速高于实体经济部门，企业高管薪金增速高于员工工资增速，公务员工资增速高于社会财富创造部门（如制造业）一线员工工资增速等现象进行合理调整。工人工资的测算依据，关键是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工作业绩，避免将学历学位、资质证书、技能等级等作为关键乃至唯一依据。高管薪金的测算依据，关键是高管个人绩效，避免简单地运用企业整体业绩代替高管个人绩效。企业收入分配，属于初次分配，其中，高管薪金，无论是数量金额、测算依据，还是本质内涵，均不同于工人工资，将工人工资和高管薪金简单加总，度量劳动收入份额、人均劳动收入等，可能会造成分配上的不合理。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协同关系，确保投资人与劳动者形成利益共同体。资本和劳动是生产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寻求劳资的最优配置和最优分配，既是理论话题，又是实践追求。然而，西方经济发展结果“事与愿违”，资本垄断并主导话语权，强资本与弱劳动、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剥削劳动等问题始终未解。资本过度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劳动者权益，造成资劳关系失衡，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经济效益受损、消费需求下降等后果。中国何以规避和突破？倡导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引导经营主体注重资本与劳动的协同发展，既关注资本投资效率，又重视劳动力合理配置和权益保障，实现劳资关系和谐。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劳动就业收入增长机制，确保劳动报酬增速与劳动生产率增速同步，促成普通员工分享企业技术进步、资本投入的经营成果。确保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同步，让劳动者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改革成果。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处理好科技进步与就业机会的协同关系，确保创造就业与替代就业形成结构优化体。科技进步的核心贡献是创造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而不是减少就业。历次科技革命的事实反复证明，科技进步，既能促进就业提质扩容、就业多样化，又能取缔部分就业岗位，形成潮汐式的结构性失业。中国何以化解科技进步的就业矛盾？针对历次科技革命影响及差异，构建科技创新的中国就业伦理规范和标准，破解科技创新与结构性失业矛盾。相比蒸汽技术、电气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更快、冲击更大。平衡创造就业与替代就业，既鼓励科技创新和技能培训，又关注技术迭代与失业风险。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构建适应科技进步需求的现代教育与培训体系，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技能储备。完善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体系，减轻科技进步带来的就业冲击。提高就业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帮助劳动者适应科技型就业和服务型再就业。
处理好正式用工与非正式用工的协同关系，消除待遇和权益差别。协调劳动需求行为自主与社会责任约束，避免正式用工与灵活用工的失衡，阻止劳动权益与用工成本的冲突，防止劳动关系稳定与调整的背离。健全正式用工与非正式用工的权益保障标准，规范全职、兼职、劳务外包、劳务派遣、临时性、季节性、项目制、新就业形态等用工方式。加强非正式用工市场监管力度，打击非法用工行为。营造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社会生态，推动形成尊重劳动与劳动者、尊重创新与创业者的良好风尚，关注并消除因用工方式差异导致的劳动报酬差别、工作时间差别、工作条件差别、劳动强度差别、劳动保护差别、休息休假差别等现象。消除人力资源流动障碍，优化人力资源市场配置，提高人力资源供求匹配效率，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和劳动者求职成本。
处理好经济效益与就业增长的协同关系，避免以牺牲就业质量为代价。通过技术创新、流程优化、供应链整合等手段，高效利用物力资源，减少浪费，避免单纯地削减用工规模和降低工资。关注产品与服务质量提升，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可为员工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和福利待遇。平衡生产运营成本结构，优先降低资本成本，严格控制管理成本，积极稳定人力成本。强化全要素生产效率，精益生产，数字化赋能，确保产出最大化。加强供应链管理，通过集中采购、长期合作等方式，节约物力成本。开发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实现产品创新；提供增值服务或定制化服务，实现服务创新；探索共享经济等商业模式，实现运营创新。片面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和劳动力成本最小化，忽视社会责任与就业质量，可能导致“短视行为”与“零和博弈”。企业降低人工成本，可能引发产品质量下降、员工满意度降低、人才流失等问题，影响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最终损害企业长期利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处理好创新劳动管理与新就业形态的协同关系，满足新时代劳动就业需求。劳动就业管理制度亟待适应就业方式的新变化。新就业形态与新就业方式、共享雇主和共享员工、弹性就业与远程办公等，快速迭代创新。个体成为独立工作单元，从固定单位、固定时间、固定场所的传统就业，转向跨地域、跨时空、跨行业的协作就业。劳动就业制度和管理方式也应随之创新，例如，就业认定标准、工时计算方法、劳动强度认定规范、劳动收入统计口径等。科技创新驱动就业优化，促进就业形态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灵活化。推动劳动管理与就业服务创新，推广灵活工作制度，鼓励远程办公、弹性工作制等，增强工作生活平衡，满足个性化劳动就业需求。探索新型就业模式，鼓励和支持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发展，鼓励众包、众创、众筹等新型就业模式，打破传统就业壁垒，增加就业机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优化劳动就业管理和服务体系，构建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
【本文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北省劳务品牌研究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文定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编：程静静／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