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同志的地方工作实践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石：在问题导向的实践哲学方面，正定时期破解“高产穷县”困境提出的“不抓工业不富，不抓商业不活”论断，确立了发展作为解决根本问题的核心地位；在战略谋划的系统思维方面，福建“弱鸟先飞”的差异化发展理念和浙江“八八战略”的资源统筹布局，为新发展理念提供了生动的区域实践样本；在制度创新的改革逻辑方面，从福州“3820”战略工程到上海浦东的制度突破，形成了以改革释放生产力的实践范式。这些地方治理经验表明，习近平经济思想源于对区域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处在新发展阶段，面对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时代课题，重温这些地方实践智慧具有重要意义：既要传承“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把握矛盾本质，又要借鉴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更要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因地制宜改革要求。系统梳理这些实践脉络，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解，更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方法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 地方实践 新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要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从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的工作实践中汲取智慧，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习近平同志地方经济工作的实践探索
正定时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实践源头。1982年，习近平同志面对河北省正定县“高产穷县”的发展悖论，创造性地提出“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战略，在破解“高产穷县”困境中形成了多个重要理论创新成果：确立实事求是的发展方法论，通过核减征购任务、调整产业结构等举措，转变当时片面追求产量指标的发展模式，体现了经济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的基本原理；构建系统协调的发展观，统筹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改革和人才引进政策，形成了要素协同发力的系统化改革思路；奠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将提升农民收入作为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标，这一价值理念后来发展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核；等等。正定实践通过制度创新激活要素市场、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发展潜能，不仅实现了县域经济从单纯追求产量向综合效益提升的转型，更在方法论层面形成了“立足实际、尊重规律、服务人民”的经济工作范式，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这些探索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和人民立场的辩证统一，对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福建时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创造性地探索出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形成了多方面的理论创新成果：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辩证法，强调贫困地区既要正视“弱”的客观现实，更要发挥“先飞”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四下基层”工作机制激发内生动力，体现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创新；构建“山海协作”的区域协调机制，突破地理空间限制，推动沿海与山区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新型区域关系，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实践基础；确立“生态省”建设的战略思维，将“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生态价值观融入发展实践，率先探索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等等。特别是“3820”战略工程展现了长远规划与系统推进相结合的方法论创新，通过“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政理念，实现了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的有机统一。福建实践深刻体现了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这些探索为新发展理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兼顾效率与公平、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辩证统一关系。
浙江时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八八战略”，开创性地探索了高质量发展路径，形成了多方面的理论创新成果：构建了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提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的重要论断，将文化软实力建设纳入区域发展战略，通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文化产业培育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文化赋能经济发展的实践范式；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破解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价值引领和实践路径；形成了创新驱动的制度设计，通过“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科技特派员制度”等，构建了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等等。浙江实践深刻体现了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创新引领和生态优先的基本原则。这些探索不仅为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更在理论层面构建了新发展理念的雏形，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辩证统一。
上海时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开放型经济领域深化拓展的重要阶段。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系统性地探索了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范式，作出了多项理论贡献：构建了制度型开放的理论框架，通过全国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确立了政府职能转变与制度创新的联动机制，为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制度供给；创新性地提出了党建引领城市治理的范式，通过构建单位党建、区域党建、行业党建的协同机制，实现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领导；确立了制度创新驱动高水平开放的发展路径，以金融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双轮驱动，形成了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等等。这一系列实践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系统阐释了制度创新、系统集成与开放引领的辩证关系，不仅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实践样本，更深化了对改革与开放内在统一性的认识，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制度型开放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的理论逻辑，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规律。
地方实践的理论升华与新时代发展
从“八八战略”到新发展格局：内需培育与国内大循环的理论演进。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八八战略”，开创性地探索了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这一战略蕴含三个核心逻辑：首先，构建了创新驱动的内需培育机制，通过“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推动产业升级，将传统产业优势转化为供给适配性，形成了“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内生增长路径；其次，形成了区域协同的市场整合范式，以“山海协作”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区域实践样本；最后，确立了制度型开放的改革方法论，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提升经济效率，实现了内循环质量与外循环能级的同步提升。这一实践深刻揭示了内需战略与高质量供给的辩证统一关系，即通过创新驱动提升供给体系质量，通过制度创新畅通经济循环，通过区域协同优化资源配置。浙江经验表明，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将产业升级、制度创新和区域协调有机统一，形成供给与需求、国内与国际、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这一理论逻辑为新时代统筹发展与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
从“弱鸟先飞”到共同富裕：扶贫经验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演进。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提出的“弱鸟先飞”理念，系统阐述了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培育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这一理念包含三个维度的创新：首先，构建了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振兴”转型的发展范式，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培育特色产业相结合，实现从外部帮扶到自我发展的根本转变；其次，形成了“单点突破”与“系统协同”相统一的政策框架，将基层治理创新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机结合，推动扶贫工作向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性跃升；最后，确立了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并重的发展目标，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路径。这一实践深刻揭示了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坚持“志智双扶”的基本原则，既要通过产业培育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又要通过文化振兴提升发展软实力，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宁德经验表明，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收入均等化，而是通过差异化发展路径激发内生动力，通过制度创新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最终实现发展机会的公平共享。这一理论逻辑为新时代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从“绿水青山”到“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生态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探索，形成了系统的生态经济理论体系，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创新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确立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突破了传统发展观将二者对立的认识误区，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其次，构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框架，通过产权界定、价值核算和市场交易等机制创新，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最后，形成了绿色发展的系统治理观，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了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控、从单一要素保护向系统治理的转变。这一理论创新深刻揭示了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生态承载力为前提，通过制度创新重构发展逻辑，使生态保护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当前，绿色发展已经从理念层面上升为基本国策，成为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的核心方法论，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从“调查研究”到科学决策方法论：地方治理经验的现代转型。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决策科学化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创新体现在三个维度：首先，确立了“问题导向”的实践认识论，通过深入基层的实证调研把握矛盾特殊性，实现了从经验直觉到理性认知的跃升；其次，构建了“系统观念”的辩证方法论，将局部问题置于全局视野中统筹考量，形成了整体与部分相统一的治理思维；最后，形成了“知行合一”的政策过程论，通过“调研—决策—执行”的闭环机制，确保政策制定与实际情况的动态适配。这一理论体系突破了传统决策模式的局限性，将实证研究方法与辩证思维方法有机结合，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这一方法论更凸显其时代价值，要求我们既要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基本准则，又要创新数字化调研手段，不断提升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对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的启示
从“稳中求进”到“统筹发展与安全”：经济治理的方法论创新。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形成的经济治理思想，系统构建了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的辩证方法论。这一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其一，确立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深刻把握了经济系统动态平衡的内在规律，既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通过结构性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其二，形成了基于“底线思维”的风险防控体系，将前瞻性预判与系统性应对有机结合，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范的治理范式转型；其三，构建了发展与安全相统一的治理框架，推动经济治理从短期调控向长效治理转变。这一理论体系超越了传统经济治理中“稳定”与“增长”的简单二分法，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创造性运用于经济工作实践，为新发展阶段统筹复杂局势提供了科学指引。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一方法论更凸显其时代价值，要求我们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增强政策弹性，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从“科技特派员”到“新质生产力”：基层创新驱动的理论突破与实践范式。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实践：以“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科技要素下沉，以“腾笼换鸟、凤凰涅槃”重构产业路径，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对接全球创新网络。这些实践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理论体系，其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确立了“人才—产业”协同发展的新范式，通过重构科研组织方式，实现了知识生产与产业应用的有机统一，为破解创新“孤岛效应”提供了制度性解决方案；其二形成了绿色技术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融合机制，将生态价值创造纳入生产力发展逻辑，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其三构建了“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制度创新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形成了市场导向的协同创新网络。这一理论体系突破了传统创新理论的线性思维，将科技创新置于生产实践场域，实现了从技术研发到价值创造的全链条贯通。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需求使这一模式的示范意义更加凸显，既要坚持需求导向的基层创新路径，又要完善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推动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源泉。
从地方改革到国家治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创新。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的改革实践，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核心在于把握“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关系，通过系统性重构生产关系激发生产力发展活力。这一理论创新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确立了“问题导向”的改革认识论，将具体实践中的矛盾化解升华为制度创新的内生动力；其二形成了“制度型开放”的倒逼机制，通过国际规则对接推动国内深层次制度变革；其三构建了“系统集成”的改革方法论，实现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有机统一。这一理论体系突破了传统改革思维的局限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为核心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当前，面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求，这一方法论更凸显其时代价值，要求我们既要坚持“先立后破”的改革时序，又要强化法治保障，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动力支撑。
从“民生改善”到“共同富裕”：发展思想的理论升华与实践创新。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的民生实践，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理论体系，其核心要义在于把握“发展”与“共享”的辩证统一关系，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民生保障与发展动能的有机统一。这一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确立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民生需求作为经济工作的根本导向；其二形成了“系统保障”的民生治理框架，推动民生工作从分散式救济向制度化保障转变；其三构建了“物质精神并重”的共同富裕路径，实现了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治理目标。这一理论体系突破了传统民生工作的局限性，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民生发展理论。当前，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需求，这一理论更凸显其时代价值，要求我们既要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又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为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
③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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