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我踏上了探访保定直隶总督署的旅程。踏入这座古老的建筑群，飞檐斗拱在岁月的侵蚀下依旧气势恢宏，古柏苍郁挺拔，仿佛在默默诉说着往昔的故事。就在这充满历史厚重感的氛围中，一块历经风雨洗礼的石碑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让我不禁驻足良久。这块石碑上镌刻着孙嘉淦所撰的《居官八约》，仅有四十二字的官箴，以其文言特有的凝练之美，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修身、齐家、治国”的逻辑链条，具象化为可触可感的为官准则。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审视这份精神遗产，会惊觉其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层共鸣——它不仅是刻在石碑上的古老诫命，更是照进现代治理的精神火炬，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语境下，重新诠释着为政者的价值坐标。
石碑上“不苟取于民，不扰民利；不徇私情，不营私利”的箴言，像一帧穿越时空的全息影像，映照着古今清官的共同底色。孙嘉淦在山西巡抚任上取消酿酒禁令的故事，看似是打破陈规的改革实践，实则是“民利至上”执政理念的生动注脚。当他顶着“破坏盐政”的压力深入民间，看到的不是僵化的条文，而是百姓因禁酒导致的生计困顿，这种“视民如伤”的共情力，恰是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历史先声。
与同时代官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潜规则相比，孙嘉淦的“马车载砖”堪称行为艺术般的自证：离任时用砖块冒充金银装载回乡，既是对官场贪腐生态的无声抗议，更是对“官声重于宦囊”的价值坚守。这种对官员形象的高度自觉，在新媒体时代转化为“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时代要求——当权力运行置于聚光灯下，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在书写着执政党的《廉洁白皮书》。从查处“微腐败”到“打虎拍蝇”，从中央八项规定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新时代的廉政建设正以制度刚性，将传统官箴中的道德自觉升华为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
在保定古碑前驻足，会发现“清费廉取”四字的笔画特别深峻，仿佛刀工刻意加重的警示。这让我们想起焦裕禄“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家规，想起谷文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誓言。跨越三个世纪的精神对话中，“廉洁奉公”的政德标准始终未变，变的是从个人修养到系统施治的治理升级，不变的是“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
治理永定河的草坝工程，是孙嘉淦务实担当的最佳注脚。当同僚沉迷于“根治水患”的宏大叙事，他却选择“束水攻沙”的草坝方案，看似简陋的工程设计，实则蕴含着“把钱花在刀刃上”的治理智慧。这种拒绝形式主义、直击问题本质的务实作风，在当代“放管服”改革中找到了新的实践场域——从“最多跑一次”到“不见面审批”，从“政策红包”精准滴灌到民生工程“清单化”推进，都是对“言删其无用，事止于能去”的创造性转化。
在官箴文化中，“担当”从来不是匹夫之勇，而是“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格局。孙嘉淦“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在新时代转化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深化改革决心。从脱贫攻坚一线党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誓言，到疫情防控中干部“我是党员我先上”的担当，我们看到的正是“不屈于权、不惧于直”的精神血脉在当代的激情奔涌。
碑刻末句“功藏于无名”的留白处，仿佛凝结着中国士大夫 “君子不器”的哲学智慧。孙嘉淦深知，真正的政德修养不在人前作秀，而在独处时的慎微慎独。这种“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自律意识，在碑刻中化作“慎独”的精神密码——当他在官署书房秉烛批阅时，当他在巡视途中拒绝地方官宴请时，践行的正是“暗室不欺”的道德自觉。这种内在修养的最高境界，与《礼记·中庸》“慎其独也”的千年古训遥相呼应，构成中国政德文化的核心基因。
在现代治理语境中，“慎独”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当权力监督从“八小时内”延伸到“八小时外”，从制度约束深化到思想自觉，党员干部的“自我革命”意识便成为政德建设的关键变量。就像古碑在无人处依然矗立，政德修养也体现在“无人监督时”的坚守——拒收一包土特产的操守，退回一张购物卡的自觉，拒绝一次特权便利的清醒，都是“慎独”精神的现代演绎。这种内在约束与外在监督的辩证统一，正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层逻辑。
“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清代学者的注解为碑刻作了精妙阐释。孙嘉淦的“俭”，不是简单的生活朴素，而是对物欲的主动超脱，对精神境界的自觉追求。这种“俭以养廉”的智慧，在“打虎拍蝇”的反腐实践中得到印证——那些陷入腐败泥潭的官员，往往始于对“小便宜”的失守，终于对初心的背弃。反观焦裕禄的补丁衣服、孔繁森的“捐薪养孤”，他们用一生诠释着“清廉自守”的政德境界，让古碑上的箴言成为永不褪色的精神路标。
走出总督署的碑刻长廊，古柏的阴影在石阶上投下斑驳光影，恍若历史与现实的叠影。《居官八约》的现代启示，绝不是简单的古今对照，而是在文明传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当“心系百姓”转化为“脱贫攻坚”的驻村日记，当“务实高效”具象为“基层减负”的政策文件，当“刚正不阿”升华为“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传统官箴便完成了从历史文本到实践指南的华丽转身。
这种转化的关键，在于把握传统政德的核心理念与当代治理的内在契合。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两个务必”到“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激活传统政德的现代性因子。就像古碑在修缮中既要保护历史原貌，又要融入现代展陈技术，政德建设也要在守正中创新——既要传承“慎独”“清廉”“担当”的核心价值，又要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制度体系、话语体系和实践体系。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回望，古碑上的政德密码依然清晰：它告诉我们，为政之道体现在“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民生关切里，落实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务实行动中，升华在“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追求上。当我们将《居官八约》的精神养分融入新时代政德建设，就等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古老的智慧在现代治理中绽放新的光芒。
暮色中的碑刻渐渐融入苍茫，而孙嘉淦的精神却在新时代的晨光中愈发清晰。这或许就是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它从不因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在时代的淬炼中更加璀璨。当我们以敬畏之心守护这份精神遗产，以创新之力激活其现代价值，就能让古碑上的政德清音，永远回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成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动力。这，正是《居官八约》跨越三个世纪的时代回响，也是我们对历史最好的致敬与传承。（程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