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部署即落实”的理念深刻践行“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激活力、聚合力”的理念，标志着复杂系统治理范式的转型。从哲学层面讲，制度从“被设计的客体”升维为“自我生成的有机体”，实践了怀特海“创造性进化”的终极命题；从技术层面讲，版本控制与数字孪生使制度具备“生物级”适应能力，实现部署、反馈与迭代的同步共振；从实践层面讲，我国通过分布式实验与韧性迭代的改革，为全球复杂系统改革提供了动态适应性治理的新范式。这种模式不仅重新定义了改革的有效性——有效不是完美执行预设方案，而是持续生成更优解，更在数字文明时代回答了“如何在流变中建构秩序”的永恒追问。当部署成为制度生命的起点而非终点，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治理便进入了生生不息的新境界。
关键词:改革部署与落实 复杂自适应系统 部署即落实 全面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1]。在改革中，不仅取得了重大实践成果，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而且取得了重大制度成果，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内容、制度结构、制度体系；还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形成了关于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2]。关于指导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四大关系：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任何政策、计划或目标的制定（部署）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如何脚踏实地、不折不扣地付诸行动（落实）。这句话旨在突出落实的重要性，强调执行力。但是，改革的部署与落实都重要，二者不可偏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握客观规律，充分发扬民主，顺应社会期盼，注重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增强改革取向的一致性，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3]好的部署应该秉承部署即落实的理念，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战略性、前瞻性地考虑推进和落实，“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强化跟踪问效，推动改革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4]。
部署即落实理念内涵
复杂自适应系统中部署即落实的理论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怀特海过程哲学以及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我们认为：
世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即实在”，世界的本质是“过程”而非静止的“实体”。一切存在都是动态的、流变的“事件”或“现实实体”，而非固定不变的物体世界，现实是可能性不断合生的动态过程[5]。
关系作用于实体。事物的本质受其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影响，而非孤立的内在属性。每个现实实体都是通过“摄入”，即对其他实体的经验性吸收，[6]而形成的有机统一体。世界是一个有机网络，万物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不存在绝对孤立的个体。
创造性是终极范畴。创造性是驱动过程发展的根本动力，现实实体的生成是对既有可能性的综合与创新，现实世界是作为永恒客体的可能性，通过摄入和综合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表现为新事物、新可能性的不断涌现[7]。
人类社会以及有类人类参与的复杂系统都是复杂自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CAS是大量具有自主性和适应性的智能体构成。智能体都有自己的内部模型，并据此对外在环境作出预测与反应[8]、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智能体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有可能形成共识和行动范式，而且会产生从个体要素及其简单加总的角度无法解释的“涌现”现象，从而使CAS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和不确定性[9]。
部署即落实的内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借鉴上述理论观点观察新时代中国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合生”出作为创造性过程的改革认识。
改革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合生创造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演进的过程。区别于世界自在的演进，改革是基于主观目标对“可能性”的主动选择。复杂自适应系统中的全面深化改革是通过多主体创造性参与不断生成的事件流。每个事件既是过往事件的继承者，又是未来事件的奠基者，形成现实缘起的网络。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背景是复杂自适应系统。其中，人民都有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追求。改革的核心目的是“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0]。改革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尊重并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
改革是一门“如何在永恒流变中构建动态秩序”的艺术。改革是一个动态生成、多元互动的创造性过程，是复杂自适应系统的动态响应过程，是系统主体（政府、企业、公民等）通过交互持续调整行为规则的适应性过程。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在稳定性与变革性之间实现“过程性均衡”。
改革的部署者不是外在的监督者，而是与人民共同创造的参与者，是公共利益的价值共创者，是改革的过程守护者，在承认复杂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让改革成为社会自我更新的催化剂，而非僵化的控制工具。改革的生命力不在于找到正确答案，而在于构建能够持续容纳多种声音、激发社会创造力的生成性系统。改革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是绝对的控制者，而是通过提供可能性来引导世界，通过说服而非强制影响过程。他们更像生态园丁，通过培育关系网络、修剪冗余结构、嫁接创新枝条，在复杂系统的永恒流变中，收获文明进化的丰硕果实。
部署与落实不是“设计—执行”的线性过程，而是制度体系的持续优化。改革的落实不是部署（预设方案或改革蓝图）的机械执行，而是通过对改革方案的理解认知实现自我创造，是将改革部署与地方实际创造性结合的“合生”过程，是对多方利益、环境约束、历史路径的创造性综合。
改革方案的部署，不应是严格指令的独白，而应充分发扬民主、顺应社会期盼，综合协调各方，凝聚共识，形成舆论合力，增强改革取向的一致性；统筹协调各种力量，形成改革合力；秉持系统观念，理清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注重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11]；部署的改革方案不应是僵化、封闭的教条，而应不断融入改革实践中的创新，根据实践反馈迭代创新。当改革方案的“部署”本身成为制度创新的源泉，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改革便真正进入了“生命演化”的新纪元。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背景下谋划并推进的，呈现出涉及范围广、触及利益深、攻坚难度大、关联性联动性强等突出特点。”[12]因此，改革部署除了指明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融入改革创新和实践反馈之外，还应设计有效的结构性压力释放机制，将改革阻力转化为系统进化能量。
作为创造性过程的改革内在地要求一种“部署即落实”的改革部署。“部署即落实”摒弃改革“部署—落实”二分法，认为改革部署与落实不是两个割裂的线性流程，而是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活动。改革部署阶段就前瞻性、前摄性地充分考量落实环节的可行性与有效性，通过技术工具和机制设计，实现部署与落实的同一性，使涵盖“落实”的“部署”成为即时生效、持续迭代、闭环反馈的创造性过程，使改革活动成为动态生成式的治理过程，实现改革中稳定性与变革性的辩证统一。
改革部署即落实的典型特征
动态生成性：从“预设执行”到“过程涌现”。部署即启动制度生成过程，制度在部署中通过“现实实有”的创造性实践持续生成新内容，超越机械的“预设执行”，涵盖“过程涌现”，形成“边部署边进化”的有机体系。譬如浙江数据交易所的流通规则随企业需求实时更新。
内在联动性：从“外在控制”到“内在联动”。部署文本并非独立于、外在于落实行动，而应直接嵌入、联动落实行动。遵循制度即代码、政策即服务的理念，将与改革实践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分解为可独立部署的治理单元、行动模块，直接用于支撑行动实践。如将规则（如零关税清单、负面清单、外资准入规则等）代码化后嵌入政务系统，触发即适用。
分布式适应性：从“中心控制”到“节点共生”。构建多层级、多节点改革行动网络；各节点作为“改革分支”，结合自身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独立演化改革行动；通过局部试错与经验共享实现全局优化，实现分散创新与统一秩序的辩证统一。
反馈迭代性：从“线性推进”到“闭环迭代”。通过有效手段（如数字孪生、物联网与舆情监测等）构建制度网络，实时捕获改革效果（如企业合规成本、公众满意度等）；以反馈数据驱动改革的动态调整，不断优化改革方案。譬如深圳物业系统根据老年群体投诉率自动加载“银发服务模块”，实现部署与修复的同步；上海《数据条例》修订中，人工智能（AI）分析10万条公众意见生成草案，人大代表通过虚拟现实（VR）辩论校准价值取向。
韧性可控性：从“风险规避”到“创造性容错”。创造性改革将失败视为新质生成的必经阶段。通过区块链存证等技术确保每次迭代可追溯，形成“过程记忆库”，并便于回滚（改革回撤）；通过“版本控制机制”将改革分解为相对独立的模块，这种模块化设计允许局部回滚而非全盘否定；通过分布式节点的冗余性设计（如30%制度容量预留）吸收冲击。譬如雄安土地系统如果监测到非同质化通证（NFT）交易价差异常，2小时内触发熔断机制。此外，涵盖落实的改革部署，除了要体现上位改革规划和行动纲要的主旨精神和价值追求等为落实行动提供政治合法性和概念性指导以外，还要完成一种先导性的实践，即改革的阻力分析，并提供解决方案。
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改革阻力释放
复杂自适应系统改革的关键在于制度刚性与系统动态性的冲突。改革阻力指因系统内部规则冲突、既有习惯、利益博弈或环境突变等因素形成的结构性压力。如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需在传统土地制度与数字城市目标间实现创造性突破，遇到的改革阻力包括土地财政依赖、数据权属模糊、跨层级治理冲突等。改革阻力若持续积累，可能导致改革停滞甚至系统崩溃，因此，必须予以妥善化解（释放）。改革阻力释放的核心是通过渐进式压力疏导、动态再平衡、韧性增强甚至制度创新等方法，将改革阻力转化为演化动力，将破坏性能量转化为改革动力。传统观点将改革阻力的破除视为改革落实的攻坚战，以“部署即落实”观点来看，这既属于“落实”的范畴，也属于“部署”的范畴。改革阻力释放是部署即落实的重要任务。
复杂自适应系统改革阻力识别
改革可能遇到的改革阻力主要有：规则冲突阻力——新旧制度叠加导致的“双轨制摩擦”，如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与数字经济创新间的矛盾；利益结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隐形抵制，如传统出租车行业对网约车新政的质疑；认知惯性阻力——组织文化与行为模式对新制度的适应性障碍，如部分基层公务员对AI决策工具的信任缺失导致对AI+国家治理改革的抵触；环境突变阻力——外部冲击（如疫情、技术革命）超出系统原有容错阈值，导致改革难推进。如，相关部门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改革阻力进行了多维度识别扫描，发现存在：行政壁垒阻力，跨省审批事项平均耗时比省内长、企业迁移需重复提交的材料多；要素流通阻力，人才流动受限导致技术人才年均流失率高；产业同构阻力，譬如汽车制造业重复投资造成产能利用率不足。
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改革阻力释放机制
构建缓冲层，在刚性制度与弹性实践间设置过渡带。譬如，雄安新区征迁安置改革中，运用时间策略设计了“三阶段缓冲带”：政策模拟期（VR全景展示补偿方案）、利益平衡期（区块链存证补偿协商记录）、动态调适期（每季度自动评估社会接受度），大大减少了征迁纠纷发生率，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压力梯度释放，通过分层试点逐级分解改革风险。譬如，成都为开展公园城市制度创新，构建了“1+10+N”创新体系，即1个市级实验室、10个区级试验基地、N个社区微更新项目。这种梯度机制设计有效缓解了工作压力、分解了改革风险，显著提升了创新方案采纳率。
认知阻力释放，通过学习、培训、训练、思想动员以及技术支持等方法，降低改革中的认知与观念阻力。如运用“AI公务员助手”等应用程序，分阶段渐进式部署人机协同训练，降低部分公务员对AI的抵触。
利益阻力释放，通过参与式协商、风险共担基金、补偿性激励等方法，缓解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如长三角生态绿色示范区设立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池。深圳市政府主要通过三项措施化解数据要素市场改革的利益阻力：一是搭建数据交易联邦学习平台，开展数据权益置换，数据源机构保留医疗数据所有权但开放匿名化使用权，并据此获得数据收益分成；二是创建动态确权合约，根据数据使用场景自动分配权益比例（如科研用途仅需5%收益共享，商业用途提升至20%）；三是设置冲突熔断机制，当利益方分歧超过阈值时，自动触发第三方仲裁算法（如引入司法区块链存证）。
环境阻力释放，通过数字孪生等技术方法进行压力测试，以及冗余设计等方法，提升复杂系统的“鲁棒性”。数字孪生驱动的“压力测试-自适应加固”循环法的主要操作步骤有：构建城市治理数字孪生体（集成人口、经济、环境等实时数据）；注入压力因子（如模拟极端气候对能源系统的冲击）；观察系统脆弱点，动态调整制度参数（如临时激活分布式能源应急交易规则）。我国许多地方都采用数字孪生城市方法测试城市某方面的韧性，并采用“冗余”（弹性）设计、修改制度规则、制定响应预案等方法增强系统韧性。
复合性规则冲突阻力释放，通过将相关制度进行模块化重构，从而允许局部试错并回滚；设定改革试验区，将试错风险控制在一定区域；建立容错性机制（政策沙盒），评估改革风险；建立动态耦合协议，尝试制度变革。如浙江数字化改革中通过设立政策试验特区（如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创新）、允许试错范围内的“政策代码回滚”（错误政策模块自动触发熔断、回撤）等措施，使得2023年通过“沙盒测试”的政策落地成功率大幅提升。又如，为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规则衔接问题，构建了“香港标准+内地适配”转换器（如港澳建筑师资格互认的8个转换模块），开发了跨境商事纠纷“调解-仲裁-执行”智能合约链。还如，为了缓解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制度冲突，将香港负资产处理机制与内地金融安全网融合，在虚拟银行沙盒中测试跨境资金流动规则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创新“监管对赌协议”——若风险事件超阈值，自动启动补偿机制。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得跨境融资成本显著下降，制度创新外溢效应覆盖粤港澳大湾区。
复杂自适应系统改革的制度版本控制系统
类似Git管理方法的制度版本控制系统（Institutional Version Control System, IVCS）是实现复杂自适应系统中“部署即落实”的一种前沿方法。借鉴软件工程中代码版本控制的逻辑，IVCS通过模块化治理、分支试点、迭代式演进、动态合并、冲突协调、历史追溯、数据闭环等机制，将改革部署与落实无缝衔接，形成“部署即生成、落实即反馈”的治理闭环。IVCS主要用于改革方案（制度）的部署与落实，不仅可以实现“部署即落实”，而且能够迭代优化方案部署，提升改革方案的可控性与适应性。IVCS的分支试点（分布式改革逻辑）、分布式协作、动态合作、迭代式演进等“算法”也贴合复杂自适应系统（CAS）中的改革实践，有利于将改革演进为创造性过程。
IVCS的核心功能与CAS的改革部署存在深刻的映射关系：分支试点 → 多极改革试点与多路径探索。允许不同地区或部门基于同一制度基线创建独立分支，测试差异化改革方案（如A省试点“数据要素市场化”、B市尝试“碳税分层征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动态合并 → 改革经验整合与统一推广。将各分支验证有效的政策模块合并到主版本，例如将上海自贸区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升级为国家标准。回滚 → 风险处置与动态纠偏。当某项改革引发系统性风险（如算法歧视激化社会矛盾），快速回退到上一稳定版本，避免危机扩散。提交与日志 → 变革溯源与责任追踪。记录每次制度版本修改的动因、执行主体与影响评估，为事后审计提供依据。
IVCS还可以视为怀特海过程哲学创造性原理在CAS改革中的实现工具。其对应关系见表1。
将IVCS用于实现“部署即落实”，首先需要做好几项基础性工作：
建立制度仓库。首先，建立制度数字化标准，将制度代码化；然后将复杂制度拆分为独立模块（如数据安全规则、审批流程、绩效考核），每个模块单独版本化，支持按需组合；最后，采用“主版本、次版本、修订号”，标识制度版本号。
建立逻辑化的改革决策流程。这一流程主要包括识别改革需求、影响范围评估、创建功能分支试点、数据埋点与效果监测、回滚或并入主分支、生成新版本、灰度发布等环节。
建立关键工具链。包括建立版本控制平台、绘制可视化的制度间关系图（如某审批流程修改可能触发的数据安全规则变更）、设立能量化改革实际效果的评估工具（如数字孪生仿真和A/B测试机制）、建立收到合并请求时对版本的自动化审查机制（主要审查法律合规性和版本兼容性等）。
建立协作机制。包括针对制度变更的跨部门审查委员会和冲突解决策略。冲突解决策略主要包括对语义冲突（条款矛盾）和流程冲突（依赖关系变更）的处理。
支持“部署即落实”的IVCS实践框架或操作体系主要包括五部分：
模块化加载：政策原子的按需部署。将复杂政策（制度）拆解为“可插拔”的原子化模块（如数据确权、流通协议、监管沙盒），通过智能加载器动态组合。譬如，雄安数字土地系统将相关政策分解为土地开发权NFT、动态容积率、碳约束规则等独立模块叠加部署，支持200+并发组合。
分布式实验：多节点版本并行。赋予地方“政策分支”权限，允许同一领域并行多个版本。如在粤港澳金融沙盒改革试验中，香港侧重自由流动、深圳强化风控、珠海探索离岸创新，AI生成大湾区统一监管框架。
实时反馈：数据驱动的动态迭代。在制度执行系统中“埋点”关键指标（如条款引用次数、例外申请频率、企业成本、公众情绪、环境指标），通过制度神经网（如物联网+舆情大数据等）监测改革效果，评估方案的优劣，进行迭代创新。如当监控到“数据出境驳回率>30%”时，自动创建issue；当数据出境规则v1.3.0可能导致过度限制，建议启动修订；企业合规数据触发“守信便利”规则迭代，优质企业通关时间缩短70%。
韧性回滚：部署系统的自愈机制。经由过程记忆库完整记录迭代路径，设置容错机制和熔断协议。如当数据交易所遭遇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时，无缝切换至抗攻击历史版本，交易中断。
灰度发布（Gray Release）：自动优化改革方案。引入AI辅助决策（GitHub Copilot式工具），根据历史版本和政策目标，自动生成改革草案（如优化“小微企业税收减免”计算公式），或智能合并冲突解决（当地方“人才落户政策”与国家“户籍制度改革”冲突时，推荐兼容性修改方案）。灰度发布是软件工程中的经典概念，指新功能分批次、渐进式上线，通过小范围验证→数据反馈→动态调优→全量推广的流程，降低系统性风险。我国改革实践中也广泛应用类似逻辑，通过分阶段试点→局部验证→经验总结→全国推广的路径推进改革。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注释略
责编：程静静／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