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产电影《流浪地球》系列与《哪吒》系列取得了巨大成功，彰显了我国电影工业体系建设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我国电影工业体系经历了行业观念主导的预备期、事业观念主导的始建期、产业观念主导的转型期，目前已进入工业观念主导的拓展期。完善我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关键是提高电影从业人员的积极性，研发具备先进性的电影科技，提升国产影视国际市场竞争力，实现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变。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 电影工业体系 电影观念变革 【中图分类号】J943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电影工业体系建设近年来备受关注，尤其是国产电影《流浪地球》系列与《哪吒》系列取得巨大成功，以之为参照回顾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创造新的辉煌。本文将“工业”理解为从事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的社会部门，将“电影工业体系”理解为围绕电影构成的复杂系统，包括电影机械工业、电影制片工业与电影衍生工业等分支。电影工业系统在社会层面以电影企业为生产主体，以电影观众为服务对象，以相关机构为联系中介；在产品层面以电影设备为技术手段，以电影题材为思想内容，以电影类型为本体形态；在运营层面以电影发行为营销方式，以电影氛围为文化环境，以电影革新为发展机制。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以新中国成立作为建构契机，先是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格局下运作，其后随着改革开放经历了转型期，进入21世纪以来因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而升级。
电影工业体系的先导（1905年—1949年）
清末，电影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令当时的观众大开眼界。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技师任庆泰用法国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拍摄京剧《定军山》，由此诞生的无声黑白短片标志着国产电影的发端。根据《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的检索，当时人们从行业、事业、产业、工业等多种角度看待电影。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将电影视为戏剧的同类（“影戏”），认为从事电影表演是一种行业。
从社会层面看，中国电影工业最早的中心位于上海，自1913年起陆续成立了多家电影公司。这些企业效法好莱坞制片厂，借鉴其行之有效的创新性商业模式（如明星制等），从而形成了对各种中介机构的需求（下文均以教育机构为例说明）。以此为背景，1924年上海大戏院经理曾焕堂创办中华电影学校，其虽然仅存在不到一年时间，却培养出胡蝶等早期影星。
从产品层面看，我国电影机械工业是20世纪20年代由上海、北平、哈尔滨、天津等城市维修、仿制相关进口设备的小厂起步的①。1932年，中西电影公司在上海建立。它是我国第一家电影机械企业，1942年生产出第一台标准牌35毫米放映机。1947年，上海维纳氏公司试制成功第一台维纳氏牌35毫米电影摄影机，随即用以拍摄故事片②。我国电影制片工业发端于上海，时间早于电影机械工业。上海新民公司使用进口设备拍摄了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1913年）。从形态上看，我国早期电影产品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发展历程。电影衍生工业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影院建设（如西班牙商人安东尼奥·雷玛斯1908年在上海搭建铁皮结构的虹口活动影戏园等）、广告印刷（如北京的光华影片公司1926年为其出品的《燕山侠隐》制作并印刷海报等）、报刊印刷（如《影戏杂志》等）。
从运营层面看，上海率先建立从剧本创作到发行、放映的完整流程，建立由影院、制片厂、发行公司构成的产业链。抗战期间上海大批电影人南迁，香港因此成为新的电影制片中心。本时期所采用的电影发行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分账发行，比如国内影院与美国好莱坞的合作等，特点为风险共担、收益分成；二是分片包干，起因是国内电影市场因战乱被分割为多个区域，制片商不得不委托地方代理机构负责所在区域的拷贝分配与票房回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加上电影问世不久、规模有限，无从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业体系。这一历史任务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完成的。
电影工业体系的始建（1949年—1978年）
新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建设史可以追溯到中央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正式成立（1949年）。陆续颁布了《中央电影局各厂剧本及影片审查办法》（1950年）等文件③，在全国开展了电影行业登记，对电影旧片加以清理，促进了电影生产的复苏，并逐步形成从剧本创作到拷贝发行的全流程计划管理体系。
在社会层面，本时期我国借鉴苏联模式，确立了统一领导的电影体制。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以国营电影制片厂为支柱的电影工业体系。这些制片厂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故事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纪录片、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美术片、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军事片、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南国特色、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西部风格等。为向各家制片厂输送电影人才，国家以1950年创办的表演艺术研究所为基础建设相应的高等艺术院校，这就是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的由来（1953年、1956年先后改名为北京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
在产品层面，为发展电影机械工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54年下发了《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④。1958年，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成立，主要承担电影科技研发和标准化工作。以此为背景，我国依靠相关企业的分工协作，自主生产出放映机、摄影机、洗片机、录音机和各种专用灯具，结束了电影设备主要依赖进口的历史。在电影制片工业领域，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创作了《白毛女》（1951年）等经典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大闹天宫》（上集为1961年，下集为1964年）在动画技术上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在内容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形成独特艺术风格。在电影衍生工业领域，我国统筹规划影院建设，由大城市逐步向中小城市拓展；出版了《大众电影》（1950年）等印刷精美、销量巨大的刊物，以及《鸡毛信》（1962年）等电影连环画和其他电影图书，还有大量电影海报和宣传画。
在运营层面，本时期我国电影工业体系体现了由计划经济主导的特色。电影机械的生产、电影作品的拍摄 和电影衍生品的制作都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全国电影发行工作由1951年成立、位于北京的中国电影管理公司（1958年更名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简称“中影公司”）负责。它收购各个国有制片厂的产品，通过分层分销系统将影片传递到各地国有电影院进行放映，并将经过选择的外国电影引入中国市场。这一电影发行体系以“统购统销”制度为特征。这一时期，全国电影发行网络逐步完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成为电影发行的枢纽。为满足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需求，政府组织了电影下乡和巡回放映等活动。
从整体上看，我国电影在本时期首先是“事业”，而非“行业”“产业”，更非“工业”。事业观念指导下的电影体系根据国家计划运作，可以有效地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理念，集中不同单位的力量出精品，但是存在不少难以克服的局限。从行业的角度看，容易形成垄断，缺乏竞争力；从产业的角度看，未形成商业销售体系；从工业的角度看，与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媒介革命相对脱节。这一时期，对电影工业体系的完善局限于创新或改进电影机械、提高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拓展城乡发行网络等具体措施。
我国电影工业体系的转型（1978年—2000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积极促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且努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以此为背景，电影的商品属性逐渐受到重视，“电影产业”逐渐取代“电影事业”，我国电影工业因此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也经受了相当严峻的考验。
我国电影体制改革以经济转型为背景进行，重点之一是促进电影工业与商品流通的融合。粉碎“四人帮”之后，各电影制片厂逐步恢复电影的创作与生产。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从1978年开始恢复正常业务。1979年—1983年电影业完成了“拨乱反正”，包括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恢复遭到破坏的电影发行放映网、解禁大量影片、调整电影摄制机构等。为解决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1980年文化部要求中影公司按照发行所需的拷贝量以一定单价与制片厂结算，使制片厂的利润开始与市场挂钩。1984年—1986年电影业逐渐由事业型向企业型转轨，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并按规定纳税。从1985年开始，部分地区获准实行电影票价浮动。1986年3月，电影事业管理局由文化部划归新成立的广播电影电视部（1998年3月更名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领导。1987年—1991年，电影业试行经济承包责任制。1992年—2003年，电影业体制改革全面启动。1993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出台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电影事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分步实施的措施，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接洽，电影票价原则上放开。1996年，省级电影制片厂获准独立出品电影。1997年，国家广电总局推出“单片许可证”制度，允许电影制片厂之外的机构申请电影制作权。
从社会层面看，本时期各国电影业已经由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左右。曾被我国早期电影界视为样板的好莱坞制片厂多数已经被跨国集团纳入麾下，相对独立的迪士尼已经发展成为跨国集团。跨国集团所拥有、管理和经营的电影企业具备强大实力、丰富资源，可以凭借媒介网络将其影片传播到全球。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电影界感受到来自欧美同行（特别是好莱坞）的冲击，采取了诸多举措。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转企改制”，即对原来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将它们转成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股份公司。二是放松电影业准入限制，民营资本因此得以进入制片领域。此后，民营企业陆续进入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各领域。为分担风险，民营电影企业逐渐从独家投资走向共同投资。上述改革有助于国产电影“百花齐放”，受到国内观众的普遍欢迎，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从产品层面看，本时期全球电影机械工业正在经历由模拟技术为主向数字技术为主的转变，电影制片工业已经形成大制作与小制作、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类型片与超类型（或反类型）等分化，电影衍生工业已经发展出包括电子游戏、主题公园、游轮等在内的多种形态。我国电影机械工业当时和西方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主要通过引进、仿制、消化后创新的方式学习各种先进技术。就电影制片工业而言，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拓展了电影创作的自由空间，《小花》（1979年）、《天云山传奇》（1981年）等具有反思性、艺术性的作品陆续问世。在借鉴好莱坞商业电影模式的基础上，我国开始拍摄武侠片、喜剧片、爱情片等类型电影。就电影衍生工业而言，本时期生产了不少以录像带、光盘等形式流传的音像制品，还有一些和电影相关的图书。
从运营层面看，在电影制作领域，由于民营资本进入、借鉴好莱坞等原因，从导演中心制向制片人中心制转变，强调标准化流程与分工协作。“基地”成为汇聚制作力量的有效形式。1987年，中央电视台创办了无锡影视基地。影视基地的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不仅供拍摄之用，还向游客开放。在电影发行领域，1984年国家允许部分民营企业参与电影发行。为了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电影产业化、满足观众多样化需求，我国自1994年起通过分账引入国外大片。随着市场化改革与多元化发展的推进，“厂线合一”的模式被“院线制”取代，发行公司和院线公司逐渐获得独立的市场地位。发行公司可以和全国范围多个院线合作，不再受限于过去的区域性划分。
从整体上看，本时期我国电影的定位逐渐从“事业”转向“产业”，这与国民经济转型、文化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电影工业在经历阵痛之后逐步与国际接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电影工业体系的路径主要是在电影机械工业领域贯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努力缩小与国外先进电影科技之间的差距；在电影制片工业领域借鉴国外经验，提高国产电影的水平；在电影衍生工业领域将电影作为IP产品来运营，使其价值最大化。为此，必须打击盗版活动，保护知识产权。
电影工业体系的升级（2001年至今）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电影工业体系升级的契机。“入世”在社会层面既意味着允许外资公司更多地参与中国电影市场的投资和分销，又意味着中国电影企业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由此促进了电影文化的交流、电影人才的流动；在产品层面既意味着由于国际合作拍摄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影片采用国际化制作标准，又意味着中国影片有更多的机会通过与国外企业的合作及参加国际电影节扩大其影响；在运营层面不仅意味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受到世界电影工业总体格局的影响，而且意味着中国电影工业开始作为世界电影工业的组成部分发挥作用。政府主管部门通过进口影片配额制、税收优惠和专项资金扶持等措施，提升国产电影占比。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从电影事业向电影产业的转型，面临的新任务是保证电影产业在市场化运作的条件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国际上，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滚滚而来。在国内，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解放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产品的供给空前丰富。在消费者的注意力相对有限的条件下，电影产业如何巩固或强化自身的地位，成为必须正视的问题。通过工业化提高产能，借助技术驱动凸显电影的奇观特色，与其他文化产品进行错位竞争，便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解决方案。以此为背景，电影的工业属性逐渐受到重视，电影工业体系建设成为当务之急，智能化成为重要的创新点。
在社会层面，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影响，世界电影的定位由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或娱乐产业向信息产业转变，大量注册业务包括软件开发、文化传媒、网络运营等在内的公司跻身电影生产者行列。与此同时，电影消费者从影院观众向网络和手机用户拓展。人工智能崭露头角，作为“准主体”充当电影领域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本时期，中国电影基地朝着数字化、大型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电影生产者队伍不断壮大，跨地域、跨学科、跨国界的协作日益广泛。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由于经济增长强劲、可支配收入增加，观影成为大众娱乐的重要选项。院线电影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网络电影的流行程度名列前茅。从中介机构的角度看，“电影进校园”等活动促进了电影知识在中小学的普及。Flash动画、微电影、短视频等课程在大专院校的设置，加上近年来文生视频、图生视频技术等的推广，都有利于为电影工业输送人才。
在产品层面，电影机械工业将图形工作站和各种嵌入设备（如内置芯片的数字摄像机、数字放映机）等列入生产范围。我国不仅在数字电影设备方面取得多项专利，而且组织和参与了多项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例如，2023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批准发布由中国提案并主导制定的电影标准ISO 5926:2023《数字影院立体放映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电影制片工业不仅出品了大制作的院线电影，而且生产了大批网络电影。后者的数量逐渐超过前者，在2016年达到高峰后下降，这意味着从“野蛮增长”转向精品化生产。就内容而言，新主流大片更加强调文化自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比如，《流浪地球》系列受到广泛好评。电影衍生工业不仅生产各种具备物理形态的文具、图书、纪念品，而且生产各种具备虚拟形态的新品（如根据电影内容改编的电子游戏等），影游融合备受瞩目。
在运营层面，电影制作的主要方式由实景拍摄为主向虚拟拍摄为主转变，比如《流浪地球》系列片大量运用虚拟拍摄技术。电影发行的主要渠道由院线向流媒体平台转变，电影消费的主要方式由影院观影向在线点播转变。这一时期，“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国电影工业面临着如何实现内外循环相统一的考验。本土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实施全球化布局，其中包括通过海外并购与发行进入国际电影市场。例如，2025年2月13日起，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闹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南非等海外市场陆续上映。
完善我国电影工业体系的路径
我国电影工业体系经历了行业观念主导的预备期、事业观念主导的始建期、产业观念主导的转型期，目前已进入工业观念主导的拓展期。各个时期的电影工业具有不同的运行轨道，电影工业体系具有不同的构成要素、存在不同的矛盾、需要不同意义上的“完善”。尽管如此，各个时期电影工业体系的完善路径大致包含三种类型：一是在社会层面壮大电影生产者的队伍、扩大消费者的规模、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等，二是在产品层面开发科技实现电影机械工业手段创新、制作精品实现电影创意工业内容创新、转化IP实现电影衍生工业本体创新等，三是在运营层面通过流程改造实现电影生产方式创新、通过内外循环实现电影流通环境创新、通过动态调控实现电影发展机制创新等。在这三个层面中，社会层面发挥引领作用的是劳动者，即电影领域的从业人员；产品层面发挥引领作用的是凝聚于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体现于劳动成果的科学技术，即电影科技；在运营层面发挥引领作用的是调控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规划长远发展的基本方针，即电影策略。因此，完善电影工业体系的关键是调动电影从业人员的积极性，研发具备先进性的电影科技，提升国产影视国际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技术迅速发展，为我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开拓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很多电影企业非常重视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不计其数的电影爱好者利用大模型制作短视频，这是我国电影工业的强大后备军。为此，完善电影工业体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全面增强。在社会层面开发智能电影导师以培养人才，推动观众共创计划以集思广益，训练智能艺术助手以提高效率；在产品层面开发智能预演系统以配合虚拟拍摄，建立影视数据中台供资源开放调用，构建智能评估模型以鉴定影片质量；在运营层面开发剧组调度智能体以统筹拍摄事宜，部署盗版追踪智能体以维护知识产权，制造产业政策模拟器以实现动态适配；等等。二是物畅其流。着力发展中介机构，如文化担保公司、智能选角公司、智能版权交易平台等；让AI算法审片师、虚拟演员经纪人、数据驱动发行商等新角色助力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全产业链。三是重点突破。针对我国电影衍生工业比较薄弱、电影主题公园相对稀缺的问题，可以规划建设机器人主题公园，由国内相关制片商与机器人公司合作，将想象中的机器人实体化，根据电影情节设计景点、组织活动，开辟智能时代科艺融合的新赛道。
（作者为厦门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发展中心、电影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曲金魁：《中国电影机械工业百年发展回眸（上）》，《现代电影技术》，2006年第8期。
②华锡梅：《电影技术百年大事概录》，《影视技术》，1995年第12期。
③程麒台：《新中国电影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国电影市场》，2021年第7期。
④刘海藩主编：《历史的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文化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7—68页。
责编/银冰瑶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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