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时报 》（ 2025年05月07日 第 03 版 ）
口述人：胡良霞，2015年7月——2016年4月任河南省兰考县政府目标办主任，县委、县政府督查局副局长。2016年4月——2017年4月任兰考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扶贫办主任。2017年4月——2019年1月，任兰考县改革办常务副主任。现任兰考县桐乡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访谈组：陈思 陈曙光 陈晗
日期：2024年9月5日下午、6日上午
地点：兰考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会议室
一、兰考的“答卷”
载入县志的新机构
习近平总书记是2014年3月17日来兰考的，当时的兰考县委领导班子向总书记承诺了兰考三年脱贫。2016年4月到2017年4月我担任兰考县扶贫办主任，负责三年中最后一年的脱贫工作具体落实。这个时间段，是脱贫攻坚打硬仗的时候。兰考县是2017年3月27日获国务院批准摘帽，正式实现脱贫，实现了对习近平总书记“三年脱贫”的承诺，回答了“兰考之问”，也以兰考的脱贫告慰了“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这个过程发生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儿，我从头说起吧。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来兰考视察、调研、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时候，我还是乡镇的副书记。总书记走了以后，我们省市县先后进行了会议精神的传达，告诉我们基层干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实现脱贫。开始围绕着县域治理“三起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要准确把握县域治理特点和规律，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不断取得事业发展新成绩）布局我们的产业，提升我们的环境，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来实现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三年脱贫，七年小康”。
国家部委、省、市及社会各界给予了兰考更多的关注和支持。2015年，省里将兰考作为“改革发展和加强党的建设综合试验示范县”，为我们注入了“强心剂”，全力支持兰考发展，我们也是紧紧抓住这次机会，立誓干好，加压奋斗。脱贫攻坚这项工作牵涉面广、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在推进过程中发现：不作为、乱作为或消极作为的问题很多。所以要想干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职能部门针对性地抓。兰考通过对制度的梳理和完善，整合了县委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县政府目标管理办公室、县行政效能中心资源室，着手组建督查局，工作人员由全县各个部门选调骨干力量组成，我就是从乡镇被遴选到督查局当副局长的。
督查局以践行“三起来”为工作目标，从各个职能部门抽调骨干力量。因为这些同志“出身”的部门本身就有职能和权力，一定程度上就避免了来回协调各种烦琐的关系，避免“踢皮球”。这样就能把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产业等所有跟脱贫攻坚有关的工作统在一块儿，推进工作更有力更有效。
督查局是做什么事儿呢？简单一点说就是查你该干的事干了没有：布置作业、查作业。让督查局作为一个工作的推动器，集中县委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纪委效能中心的职能，解决当时督查工作分散、政令不一的问题。
任何一个部门考进来的年轻人，一入职就先到督查局锻炼，督查局涵盖了全县的所有工作，包括领导批示和现场调研交办的重点任务、网民的留言，还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等等。督查局的各项工作只对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这4个人负责。推进重点任务直截了当，效能很高。
“突袭”摸底
我们的重点任务，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了以后，县委领导班子从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里梳理出来的，逐步细分，进行调研、交办、落实，县委领导再针对性地根据不同阶段工作做批示。主要内容是脱贫攻坚，而当时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全县的贫困户底子不清、数据不实。
2015年的一个晚上，时任兰考县县长给我们督查局局长打电话，把他叫到县政府。县长问：“兰考要兑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承诺，2017年就要摘掉贫困县的帽子。现在的脱贫攻坚工作，我们心里有没有底？”刘局长说：“现在还不太有底。”县长说：“到底还差多少？具体情况怎么样？首先数据咱们得摸清楚。”两个人聊了很长时间，然后决定给我们几个副局长打电话，布置任务。我们督查局一般都是晚上10点以后才会下班，大概夜里10点半，刘局长的电话来了，他说：“明天一早有一个任务。具体什么任务，先不透露，先把人员组织好。”于是我们连夜开始抽调人手。第二天早上7点，50个人集合完毕，他们来了都不知道什么事。我们把大家的手机全都收上来，然后把这50个人分配成两个大组，分别对应2个乡镇，每个大组再分成8个小组，对应8个村，由小组长带队，直接出发，下村突袭做采样调查。
工作人员先看村容村貌、人居环境，再入户调查基层组织、老百姓对“两委”干部的工作满意度，还有老百姓对我们驻村工作队的知晓率，如果老百姓不知道驻村工作队，或者不认识驻村队员是谁，那显然就不是真驻村。我们还调查政策落实情况，直接问老百姓：“你该享受到的政策享受了没有？”
两个大组、16个小组入户调查的同时，我们几个副局长来回巡查，这16个村我们都跑到了。当村“两委”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收队了，这16个村的数据都提取出来了，回来整理形成了一个报告，报给县长。
调查的结果并不好。好多工作都没做到位，暴露了很多问题，最严重的是数据中纳入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农户，有些“档外人员”没有统计进来。因此县长下了很大的决心，再进行全面的调查，摸清贫困户底数，排查假贫困户数据，为精准识别“回头看”打好基础。我们第一次突击调查的这50个人已经成熟手了。下一步，我们就让这50个人任小组长，再调动100多人进行编组。第二轮我们调动了175个同志下到村里，调查了23275户。用13天的时间对全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来了一个大起底、大排查，针对性地查找那些识别不精准、政策落实不到位、环境卫生差等问题。
县委经过深思熟虑，达成一个共识：把事情做好，经得起检验，才是真正的趋利避害。县委讨论后决定，还是要去揭这个伤疤，要不然将来对总书记没法交代，对全国没法交代。县长说：“我们兰考要争取率先脱贫，后面很多地方都会来看我们、学我们，我们必须经得起查、经得起看、经得起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落实总书记的精准脱贫要求，真扶贫、扶真贫。”
我们下定决心，高标准地把活儿干好，我们下村的时候分小组，一户一户摸排，对照着原来的系统信息，逐户去排查每户的人口、年龄、收入、享受政策等信息。全部核实一遍，哪个与系统不符了，我们当场记录下来。接下来，我们就从系统里把几千个非贫困户清除出去了。这些人他都已经进入了这个系统享受政策了，你给他拿掉，他思想上肯定不好接受，但如果不拿他，就会寒了更多群众的心。这个系统同时又是动态的，我们把调查出来的真实贫困户纳入进去。当时央视《朝闻天下》的采访团队在这儿跟着我们报道，我们入户，他们也入户，晚上我们开会，他们也跟着开会。所以我们做的所有工作，能不能做好，在全国人民面前都是透明的。
同志们经过两次小范围暗访，又经过大范围摸排，思想上已经对精准脱贫的重视度越来越高了，我们的工作衔接也非常好，各村的数据质量是有保障的，但是高质量的数据需要高质量录入国家系统。如果让各村各乡自己录入，那些数据五花八门，各村对系统又不熟悉，到时都一定会给我们打电话问怎么弄，我们的技术人员隔着电话线又没法指导。弄错了、弄不成，都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在县里包了一个大型网吧，16个乡镇（街道）的180个人全都集中在这个网吧里，集中做录入工作。那个工作场景非常壮观，央视的记者也在这里拍摄、报道。这些打游戏的电脑性能是很好的，网速很快，但因为全国都在白天使用这个系统，就像高速会堵车一样，于是我们就打时间差，用白天的时间核实信息，晚上8点再开始录入。我们先把16个乡镇负责信息录入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开一个答疑会，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提出来。也许我有的问题你也有，这样共性的问题技术人员统一解答，就节约时间。答疑会开半个小时，开完会八点半开始录入，几名技术人员就在这待命，谁举手就给谁提供指导，一直录入到早晨。
这个活儿干了15天，我们分管的县委领导每天在网吧里不出来，保证数据质量。当时我们的县长已经任县委书记，他每天晚上开完会都要到这个网吧去看看，有问题就及时解决。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国家“精准识别回头看”任务布置下来了，我们比国家要求提前了20天完成。
火线受命
接下来，我们开始结合中央、省里、市里的政策，研究还有哪些弱项可以去补充，再来实施我们的政策。兰考县委研究自己的实际问题：比如产业的金融扶贫怎么搞；孩子的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就学怎么保障；大病怎么报销。其实老百姓花销最大的还是就医和就学，特别是家里要有个病号，就会拖累一家子人。像肾病透析、白血病透析，这种长期花销大的疾病，都需要给予相应的政策。
大排查后，我们梳理总结出了9大类共性问题，比如双向认知类、政策知晓类、基层组织建设类、产业发展类、集体经济类、人居环境类等。在这些基础上，还有14类个性化问题：各个村基础不一样，有的村本来就穷，就偏远；派驻工作队的单位条件也不一样，有的单位小，力量相对薄弱，扶持力度自然也不大；有的工作队员能力素质不一样等等。集中研究后，兰考在国家、省、市政策的基础上，研究并推出了12项政策作为补充。政策有了，对象也精准了，接下来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那天，我们在县委开会，大家逐条汇报、研判、分析，把上述这些事情基本商议妥当了。上半场会议结束，休息10分钟。我挺累的，坐在那儿发呆。下半场会议，当时的县委书记说：“我们这次摸底调查出了这么多问题，下一步我们是要向中央交卷的，而且我们是要第一个交卷的。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扶贫办主任一直空缺，接下来我们要重点推进这个工作。怎么推？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个负责人，主持工作，然后对我们现有的这些问题拿出方案。现在我宣布：县委经研究决定，任命胡良霞同志为兰考县扶贫办主任。”
我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吃了一惊。等我接受这个现实以后，马上又对后面要开展的工作发起了愁：当时扶贫办人员很少，我怎么干？我找书记要人，没想到书记先找我了，他对我说：“你扶贫办人不够，督查局的20个人你先带走。”我问：“哪20个人？”他说：“就是跟着你搞大摸底的那些人，你挑20个。”
督查局有30多个人是体制内的，我带走的这20多人是由自筹编制考取的事业编，他们报考了之后已经被乡镇录用了，在乡镇已经有岗位了，但上岗前还在督查局锻炼。我从这里边挑了20个人。人员到位以后，我根据工作需要把他们分成4个督导组。兰考县一共16个乡镇，我让每个组负责4个乡镇，每天都下去督查。我们的任务，简单地说就是把村里的贫困户继续精准化，把政策一一落实好，不断地优化，把发条越上越紧。
当时因为是第一批脱贫，不知道标准是什么，我们县委书记就去了省里多次，跟省里商量标准。因为国家的标准当时还没出来，省里也是研究，暂时还拿不出标准，就让兰考自己回去找标准。后来我们自己制定了一批标准：比如考察贫困村退出的时候，要结合村里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文化场所等因素；还有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支部强与不强等情况。
贫困发生率不能高于2%，这也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标准是群众收入的稳定性要强，少一点没关系，即使500、600、700元，只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渠道，事情就好办。
我们有了一个标准，实际落实的时候，也会不断调整。但是大的方向是一把尺子量到底，基本标准肯定不能破，比如贫困发生率是肯定不能破的，国家政策的落实、“两不愁三保障”等等。
扶贫办的工作不仅抓全面，还要抓细节。我们布置基础工作、安排落实、抓推进、不断考核，倒推时间表，确保全县在预定时间内完成脱贫攻坚。什么活儿该工作队干，什么活儿该村“两委”干，什么活儿该乡镇干，还有各个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我们把任务合理分配到位，责任牢牢压实，确保完成计划目标，落实政策到户。扶贫办的4个督查组，每天都下去查问题、抓落实、推进产业布局，还要到重点监测的贫困户家中调查。
有一户人家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男主人将近70岁了，妻子智力障碍，生了5个孩子，其中最小的才2岁。他家里的环境极度脏乱差，我们第一次去入户的时候，进门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他夫妻两个还有5个大大小小的孩子，衣服也不知道多久没洗，完全“包浆”了，看不出本来的颜色。我们根据政策给他家里做了研判，孩子必须享受教育扶贫政策，医保也都给他们上好。之后责成村“两委”和工作队一定要教育和培养他家的生活行为习惯，督促他们定期洗澡、理发、洗衣服、打扫卫生、收拾好家里的环境。我们后来经常去，看到他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孩子也穿得整整齐齐，他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
不甘于“等靠要”
之前我们几轮明察暗访，已经把各个村的问题大体摸清楚了。当时我们常驻在村里的力量主要是驻村工作队员。县委书记亲自开会，把驻村工作队员、支部书记召集过来，开一个研讨会，谈一谈现在问题在哪儿，痛点在哪儿，难点在哪儿，商量推进工作的办法。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批优秀的驻村工作队员，他们从各个单位来到农村，通过几年的驻村也对农村有了深厚的感情，有了基层的工作经历，有了农村的农业知识，有了跟群众打交道的方法。我们就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葡萄架乡杜寨村的驻村队员想在全村推广蜜瓜产业，可是群众的积极性不高，怕风险，让谁干谁都摇头。驻村工作队队长李国众跟我说：“群众不想干呐，想让村里头发展蜜瓜产业，群众都说没钱，你看能不能给弄点贷款，能不能有点什么政策？”我说：“行啊，贷款的事儿不难办。”但是，一个村干部说：“现在根本不是贷款的事儿！是大家没有积极性，得有人给他们打个样。”
于是，我们就支持这个村干部先行先试，他也很能干，先搞了两个大棚。他种的蜜瓜品种产量高，能收两茬，端午节前后一茬、中秋节前后一茬，效益非常好，当年几乎就回本了。大家看到收益了，积极性就都上来了，都纷纷开始种蜜瓜，不用动员也不要资金支持了。
那一年端午节放假的时候，我没给谁打电话，早上六点半就开车直接到杜寨村。我一看，好家伙！地里一派热闹的景象，大家开三轮拉管子的、裁塑料布搭棚的，干得是热火朝天。我正跟村里人聊天呢，电话响了，是驻村工作队的队长李国众，他说：“你到村里来了？”我说：“我过来看看。假期不想打扰你，所以没给你打电话。你继续休假吧。”李国众说：“现在正忙的时候，休啥假。我马上到地头了，你等我一会儿。”没有几分钟，李国众和村支书就都来了。我对他们说：“我来看看情况，摸摸群众的诉求是什么，想要哪些方面的支持。比如蜜瓜雨季的时候最怕淹的，看看大棚配套的排水设施怎么搞，产业项目需不需要给你们弄，能有多大的规模。还有我们怎么申请项目资金，贷款都需要多少。我来调查这类事情。”李国众对我说：“群众这些诉求最近都不提了，也不提困难了。”我说：“怎么不提了？不需要了？”李国众说：“不再‘等靠要’了，自己都想办法干起来了。现在他们不仅不要贷款了，有的还想着流转一些土地，多弄几个大棚呢，谁还情愿在那儿干瞪眼看着别人发财呢！”
这个事就揭示了我们扶贫工作的一个规律：当群众见不到利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做，你怎么做动员也不一定管用，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概念。可是当他们看到村干部这两棚瓜能顶他几年收成的时候，他们就都心动了。当群众的内生动力被激发、被调动起来的时候，一切困难其实都没有多难。后来杜寨村也基本上没办什么贴息贷款，本来有的村民申请，后来又不申请了。其实大家只要想干，怎么也能干起来——能合作的就合作，能转借的就转借，还有其他一些社会资金介入，这个村的蜜瓜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运转起来了。现在兰考全县的蜜瓜产业发展得很好，已经达到3万亩左右。
兰考蜜瓜最主要是通过新发地在北京销售，后来又有其他地区，以及网络销售。现在兰考蜜瓜很有名气，我们县委书记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的代表通道上，手里专门拿一个二维码，就是向大家推介我们的兰考蜜瓜。
新时代的“四面红旗”
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蜜瓜，要想尽办法都给它卖出去，还要卖个好价钱，还要让它供不应求，这个产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当时我们的县委书记压力很大，要亲自当推销员。县委书记、县长们自带流量，得想办法利用起来。
县委书记和我之间也在持续不断地互相给压力，他盯着我要落实，我盯着他要支持。脱贫攻坚那几年，书记一见到我就问：“良霞，我们现在还有问题没有？”我每次都说：“有问题。”他问：“上次定的事落实得好不好？”我每次都说：“落实得不好。”无论什么时间问，什么场合问，我都这么说。不过我有时候可能确实有一些悲观，但我觉得我是客观的。我们工作当中最大的制约是两个方面：一是产业，一是基层组织。但基层组织在脱贫攻坚当中的核心作用是如何带动产业发展。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产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是脱贫也好，小康也好，还是现在的乡村振兴也好，没有产业做支撑，群众就没有增收的渠道，地方经济就发展不上去。说一千道一万，如果群众不能稳定地挣到钱，都是白搭。所以一定要做产业，但做产业又是最难的：干起来之前难，我们自己需要衡量和判断产业的合理性，还要说服群众接受它；干起来之后更难，我们有必要帮助群众扶持和培育产业，帮他规避风险，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不亏钱，能挣钱。这就需要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一个好的班子，怎么能够带领我们的农民脱贫呢？曾经我们出现这种情况：一说脱贫，村“两委”干部就两边一站，哪凉快在哪待，不跟你见面。因为见了面，他们也不知道能跟你说啥，他们不知道产业如何发展，思路不清。而且村干部年龄也偏大，年轻人很少。年轻人有出去打工的，有当兵的，有做生意的，村里一个撑事的能人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我们基层干部的观念就要转变，要及时从管理者变为服务者。当你用干巴巴的行政命令指挥根本不起作用的时候，你只能帮助和引导他们。这种转变，也是我们通过脱贫攻坚实现了对自身职责和角色的一种认知转换，也促进村干部的认知转换。
有的村干部认知转换不了，就坚决要把他换掉。以前部分村干部有一种比较幼稚的认知：我跺跺脚，这个村都得摇三摇，你们这些男女老少都得听我的。只要村里不出事儿，大家都消停待着，我村干部就当得稳如泰山。你让他发展产业，他没那个概念，也没那个信心。我们发现这样的村干部是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是没用的，这些人必须换下去，我们要找致富带头人当村干部。我们通过脱贫攻坚发现了一些致富能手、种植大户、产业带头人，通过2016年的换届选举，把这样的人安排在村干部的岗位上。
这个安排，我们县里如何跟乡镇协调呢？因为县里肯定没有乡镇扎得深、了解得透彻。这种情况下，“能手”“大户”“带头人”都属于感性认知，我们怎么通过量化来确认他是村里人信服的村干部呢？在这一点上，兰考借鉴了半个多世纪之前焦裕禄书记曾经给我们提供的好经验，在县级层面搞了一个“四面红旗”村的评选，我们通过这一套系统性的评选，让那些能把村里的事弄好的人才脱颖而出。
“四面红旗”是源于我们对焦裕禄书记工作方法的传承。当年，“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这“四面红旗”表彰的每一个村，都振奋了兰考人的精神，打开了兰考发展的局面。我们沿袭这种做法，但内部结构和具体操作又有区别。新时代的“四面红旗”，在农村是评选“基层党建红旗”“脱贫攻坚红旗”“产业发展红旗”“美丽村庄红旗”；在社区是评选“基层党建红旗”“文明新风红旗”“治理有效红旗”“服务群众红旗”。“四面红旗”的标准给出来，每一个村都可以申请参评。“四面红旗”的评选是为了夯实基层组织，这个是最关键的。脱贫攻坚中，派驻的工作队是帮助村里和群众爬坡的，所起的作用应该是“推车的”，村“两委”才是“拉车”的，拉着群众往前奔。当时有的村“两委”不但不“拉车”，反倒成了“坐车”的了，真是“工作队用力干，村干部两边站，贫困户甩手看”。但随着我们四大班子齐上阵，县乡干部没有一个闲散人，就连团委、妇联、党史、文联等这些非业务部门也都是各尽其能，上下一盘棋，拧成一股绳，同干一件事，群众亲眼看到并亲身感受到了全县用真心掏真力的付出，由“原来的干部干群众看”转变成了“领导领着干，干部比着干，群众跟着干”，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激发起来了，掀起了评选红旗的热潮。
那个时期，我们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员劲头很足，“五天四夜”、加班加点，夫妻队员、父子队员甚至是家庭总动员，帮助村里、户里发展产业，提升设施，改善环境。为了激励队员，我们还开展了“驻村工作标兵”评选，没有机械性的评选指标，只看实绩。
第一次评“驻村工作标兵”很有意思。当时第一批评选了20名，没有打分表、评定表，没有考核组，而是分管扶贫工作的县领导、督查局局长和我，在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根据平时通过经常入村走访群众、村内产业发展收效、基础设施环境提升等掌握的情况，在大白板直接用“正”号标选的。
评选结果一出来，我们县委书记刚好上楼，看见会议室很热闹，我们都在讨论。他一看，结果已经出来了，他说跟他掌握的情况是相符的。我们县委书记当场就说：“拍下来，发出去。”我就把大白板的照片拍下来，直接发到脱贫攻坚的大群里。发完以后不到两分钟，两个县领导的手机就响了，打电话的有乡镇的领导，有县直部门的领导，有驻村工作队员，甚至还有工作队员的家属，他们关切地问：“俺们村为啥没得红旗？”“俺们村干得也不赖。”县领导就解释：“我们这个评选是公正的，是大家调查和讨论的结果。”“你们确实哪一点哪一点还不足。”“马上第二轮评选，你们再争取得红旗。”
大家积极性很高，都努力干。在那几个月，村里干劲十足，一天一个变化。直到国家第三方评估组到达兰考之前，我们一直在抓政策的落实，抓村容村貌的改变，抓“五净一规范”。我们发起了“冲锋行动”，在人居环境、村容村貌、户容户貌和培养老百姓良好生活习惯等方面来了一个大提升。巨大的压力带来了巨大的动力，那段时间兰考真的是日新月异，旧貌换新颜。
产业发展节节高
近年来，兰考县的农业“新三宝”、家居产业、乐器产业等蓬勃发展，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农业产业方面，我们有畜牧业现代化，还有苜蓿草种植。蜜瓜、红薯、花生并称为我们的“新三宝”。这些都是脱贫攻坚期间起步做，培育壮大，现在都实现了深加工，开始做大做强。
工业方面，我们注重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目的是给群众增加就业岗位，把强县和富民结合起来。家居产业是我们的一个亮点产业，解决了大量就业。我们以家居产业带动了6个乡镇做配套，让产业链向乡镇延伸。乡镇有产业是个特别好的事儿：群众都可以在家门口就业，骑个电动车，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到工厂上班，有稳定收入的同时，下班后还能照顾地里的农活，照顾家人。兰考乡镇的配套工厂技术不高、规模不大，但可以做一些木条、木板，做板材的初步加工，运到县城，再做深加工。
还有我们的乐器产业。焦裕禄书记当年治理“三害”的时候带领大家种的泡桐树，本来是用来防风固沙、治理“三害”的，后来谁也没想到，现在泡桐成了我们乐器产业很好的材料，成了绿色银行，也变成了我们的特色产业。我们的堌阳镇现在成了全国知名的乐器小镇，是中国民族乐器的品牌生产基地。脱贫攻坚以前我们就有这个产业，脱贫攻坚期间，我们把乐器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在徐场村，家家户户都做乐器，做乐器的配套，比如琴弦、包布、码子等。乐器这种产品，规模不一定大，但销量都非常好，而且附加值很高。我们现在跟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也建立了校企联合，把民族乐器的品牌进一步做大做强。过两天我们也要举办农民音乐节了，配合着我们的农民丰收节，还有家居展销会，把兰考的特色产业好好向社会推广。
兰考发展产业，有乡贤返乡创业带动，也有大学生创业带动，现在我们搞的那种“科技小院”模式，是中国农业大学首创的，以研究生为主，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零费用地服务于农户和生产组织，推进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科技助农新模式。有一个河南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1992年出生的，他一直在家乡搞小米种植，小米的品质非常好，现在已经扩展到其他乡镇。
当然，归根结底，国家、省里、市里对兰考的支持和帮助是力度最大的，也是最关键的，很多大开大合的做法取得了奇效。政策上，省里综合试验示范县的文件出台，就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支持。省直单位一些干部下来挂职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挂职干部有一定的级别，一般都是副处级、正科级的，他们办事有力度，给我们的帮助是相当大的。
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我们党的力量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无法比拟的。脱贫攻坚这场全方位、总动员、大火力覆盖的立体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三年的时间，兰考实现了对总书记的承诺，所有项目考核都达标。河南省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兰考完成了脱贫摘帽的任务。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乡村振兴这个阶段。随后，我就离开了扶贫办。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兰考的领导班子和同志们打下的良好基础上，终于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心里特别舒坦。
《 学习时报 》（ 2025年05月09日 第 03 版 ）
口述人：张静，女，2017年3月兰考县水利局派驻葡萄架乡杜寨村任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2019年3月任葡萄架乡党委委员。2021年5月任葡萄架乡党委委员、副乡长。2023年9月任东坝头镇纪委书记。
访谈组：陈 思 王育哲
日期：2024年9月5日下午、6日上午
地点：兰考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会议室
二、驻村干部的“蜕变”
懵懂下村
我是2017年3月份接替我们县信访局之前派出的老工作队长李国众同志，去杜寨村当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当时我在水利局上班，最初我们局里开驻村动员会，我没考虑去，也没报名。结果局长找我，问我：“小张，你能不能去驻村？”我说：“我孩子还小，没有怎么考虑啊。”他说：“你去吧，驻村有好处，能锻炼提高，对将来进步有好处。”我问：“驻村具体干点啥？”领导说：“很简单，就是帮村里做扶贫工作，每周在村里工作两天，住三夜，其他时间可以回县城。”我一听，这也不难，那就去呗，反正在哪儿都是干活。
我刚到杜寨村，村支书李永建到大路边接我，见第一面的时候，他就笑着说：“咦，来了一个女同志，你能干啥？”我听到这句刺耳的话，就挺不高兴，我说：“你当支书的咋这么说话！”
李永建领着我往村里走，我看到地里种着大片的“韭菜”，就问：“咋种这么多韭菜？这得包多少饺子？”李永建说：“你是个傻子吧？这是小麦。”我就不吭声了。我从小在县城长大，还是第一次见到早春的麦苗。
李永建领着我去住处，在以前的老村室，我把东西放下，他跟我说：“你叫张静是吧？我跟你说个事。”我说：“咋了嘛。”他说：“这个老村室以前是个坟。”我说：“你吓唬我干啥！”他说：“不是吓人，是真的。现在先去我家吃饭吧，让你嫂子炒俩菜。”到了李永建家，一起吃饭的还有村里一个包村干部丽芳姐，嫂子炒好菜端上来。李永建拿出了几瓶啤酒，说：“跟你嫂子喝点酒吧，壮壮胆。”我说：“我没啥可怕的，壮啥胆？”李永建就把啤酒倒到4个大瓷碗里，我心里想，我真得多喝点，一会儿倒头就睡，就不害怕了。我把那一大碗酒咕咚咕咚一口气就喝完了。李永建吓了一跳，说：“你别再喝了，喝多了出问题我可担待不起。”等到吃饱喝足，我就回到老村室休息，但是始终睡不着，外面风一吹，心里就一紧，有点儿啥动静，我就感觉有东西进来了。然后我又想到，这个地下现在埋没埋着死人？埋在哪个位置？是不是就在我床下？越想越睡不着，半夜就给我老公打电话，我说：“不行啊，我害怕。”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我不挂电话，你睡吧。”那天晚上，我听着电话里老公打呼噜的声音，迷迷糊糊一夜没睡着。几天之后，局里又安排了另一个女同志王变来当驻村队员，我有了伴，晚上睡觉就不害怕了。
一开始，工作并不好开展，村里人不认识我们两个，更谈不上认可。我们两个开展入户调查，跟大娘说：我们是新来的工作队，你家是啥情况？孩子在哪打工？有几个小孩？在哪上学？一开始大娘还回答，说着说着，她好像想起了啥，脸色一变：“恁走！恁出去！”就把我们推出去了。我俩都傻了，我说：“干啥啊，大娘。”大娘把门一关，在里面喊：“把我们家打听得这么详细，你们肯定是人贩子吧！”我垂头丧气，找李永建说这个事，他说：“哦，前两天村里刚宣传过防诈骗、防拐卖。”我说：“你们这宣传还挺到位的。”
我们对村里特别不熟悉，走路都能摸丢。当时村里基础设施差，全都是土路，没有一条正儿八经的路，哪条看上去都差不多，而且还弯弯绕绕的，我俩去入户，走着走着就摸不回来了，李永建一看表，都中午12点多了，俩人怎么还不回来？他就给我打电话。我说：“书记，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李永建就开了手机的“共享实时位置”功能，按照地图把我俩给找回来了。我说：“不好意思，我们丢人了。”他说：“你俩不算丢人，卖豆腐的来了也经常摸不出去。”
随着入户调查这样的基础性工作开展，我们跟老百姓都认识了。但没有具体帮他们做点什么事，他们仍然不是很认可我们。而且，我发现局里领导当初说的“两天三夜”是骗我的，每周周一到周五必须在村里，而周六周日是村里人最齐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个时间开展入户调查，事情最多。这样我就等于7天都拴在村里回不来了。我就给局长打电话：“局长，你咋能骗我呢？”局长说：“我这是善意的谎言，怕你有畏难情绪，错过这么好的锻炼机会！”我说：“局长，那我谢谢你啊。”
硬着头皮去推销
杜寨村的产业当时发展得已经有起色了，我的前任驻村队长老李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引领杜寨村把蜜瓜种得很红火。当时大棚已经有117个，产业规模挺大。我心情很放松，想着这个村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产业了，自己不用费太大力气了。但我很快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有大量琐碎的工作要做，一放松立刻就会往下掉。我仔细整理了工作内容，初步定了自己接下来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要让贫困户更多地参与到蜜瓜产业中来；二是要想办法解决滞销问题，突破那一年蜜瓜产业遇到的发展瓶颈。
在我来之前，杜寨村种了45棚省农科院引进的新品种“蜜玉瓜”，这批瓜当时已陆续成熟，但因为是新品种，市场上不大接受，大部分都没卖出去，全都滞销了，农民眼看就要面临损失。我刚来两个月就遇到这样的困境，心里非常慌。于是我开始发动县里面同事、朋友，给各个单位推销。怎么推销呢？我拉着瓜上门，给他们切好，请他们试吃，吃了如果感觉不错的话，就请他们以两块钱一斤的价格订购。一旦订购了，我这边立刻就安排老百姓摘瓜、称重、包装，找货车把瓜拉到县里送货上门。拿到钱以后，我们再通过村里一笔一笔发给老百姓。
但要想拓宽销路，仅靠同事和朋友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就硬着头皮开展陌生拜访，直接上门推销。我们拉着瓜到各个机关、学校、企业等地方，先自我介绍：“我们是驻村工作队的，想帮村里解决销售难的问题，你看能不能请你们的同志来尝尝瓜，我们先切几个，你们如果感觉好吃的话，就买一些，如果感觉不好吃，我们收拾了就走。”有的单位确实很忙，不接受推销，或者确实没兴趣买，我们也没办法，就只能很尴尬地抱着瓜转身出门，鼓起勇气跑下一家。
就这样，我们白天当推销员，晚上送瓜。买家只要确定买了，我回到村里就连夜让老百姓摘瓜，瓜摘下来以后就赶紧送，确保是最新鲜的。我夜里送瓜最晚的一次，一直送到凌晨。我引着货车到目的地，看着他们卸完货，都交接好，再回到村里天都快亮了。
我们用了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马不停蹄地忙这个事，把“蜜玉瓜”全都卖光了。卖完瓜，我挨个看那45个空荡荡的大棚。其实有啥好看的呢？我就是看着这些空大棚，心里可得劲了。通过这件事，我们得到了村里老百姓的认可。他们见到我们也有了笑脸，态度明显变好了，慢慢我们就跟村里人打成一片了。
带头“打样”
我们从滞销的困境当中走出来，跟推销过的这些客户之间已经形成了很好的互动，瓜的销路也打开了，我对未来比较有信心，所以开始考虑扩大产业。可又不得不考虑——种了更多的瓜，就要想尽办法卖出去更多的瓜，一旦卖不出去，扩大产业后的风险老百姓哪能承担得了呢？但我转念一想，想脱贫致富，只能走这一条路。所以，别磨叽，干就完了！
扩大产业的第一步，我考虑从品种多样化入手。我们邀请了省农科院的常老师过来，对我们的产业进行分析。常老师说：“想干好啊，我给你们整点新品种！”他在村里开技术讲座，对新品种怎么种做了一些普及。村里人听了讲座，但我看他们有点儿一知半解，积极性也不高。我就想着，还是得干起来，带动更多人实践，首先要在比较有经验的种植户当中开始推广。我就找了一个技术好的叔，让他先试。他本来都答应了，结果第二天又打退堂鼓了，来找我，说不想试了。我说：“叔啊，你哪能说话不算数？我还指望你给村里打个样呢！”他说：“我对新品种没把握，我要是赚了，比原来也多不了俩钱儿，但要是赔了，我这一季就全搭进去了。”
为了推广新品种，我开会组织那些家里有劳动力的贫困户，让他们一入行就种植新品种，一季就翻身。结果，开会的效果不好，老百姓还是不认可。他们说：“张队长，我们知道你是好心，想让我们脱贫。可这个事肯定有风险。你说能卖，能挣钱，你咋不干？”话赶话说到这儿了，我头脑一热，当即表态：“我咋不能干？我干！”我马上就包了两个棚，开始种新品种。我还说服了两个贫困户，一个婶，一个嫂子，让她俩也干。我还给她们下了一个保证：“我种，你也种。你种好了，我肯定帮你卖出去。”她俩也同意了，一人包了一个大棚。
但是我很担心：如果我种不好，在村里就很丢面子；如果两个贫困户种不好，白忙还赔钱。我都已经想好了：她们如果赔钱了，我个人就把她们的损失全都包了。常老师鼓励我说：“丫头，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肯定能种好。有我在呢，我也能给你保驾护航。这次咱们不用育好的苗，用种子直接播种。”当时，育好的苗价格很贵，八九毛钱一株，但种子直播的成本就是三毛钱左右，便宜很多。生长周期仅差几天，没有影响。
从那开始，我每天在棚里劳动，在常老师指导下种了4个品种。这时我真正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辛苦：大棚又潮湿，又闷热，一进去就是一身汗。天热的时候，棚里温度能达到50多度，而且湿度特别高，进棚之前要先通风，否则人受不了。种子直播以后，村里的大爷、叔、哥、嫂子们经常去我棚里看，今天问：“咋样了？”明天问：“发芽没有？”我当时也非常焦急，这小苗怎么还不出？
小苗出来的时候我高兴坏了！我对那一天的记忆特别深。那天，我们村里的种植大户李伟红问我：“张队长，你的瓜咋样了？”我说：“还没出。”他说：“多少天了还没出，别是死了吧！咱再去看看。”我说：“昨天晚上才去看的，没出。”我俩到了棚里，都仔细地蹲在地上看。突然，他在那边喊我：“张队长，你来看，这好像是发芽了！”我跑过去一看，土里钻出特别小的两片叶芽，我高兴得不得了。李伟红出去就跟别人说：“张队长的瓜发芽了！”好多人就跑到棚里来看。第二天、第三天，小芽陆续都发出来了，我兴奋地在村里到处说：“种吧！能种成。我都能种成，你们怕啥？”
种子直播非常成功，直播长出来的苗因为没经过移栽，长得更壮实。当然，一开始我也摸不到门路，常老师就抽空过来给我指点。我每天跟着大爷大娘唠嗑，也彼此分享经验。等到瓜成熟的时候，常老师说：“长得挺好！”新品种的瓜，批发价能卖到两块五到三块钱，比其他品种多卖不少钱。两个贫困户，那个婶和嫂子的瓜也都长得很好，也都挣了钱。她们经过这次，一举就脱贫了，对种瓜也有了信心。现在几年过去了，据我所知，她们现在都包了10多个大棚，已经致富了。
抱着蜜瓜闯北京
新品种试验成功以后，我们村的蜜瓜产量大幅提高，这迫使我们继续想办法拓宽销路。兰考本地承载量很有限，我们必须开拓更大的市场。2017年9月，县里组织去北京联系业务，一个副县长带队，领着几个业务部门人员和我们几个工作队的人一起到北京新发地。我去之前就印了一些小卡片，到新发地发给那些经销商，蜜瓜大王什么的。他们听说是兰考的蜜瓜，就感到很奇怪：“你们兰考种啥蜜瓜？”“没听说过兰考蜜瓜。”我说：“我们兰考蜜瓜好着呢，咱们联系方式互相留一下，回头我可以给你寄过来，你尝尝。或者你有时间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北京是充分竞争的市场，对品质要求很高，兰考蜜瓜到了北京，就要跟全国的产品PK了。不仅是价格，差异化也很重要。所有蜜瓜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新疆哈密瓜，我们与它的差异有三个方面。一是口感：兰考蜜瓜不是齁甜，是那种脆甜；新疆哈密瓜是很甜，瓜肉很软。所以我们能适应不同的口味。二是上市时间有一个时间差，新疆哈密瓜上市的第一季跟我们错了一个月，第二季错了20天，我们正好可以填补这个时间。第三就是成本和价格：兰考蜜瓜价格不高，而且兰考离北京更近，运输成本更低。这些差异化很关键，新发地的蜜瓜经销商当然一眼就看出来了。而且，那段时间，县委书记也不遗余力地给兰考蜜瓜做推荐，他走到哪儿，说到哪儿。他们有感兴趣的，就直接跟我们联系，我们把瓜寄过去。他们尝了也确实不错：脆甜，不是那种齁甜，好吃！于是就开始进我们的瓜，在市场上一卖，反映不错，好销！这样就形成长期供应渠道。既然有赚钱效应，别的经销商听说了，也主动联系我们。就这样，我们在北京市场慢慢打开了局面，形成了长期稳定的供应，再后来就发展到供不应求。我们就继续扩大规模。慢慢地，我们村的蜜瓜大棚发展到500多个。
我和贫困“钉子户”
我最初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贫困户参与到蜜瓜种植产业当中来，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蜜瓜供不应求，一干就挣钱，不用做太多工作，贫困户都能主动参与，谁参与谁就能脱贫。但是，确实还有个别劳动能力很弱的、有残疾的贫困户干不了这个活儿。我们村里有一个贫困户叫老毛，我去他家，想鼓励他承包大棚种蜜瓜，可我跟他说话，他连看都不看我，吭都不吭一声。我问村里人：“老毛不理我，怎么办？”村里人说：“没法办，他是个石疙瘩！”老毛是智力有问题，但不是很严重，比健全人稍差一点儿。老毛的儿子是健全人，常年在外打工，从不回来，也不管老毛。老毛性格很孤僻，不说话，平时一分钱都不花。
一分钱不花是什么概念？比如家里灯泡坏了，他就天天摸黑，2块钱的灯泡都不舍得买。鞋坏成啥样了，他就那么穿着，不买新鞋，也不修鞋。我去他家里，看到屋里是极度的脏乱差。我说：“老毛，你能不能把屋里打扫一下！”他不理我，我就给他打扫，给他铺床，给他洗衣服，我想干啥都随便，就算把他那屋翻个底朝天，他也不理我。我看他平时吃的饭太差劲，他也不怎么会做饭，我就经常给他买点吃的。平时我们自己做饭，我就多做出来一碗给他端过去，他不理我，我把碗放下就走。过一会儿，我再过来收碗，一看碗里吃得干干净净。就这样，我每天去他家里，给他整点这、整点那，突然有一天，老毛跟我说话了！“妮儿，谢谢恁！”我吃了一惊：“老毛，你会说话啊！”
没过几天，我们乡党委书记到我们村来，看望贫困户，到了老毛家。老毛说：“书记，你来了。”后来书记见到我，高兴地说：“张静，你们村的老毛跟我说话了。他怎么突然就转变了？”又过了几天，我去找老毛，我说：“你去棚里干活儿，别人都是一个小时8块钱，我给你10块钱。”我把他领到大棚里，我说：“你就除草、整垄，你会干啥就干啥。”
老毛不仅会干，而且干得还可以。他不光除草，还帮我照顾大棚外种的红薯。当时我跟群众学，也是看见土地可亲了，就在大棚外的边角地种了点红薯。老毛每天来给我的红薯地翻秧，一开始我还不知道需要把红薯秧子翻起来，但老毛他知道。他给我干活，我就每天悄悄地给他记个时间。到了结工资的时候，老毛却说啥都不要，他说：“我不要你的钱！”我硬塞给他，他可倔了，又给我塞回来。老毛自己不要我的钱，他也不让别人要。那几天，我给几位给我大棚干活儿的乡亲结工资，老毛在一边看着，猛地站起来了，对他们喊：“你们不能要张队长的钱！”给人家都吓蒙了。人家说：“你干啥啊老毛。我们本来也没想要。”他们站起来就走了。后来我挨家挨户去给他们送钱，可是乡亲们说啥都不要。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干部付出那么一点点，但老百姓对我们是真的好。过了一段时间，老毛把他的承包地租出去了，一共收入了2400多块钱，他去村里把这些钱领回来，一把就塞到我怀里了。当时在场的村支书李永建、村干部朱鹏，还有好几个村民都在旁边看着。他们就惊叹：“老毛一分钱都不花的人，竟然把这么多钱给你。”我说：“老毛，你干啥！”老毛说：“你花，就让你花！”我说：“我不花，我有钱。”他说：“你拿着！”我好言相劝：“老毛，我不用钱，你存起来，等我用的时候，我一定跟你要，好不好？”就这么推了几回合，老毛也不再坚持了，他说：“好，你一定得跟我要。”这时候，李永建就逗他说：“老毛啊，我没钱了，你借给我50块钱咋样？”老毛一声都不吭，把钱揣好，扭头就走了，在场的人全都哄堂大笑。
4组有一个贫困户叫张三，他也是智力有问题，40多岁了，跟他母亲一块住。他啥都不干，就整天躺在床上。他妈60多岁了，他妈去哪儿，他就跟着去哪儿。我到他家，跟他说：“张三，今天你去干活！”他不理我。之后我就每天到他家里去一趟，每天催他去干活。有一天，他突然爆发了，拿起一个盆就摔在我脚下，当时把我吓得心噔噔跳。但我还是坚持去他家，经常跟他说话，在他家小板凳一坐就是一个小时，跟他聊天。我觉得他能听懂，但他就是不理我，不吭声。但有一次，我去他家，他竟然主动给我抓了一把花生。我说：“你今天咋理我了？为啥让我吃东西？”他说：“恁是个好人。”我说：“你今天不拿盆砸我了？”他又说：“恁是个好人。”我看他有转变，就安排他在村里扫地。后来帮助他们家申请了危房改造政府补贴3.4万元，我又向单位协调了2万块钱，把他的房子给盖起来了。我跟他说：“张三，我是因为你的转变才决定帮助你，以后你还要继续干活挣钱，你妈年纪大了，不能再让你妈操劳了。”他点头答应了。
还有一个贫困户，男主人叫保健，30多岁。他身高一米四几，干不了什么体力活儿，找不到工作。有一天，保健给我打电话。他说：“张队长，你借我500块钱中不中？”我说：“干啥？”他说：“孩子饿得直哭，我得给孩子买奶粉。”保健家当时困难到什么程度？没有收入，没有存款，屋里、院里，都像垃圾堆一样。我最开始去他家，大白天的，大人小孩在床上躺一片，还有一个小孩不穿鞋，满地跑。他父亲当时腿上打着钢钉，没法干重活，母亲精神有点问题，奶奶80多岁了，没有劳动能力。他媳妇艳霞的智力不太正常，家里日子过得一贫如洗，保健两口子还接二连三地生孩子。我驻村的时候，他们已经生了两个，怀第三个了。我跟保健说：“你们不能光要孩子，得干活，挣钱，养活孩子。”我就安排他跟着村里人去大棚干活。不管是去瓜棚里干活儿，或者是村里有什么杂活，只要有活儿，就想着下来叫他。我还给他媳妇安排到村里的一个公益性岗位，扫扫地，弄弄卫生，每月能挣500多块钱，家里日子能过得好一点。这样，他们每天上班、下班，把劳动形成习惯了，保健的精神头就好了很多。此后我每一次去他家，保健看见我第一件事就是掂起笤帚扫地，虽然是做样子，但能看出来他家里的卫生确实比以前要好很多了。他家不久之后也达到了脱贫标准。
和村支书“八字不合”
这些贫困户都有转变，相继脱贫了，产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村支书李永建对我的态度却没啥太大转变。村里人说我跟村支书可能属相不合或者八字不合，我虽然不相信这种说法，但我们确实经常有矛盾、闹别扭，有一天半夜下大雨，我们的好几座大棚被淹了，我们俩参加完抢险、排水，回到村委会，在国旗下冒着大雨又吵了一架。李永建说：“你作为水利局的工作队，你来驻村，下雨还能把大棚给淹了！”我说：“大棚排水不行，你怪我干啥！”李永建说：“你就应该联系你们水利局，给我们修下水道。我认为你工作做得不到位！”我当时可委屈了，我说：“你看看我，天天在村里没白天没黑夜地干，下雨我们抢排水就排到夜里将近1点，好不容易把水排完了，大家都回家睡觉了，你不回家睡觉，在院里跟我吵。有没有你这么过分的！”我回到宿舍就哭了，心里难受得不行，怎么也睡不着，我就给我们局长发信息：“局长，我们驻村工作队也是想给村里干点实事，也想让村里看见实实在在的变化。但是我们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小的，我想通过咱们单位，能不能支持村里干点什么事？”那天晚上，我想得也比较多，发了好长一条信息。后来感觉有点后悔，可是撤不回来了。局长当时没回，应该早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一看手机，局长已在6点多回了信息：“好，我今天去看看。”我一愣，外面就有人喊我：“张队长，你们局长来了！”
当天，我和李永建陪着我们局长在村里考察了一番，大体上定了水利设施怎么搞、怎么设计。很快，局里出了钱，出了技术人员，买了管子，把大棚的排水设施铺设好了，后来又修了一座桥，把被一道大沟阻断的2组和3组连接了起来。李永建高兴得嘴都快咧到耳朵根儿了，他说：“这个桥要起名字啊。”我说：“起啥名？”他说：“就叫张静桥吧！”我说：“你可真能恶心人！”后来这个桥起名叫“幸福桥”，寄托了我们对乡亲们最美好的祝愿。
2018年，当时的省委书记到杜寨村和我们开座谈会。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张静，如果你给李永建打分，你打多少分？”我当时愣了一下，我想，给他打多少分合适呢？虽然我们经常意见不合，有矛盾，但他在村里面干的活真不少。我想了想，说：“打90分。”省委书记说：“为啥打90分？那10分扣在哪里了？”我还没回答，李永建就抢着说：“因为我俩吵过架！张队长这是给我留了10分的进步空间啊！”此话一出，会议室的人都笑了。
我成了“俺村队长”
其实我驻村这几年，包括李永建在内的很多人，都是“鞭策”我成长的贵人。这几年我成长了不少，变化很大。我在县城出生长大，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更不熟悉农村工作。刚下村的时候，晚上我怕得睡不着觉；后来晚上我在村里走夜路，大步流星地走，一点都不害怕。刚开始我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楚；后来我种蜜瓜、种辣椒、种黄瓜、种红薯，还种过羊肚菌，啥都可以试一试。最早到村里，我不敢跟人家打招呼，感觉张不开嘴；后来到谁家都不见外，跟人家聊着天，帮人家剥着花生，感觉可亲切了，可放松了。因为我们长期在村里住，村里人有啥事儿都不找村干部了，直接找我们工作队，这样也提升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前我在水利局工作，根本接触不到多少人，也没有经历过多少事，处理不了复杂的事情；现在跟群众打交道多了，处理一些复杂事情有了较强的应变能力。以前在水利局，如果有群众去找我们反映问题，我都是往后退，往一边躲；现在我在东坝头镇工作，乡亲有事，急赤白脸地来找我们，我直接就上前了，我说：“大娘，你有啥事，别着急，我能帮你解决不？”胆量比以前大得多，担当意识也上来了，不怕问题了，也能解决问题了。以前在单位的时候，我是小孩脾气，一有点儿啥事就容易炸，沉不住气；后来驻村，天天跟乡亲们在一起，有的老百姓不认可你啊，也不跟你讲理，有些明明是他没理的事，我还要哄着他，一次还哄不好呢，还得变着法儿多哄几次。后来我就想：别觉得人家无理取闹，以前我好像也是这样的！慢慢地，我把自己的脾气磨没了，能非常心平气和地跟乡亲们讨论一些问题，能够非常耐心地处理每一件事情了，也能更加换位思考，最终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村里人都把我当成了自家人，提起我，都说“俺村张静”“俺村队长”。总之，我通过驻村这几年变得成熟了，这是我一生中成长最快的几年。
我驻村这几年，家人对我的支持也特别重要。我是把村里当成家了，到了周末，都是家人到村里来看我。我连续4个生日都在村里过的，老公带着孩子买个蛋糕到村里来，村干部、村民和我家人一起给我过生日，我每次都很感动。我爱人是个特别好的人，我长期不回家，但他从来不怪我，他就是可怜我。他说：“我看你干那么多活儿，太累了，我可怜你！”我说：“你别可怜我，我在村里可得劲儿了。”村里嫂子问我：“你天天不回家，你俩不生气？”我说：“我俩能相互理解，不但不生气，反而关系更好了。”每次试验出来新品种的瓜，我就拿回家，很自豪，很有成就感，我爱人就很高兴地拿去让他爸妈品尝。我爱人经常带着孩子来村里看我，孩子每次到农村都有一种触动的感觉，他喜欢乡土，喜欢农民，热爱劳动，这对孩子的教育也很好。
可是，我妈对我下乡特别不理解，意见还很大，她有种传统思想，觉得我作为一个女同志，就应该照顾家里，照顾孩子，相夫教子，不应该自己跑到农村去，一住就是几年。我多次请她来村里看我，她都赌气不来。后来我到县城去接我妈，一路上，我跟她讲我在村里做的事，帮助多少老百姓脱贫，可她还是闷闷不乐。直到我领着她爬到一个房顶，那个位置能看到村外几百座大棚，一望无际，非常壮观。我说：“妈，你看，这就是我的成就，这是我打下的‘江山’！”我妈当时就流泪了，她说：“我闺女以前啥都不会，现在啥都会干了，真是长大了。”
前一段时间，李永建跟我说，老毛去世了。我心里特别难受，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了一场。我感觉我帮扶的贫困户，因为长时间朝夕相处，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 学习时报 》（ 2025年05月12日 第 03 版 ）
口述人：岳建河，2007年1月——2013年2月任兰考县葡萄架乡乡长。2013年2月——2018年8月任葡萄架乡党委书记。2018年8月——2019年12月，在兰考县仪封园艺场任负责人，而后任兰考县人民政府四级调研员。
访谈组：陈思
日期：2024年9月5日下午、6日上午
地点：兰考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会议室
三、赵垛楼的“干劲”
大年初一进村“拜年”
我在基层工作多年，以我来看，贫困的原因一是地区发展不行，偏、远、落后、没有产业，这个地方本来就穷。二是贫困户自身的问题，这个原因就多种多样了：因为家里有病人，又缺乏医疗保障，看病把钱花光了，这种比较常见；还有一个原因是懒，这个懒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他有几个姐，就他是个男孩，从小父母溺爱，就给他养成懒惰的习惯，长大以后，他失去依靠了，懒惰致贫，这种人他解决温饱可能没问题，但是没有积蓄，家里一旦遇见点事儿，就麻烦了；还有比如定个媒，出个彩礼钱，家里一下就掏空了，一贫如洗；再比如不懂做生意还非要盲目干，赔钱了。这些都会造成家里贫困。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咱们国家也扶贫，但是政府各级部门的重点是救急，不是救穷。怎么说救急呢？就是各级部门去给贫困户帮扶，给他点钱。考核的时候他就过关了，脱贫了。这叫救急，救不了穷，这不是科学的方法。这种贫困户他是一个长期的贫穷问题，你短期支持他那么一下，他把钱花完了还会穷，因为他穷根没去！这些户就像得了大病以后可以正常走路的人，但是遇见坎又会摔跤，甚至比以前摔得还更厉害。
所以党委政府真正要做的，是引导贫困户用劳动、用发展产业去脱贫致富，形成稳定的收入。
2013年，我当葡萄架乡党委书记以后，大年初一我就去了赵垛楼村。我事先也没打招呼，直接一竿子杵到村支书家里了。村支书见到我吓了一跳：“岳书记，你来给我拜年，咋不拎东西？”我说：“拜啥年！我今儿个来，恁那村最穷的10个户，给我点出来，我去看看。”我掂个本，开始入户走访。结果我一走下来，最穷的10个户，家里真是不像那回事，真是穷得很！
你要说吃不饱穿不暖，那倒也不至于。饺子他们也能吃上，但是那个生活质量太差，说个不好听的话，那屋里的环境忒脏乱，根本没法住。其中有一户那个床上乱糟糟，我一掀那个被窝，一股味儿就顶上来了。小孩的头发脏得都擀毡了，脸黑乎乎的，不知多少天没洗过。有的人家，连院里都是臭烘烘的。还有一户，家里四个小孩，穿的衣服又脏又破，屋里全都是垃圾，我一看他家的“年夜饭”，黑乎乎的，也不知道炖的是什么。
赵垛楼的“干劲”哪去了
大年初一是举国欢聚的日子。我跑过这10户以后，心里难受得不行。我给这10户老百姓召集到村室里头，和班子成员一起给他们开会。我就实打实地问：“这10户里头，吃低保是几个？具体都是因为啥贫困？”村里查了查，有的是家里5口人，吃低保吃了一口；有的是家里4口人，吃低保吃了一口；有的是家里人有病，有的是有残疾。我中午跟他们吃了饭，下午我召集村里的党员，和这些贫困户一起又开了个会。我说：“1963年，焦裕禄老书记给咱赵垛楼发过红旗，叫啥红旗？”村干部回答：“赵垛楼的干劲儿。”我说：“赵垛楼的干劲儿，我从小听到大，你们也从小听到大，你看现在咱这赵垛楼的干劲儿哪去了？赵垛楼存在的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那说，村干部和党员坐在那听，蔫头耷脑，士气都很低落，一点精气神儿都没有。我就给他们说：“村里这最穷的10个户，按照规定每户有多少口人需要吃低保，先整一个方案。”村支书说：“中。我这两天就弄好。”我说：“不中，今天就要弄好。我在这儿看着你弄。”接下来，他们现场就制定方案。我在旁边坐着，拿出手机给民政所所长打电话，叫他来赵垛楼村。当天就给这10户的手续办完。
我给这10户人家说：“低保办齐了，你们也有任务——家里卫生要打扫好。大年下的，你们把日子过成这样。忒煞气！”我让他们明天用一天的时间打扫卫生，大年初三评比一次。谁干得好，我给他个洗脸盆，给三条毛巾；干得差一点的，给一个洗脸盆，给两条毛巾；干得最孬的，给一个盆，一条毛巾。
大年初三，一早我就去了，看到每一户都打扫得还不错，都给了奖品。大年初五，俺乡里都上班了，我又领着乡党委班子成员到赵垛楼村，分析整体情况。这个村里也没有啥产业，就是靠种个小麦，种个玉米。大家就开会，找思路，发展什么产业，以后怎么干。还有，我们要弄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这比老百姓家里的卫生整治难度大很多。但是整治好了，就是能造福几十年的事。
赵垛楼村有个大坑，这个大坑是谁的呢？始终是一笔糊涂账，张三说是张三家的，李四说是李四家的，因为年代久远，村里一直也没有明确，因为有争议，谁也没法把坑填起来，把这块地利用上。我发现，凡是住在大坑旁边的人家，身体都不好，偏瘫、脑血栓，各种病都有。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坑位于村里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夏天一下大雨，整个村里的水都往那个地方流，坑里的积水一存就是几个月，最后都变成污水，散发臭气，又污染空气，又污染地下水。老百姓院里的井打上来的水都不达标。
我就把赵垛楼的老百姓都叫过去，开了会，做老百姓的工作。我说：“这个大坑我也不知道是谁家的，没法给你们断这个官司。与其在这儿撂着，再放几百年它也是这样，倒不如把它填了。”老百姓说：“放着就放着呗，没事你弄它干啥咧。”我说：“不弄？这个大坑在这儿，风水可不好。”有的人就说：“咳！岳书记，你这说啥呢，你是共产党的干部，你咋能信风水。”
我说：“俺说的风水就是风和水。这个坑是你村最洼的地方，对吧？大坑臭不臭？一刮风臭味都吹到屋里；那水脏不脏？你那旁边几户打上来的水都是浑的。住在大坑旁边的，你们挨个数一下，哪家没有病人？恁看看，风水就是不好！”老百姓一听，怔了一下，下边开始议论纷纷：“那可不就是，那几家就是有病的多。”我说：“咱把大坑填上，你这村里也没钱，乡里可以资助恁，盖成一个村室，搁个卫生所，弄罢以后再修个下水道。但是填大坑的活儿，得恁村自己干，党员干部先带头，你干多少也不给工钱；老百姓也干，该多少工钱给多少工钱。填好以后，乡里就拨款盖房。咱们这块地方以后都干干净净的，恁说中不中？”
村里人就都同意了。开始填大坑的时候，党员干部带头干，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贫困户，干得也特别积极，多拉快跑。正月十五之前，年还没过完，大坑就已经填得平平整整。后来我去看，不仅大坑填好了，旁边几栋破围墙、私搭乱建的小仓房也拆除干净了，给建设村室预留出一个好的环境。
被迫“一刀切”
我把整个葡萄架乡的20个行政村全部都走了一遍，每一户人家都查得清清楚楚，每个村的贫困人员我都能点出来。当时班子成员11个，每个人都包了村。我要求他们也要不停地走访调查。
这样走过来一遍，我开了全乡大会，根据国家要求，把贫困户的标准、低保户的标准梳理明确传达下去，把全乡所有注册的吃低保的全部推倒重来了。我在大会上说：“看了赵垛楼那些个贫困户，我很有感触。家里都穷成啥样了，都没吃上低保；都让恁这些村干部的亲戚吃完了！以后我就定个规矩：村‘两委’班子所有成员的近亲不准进低保户，不准吃低保，危房改造都不能享受！”
马上就有干部批评我“一刀切”。我说：“我就要切，这种乱象，俺先下刀再说！”老百姓也有好多反弹，总有人上乡里找我，去我家找我。但我一直坚持。结果呢，国务院扶贫办领导、省委领导、县委领导一起上赵垛楼村调研，有人就来给我“扎针”了。这个村的会计，他哥家的小孩是个残疾，21岁了，因为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嘴又歪眼又斜。我当时正给领导们汇报工作呢，会计他哥就把小孩用轮椅推到村委了。推出来以后，他也不吭，往屋里一站，站了几分钟。领导看到他了，我还是继续汇报，汇报完以后，他推着小孩想走。我说：“你先别走，你既然把小孩推来了，你肯定是有事。各级领导都在这，你就跟领导说！”
会计他哥说：“岳书记，像我这种情况，小孩这样，该吃低保吧？贫困户该给俺吧？”我说：“不能给恁！”他说：“因为啥不给俺。”我说：“因为啥？我成天在村里转，村里所有户的情况我都一清二楚。第一，恁弟弟是村里的会计。我定的规矩：村‘两委’班子成员的近亲戚，任何人都不能吃低保。第二，你家里楼两层，房8间。你再看看你的收入，没达到吃低保的标准。如果我把赵垛楼的老百姓都叫过来，在场的各位领导都看着，我不吭，就叫大家说，你该评上吗？”他也不说话，推着孩子就走。我说：“你不能走，你今个把孩子推过来了，你不给我好好说说你就走啊？”
国务院扶贫办和省里的领导对这个事没说啥，因为人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后来他们对整体情况还是很满意。这个事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这个事是建立在我们葡萄架乡党委班子对8000多户3万多口人的了解之上，如果不了解每一户的情况，像这种推着孩子来了，如果我都不知道他家怎么回事，我怎么应对呢？在领导面前当场就出丑了。
有一次，当时的省委书记到我们葡萄架乡来调研，从早上八点半开始走访。走访之前，省委书记问我：“你的贫困户你都了解不了解？”我说：“了解！”“家里啥情况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他说：“我可以随便点吧？”“您点吧！”省委书记第一站就点了俺们一个合作社，搞了调研，了解了具体情况，无论问到什么，我都能回答得清清楚楚。
合作社脱贫的主体是当地的老百姓。实际上，说个不好听的话，我们乡凡是目前在家住的老百姓，大多是没多大本事的，有点本事都出去了，本事大一点的都在大城市，有一点本事的都在县城，几乎都很少在家住。凡是在家住的，大多都是收入不高的。亲戚朋友之间存在势利眼，但咱们跟老百姓不能势利眼，你有没有本事，我都得好好跟你处，你没本事，我更得多帮你。怎么帮？这就涉及怎么让他们增加收入。当然通常就是外出打工，只要有那么一点技能，或者劳动能力，外出打工的基本能保证家里的基本收入。重点就是那些没技能的，劳动力也比较弱的，不能外出打工，那就是让他在家把这个地种好的基础上，再帮助他发展产业。我们发展蜜瓜产业、黄桃产业，经过几年的发展都不错，有效给农民增收了。
另外我还给省委书记汇报了，我们在县里的支持下，在当地做板材加工。板材加工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很有针对性的，安置在乡镇，就在老百姓家门口，能有效增加就业，而且效果很好，老百姓地里的活儿还没耽误。比如他种个蜜瓜、种个黄桃，种好了一亩地能挣5000块钱。同时他还能去工厂干活儿，得两份收入，这不仅一下就脱贫了，而且生活得很好。但是板材厂到底是不是把我们安排的贫困户都吸纳进去了，这需要我们不定期地核实、督促，不仅督促厂家，还要把原来咱们定好的贫困户给安排好，不断督促他：“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干一个工作，恁就兢兢业业干好。”
省委书记详细了解了具体情况，了解了我们贯彻落实的情况，听了我汇报的工作思路，紧接着又到何庄村去看，他让村里把贫困户名单交给他，他就开始点，点到哪户，我就陪着他去哪户看，一共去了4户，每一户的卫生面貌、必要的生活用品、生活物资储备、就业情况、政策落实情况都达到标准了，贫困户对村“两委”和乡里的干部也都满意。那天的调研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半。
我们的各项富民产业开展得好，也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领导的认可。当时一个姓洪的副主任看了兰考的很多地方，到葡萄架乡的时候看了何庄村，村里的产业发展很好，环境卫生也很好，老百姓对当地的村“两委”班子、乡干部的满意度也很高。洪副主任和我们一起开会，中午还搁那吃了顿饭。中午我们一人弄个烧饼，弄一碗羊汤。后来洪副主任几次搁大会上表扬我们兰考。
一个一个“拔穷根”
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把俺们乡镇大部分贫困人口给覆盖了，增加他们的就业和收入。但那些自身条件限制、懒惰的、就业意愿不强的贫困户，我们也不可能强迫他们劳动，只能用引导、督促的方式，靠说服、教育，反复做工作。
何庄村有个残疾人，双腿残疾，安了假肢，拄拐行走，虽然有几亩地，但他几乎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他啥也不想了，整个人就颓废了，打算躺在家吃低保吃到死。村干部找过他多少次，没用。他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有什么办法。”这咋弄啊？我就找到他谈了一番，了解到他有修鞋的手艺。我说：“你把这营生再捡起来行不行？”他说：“我都多少年不干了，现在的人还修鞋吗？”我说：“现在人也修鞋啊，挺好的皮鞋，坏了，花十几块钱修好，且比买一双新的省钱。”他想了想，说：“中。我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再试试。”他又把修鞋的手艺捡起来，果然还有生意，一天少则挣个几十块钱，多则挣上百块钱。他单靠修鞋就能维持生活了，再加上低保，生活有了挺大的改善。
赵垛楼有个光棍汉，40岁左右，身体健康，就是因为懒，穷得昏天黑地的。他父母早就没了，他也不种地，媳妇也娶不上。我找他谈了多少次，反复给他讲道理，我说：“恁还算年轻，身强力壮的，打算这辈子就这么混了？”他说：“我娶不上媳妇了。自己凑合活着吧。”我说：“多俊的大闺女你就别想了，但恁只要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可以娶上媳妇的。”他听到这儿，眼睛亮了一下。但马上又把脑袋耷拉下来，说：“那我也娶不上。”我说：“能娶上。隔壁村那个邋里邋遢的老汉，70多岁，还说上媳妇了，老两口过得挺好。你把家里收拾干净，每天干活挣钱，娶媳妇也不是没可能！”他听到这个，好像劲头上来了，他说：“中，我好好过日子。”我说：“咱不是说完就完事了，恁得给我落实。”他说：“啥叫落实？”我说：“就是说话得算数——我是乡党委书记你知道吧。”他说：“我知道。”我说：“我跟你保证，你需要什么支持，我都给你争取。工作我也可以帮你找。恁说中不中？”他说：“中。”我说：“那恁也表个态，你能干啥，准备干点啥。”他说：“我没技术，但我有力气，可以给人家掂泥兜（扛水泥袋），人家给我30块钱也行，50块钱也行。”我说：“中，我给你联系活儿，联系上了你就去干。”
有个贫困户，男的，50多岁，实在是啥也不会，种地也种不好，又干不了体力活儿。我说：“实在不行，你就去收破烂吧，就在附近的村里收。收破烂可能挣钱了。”他答应了。我就琢磨着从什么途径给他弄个交通工具，结果他自己弄了个旧的农用小三轮，开着车收破烂，什么废品都收，连捡带收。他还挺喜欢干这个活儿，一天忙忙叨叨的，收入挺好。
赵垛楼村争取到了省委组织部的一个项目，给了160万元，建了100多个大棚，种蜜瓜。村里面的集体经济发展挺好，驻村工作队队长张静组织贫困户包棚，包这个棚一年得交1000块钱，但是贫困户没钱，咋弄啊？村里有个女的，30多岁，生了4个小孩都有病，最小的那个小妮儿是先天性心脏病，跑大城市看病花了好多钱，家里弄得一贫如洗。她丈夫长期在外地打工，这个女的成天在家憋着，地里活儿也不干，全在那撂荒，家里活儿也不干，弄得乱七八糟。最要命的是，她在家里不做饭，饿了就到村里小超市买吃的。她也没钱，都是赊账——买几根火腿肠、方便面、挂面，全都记账上。她丈夫春节回来，拿挣了一年的钱先还账，还完账就剩不下几个钱了。俺就找她谈，让她把自己家地种好，把家里家务干好，搞好卫生，每天做饭给孩子吃，再承包两个蜜瓜棚。她说：“俺不干！”我说：“你不干我就开大会，让亲戚朋友大家都来说说你。你嫁到这个家，是怎么当这个家的媳妇的？你丈夫一年到头在外边累死累活，你在家凭什么啥也不干！”她说：“恁管俺咧！恁是乡书记就能管俺家的事了？恁开大会就开大会，俺就不干！”我就火了，我说：“恁这个人真是差劲！一年到头不挣钱，还祸害好多钱，你四妮儿没钱怎么看病？你孩子是恁亲生的不是？”我声音有点儿大，吵得她家空荡荡的房子都有了回音。她家四妮儿就跑出来看。她把孩子拽过来，搂在怀里，掉眼泪了。我一看，已经触动她了，也别再多说了。我说：“两个棚村里都给你安排好了！下午我叫支书来找你，你就抓紧办手续。”说完，我没等她回答，就站起来走了。她因为长期不劳动，一开始干活儿也不积极。我们驻村工作队就每天督促她，天天逼着她干，不干不中，让她养成良好的习惯。那两个棚，每个大概占地一亩，每年能种两茬蜜瓜，还能种一茬蔬菜。这一年就能弄个2万块钱。她自己家那几亩地，种小麦和玉米可以满足口粮，还有余粮。这样口粮和蔬菜她大半年能自己生产，就不用成天去小卖部赊账了，丈夫年底拿回来的几万块钱能存下一多半。她后期也确实好好干了，很顺利就脱贫了。后来她带小孩去上海，找了个好大夫，花几万块钱给孩子做了个手术，把心脏病彻底治好了。这几万块钱，医疗保险给报了一部分。
后来，我们把这些因为自身条件限制、没思路、懒惰等情况的贫困人员统计起来，每个月抽出一天晚上在村里开大会。开会弄啥？就在他们中间评比，让他们站出来汇报，说说这一个月挣了多少钱、干了多少活、计划啥时候能脱贫。他们说完了，干部群众都给他们鼓掌，表扬他们：“恁真中！”他们本来都是生活在角落里的人，很边缘，现在把他们推到亮堂的地方，让大家尊重他们，认可他们，建立他们的自信，让他们对劳动更有积极性。
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或者因为种种原因确实迈不过这道坎儿的，就需要直接给他落实政府兜底帮扶政策。
董庄村有一个贫困户，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割麦前的一天。男主人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个老爹，80多岁了。我跟村支书上他家去了，一进他家院子，就看见他爹穿个袄，萎在院里一个土堆上，我们进去了，老汉看了我们一眼，我们跟老汉打招呼，他无精打采地答应一声。屋里有个男孩，还有一个女孩。两个孩子跑出来，站在那儿看着我们。村支书跟我介绍说：“这个男孩上三年级，姑娘在我们兰考县初中，该考高中了。还有个大妮儿没搁家。”村支书又对他们说：“妮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乡的岳书记。”姑娘说：“岳书记好，俺是共青团员。”我就问那个姑娘：“你好啊，恁爸跟恁妈在哪了？”姑娘说：“俺妈得癌症了，俺爸带俺妈化疗去了。”说着，这个女孩嘴一扁，眼泪就要往下流。我说：“姑娘你别着急，叔叔问你，你姐姐呢？”她说：“俺姐刚考上河南大学，在郑州念大一呢。”我问她：“恁家几口人？吃了几口低保？”姑娘说：“俺家6口人，吃了一口低保。”我就问支书：“他家这么困难，咋只给办一口？”支书说：“恁不是搁大会上说啦，村‘两委’班子的近亲戚任何人不能办。这个老头儿是我的舅唉，我不敢给他办，这一口还得想法不叫你知道，这又叫你查出来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眼泪差点掉下来。我对支书说：“咱先回去吧。”
回来我就反思：这种情况应不应该给他家办呀？那肯定应该给办。我就赶紧把他家的低保都给办齐了，6口人都吃上了低保。8月份，我又上他家去，夫妻俩还是没搁家，在外面看病。孩子们都放暑假在家，小女儿已经考到兰考一高，需要学费大概5000块钱。大女儿上大学也需要学费，也需要几千块钱。回来我就跟乡里研究，资助他家，给两个姑娘解决了学费。等到冬天，我再去他家的时候，夫妇俩还是没在家。小女儿在家，我对她说：“叔叔来看看你家生活情况咋样了，还缺不缺钱。”小姑娘说：“叔，我们家不需要钱了。我现在一放学，就到饭店给人家刷碗，刷完碗，人家还管我饭。有时候刷的碗少，就给我10块钱，有时候刷得多，就给20、30、40。有一次店里忙，我帮着干了好多其他活儿，人家给我100。我现在钱够用了，不要乡里的钱了。”我和支书一听，心里特别高兴。这个小妮咋这么好！
又过了三年，小妮考上大学了，大妮考上研究生了。她们的妈妈癌症没治好，去世了。男的本来是个包工头，不用带着媳妇到处看病了，就回来继续干，这家就脱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