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大省挑大梁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稳增长、稳发展的长远战略。经济大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经济大省的地位和作用是由产业体系决定的，持续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题中应有之义。创新和产业生态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性因素，是“基础设施”。创新和产业生态的优劣，也决定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效率和质量。经济大省培育、优化创新和产业生态的任务，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样，主要集中在城市。既有共性特征，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关键词:经济大省 现代化产业体系 创新和产业生态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大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据相关统计公报数据，本文主要聚焦的六个经济大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的经济总量（GDP）占全国的比重为44.16%；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49.7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47.77%。（见表1）可以看到，在这三个占比中，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最高，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略低于工业增加值占比。可能的解释是，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集中地分布在四个直辖市。工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的数据说明，经济大省的地位和作用是由产业体系决定的，持续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题中应有之义。
创新和产业生态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设施”
创新和产业生态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性因素，是“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引领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充满着试错，创新和产业生态的优劣，决定试错成功率的高低，也决定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效率和质量。
经济学、管理学从生物科学中借用“生态”“生态系统”的概念，作为研究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的常用术语。参照自然生态的概念和原理比照创新和产业生态，一个好的自然生态大致有这些条件：物种的丰富度和生态位多样性；建立在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基础上的生态廊道和动态平衡；能够自我维持并提供必要的功能性生态服务，同时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足够的韧性和多样化，以应对内外部变化的压力。同时，适度的人类干预是必要的。这些条件对创新和产业生态是基本适用的。
美国学者布朗温·Ｈ．霍尔、内森·罗森伯格在《创新经济学手册（第一卷）》书中第16章分析“技术创新和公司理论：企业层面知识、互补性和动态能力的作用”，本文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创新生态系统”示意图（见图1）。将创新生态延伸到产业生态，将此图中的创新企业（start-up，即0-1的企业）改为“创新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并将图的名称改为“创新和产业生态系统”。
类似于自然生态，创新和产业生态包括三个基本构件。一是“物种”：创业者、企业主和企业家，以及他们创办的企业，其中的行业头部企业是生态的基石；二是“链”：一个由创新链、产业链、产品链（配套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等组成的网链，在这些链上都有链主企业，它们和头部企业一样，在生态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三是“养料”：由相关主体——教育与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公共机构等提供人才、资本和服务等。
创新和产业生态是一种崭新的创新范式。与此前的机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创新范式不同，这种范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如果将之前的创新范式比作目标明确的“工厂”，那么，创新和产业生态这种范式就是众多“物种”杂居，是有可能产生新“物种”的“雨林”。在“雨林型”创新和产业生态中，科技创新成果及产业化会在一定的概率即成功率下产生。创新和产业生态的质量是由这个概率的大小体现出来的。在影响创业、创新和产业化成功的诸多因素中，生态是一个相对更加重要的问题。唯有一个好的生态，人们的创新创业意愿才会得到提高；创新创业和产业化的成功率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
下文以深圳市为例，通过分析深圳创新和产业生态的特征，总结借鉴深圳培育、完善创新和产业生态的经验，得出对经济大省的有益启示。
“物种”多样且强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头部”企业，如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比亚迪，电子信息技术行业的华为，互联网行业的腾讯，生物科技行业的华大基因，新材料行业的光启技术，节能环保行业的研祥智能，高端装备（无人机）制造行业的大疆创新，医疗器械行业的迈瑞医疗，超高清视频显示行业的TCL等，均是深圳创新和产业生态的强大“物种”。在其他新兴行业，深圳还有许多“头部”科技型企业。在这个生态中，众多“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的企业，以及大量0-1的初创企业，共同体现了深圳创新和产业生态的物种多样性和强大生命力。
“网链”完整且坚韧。深圳在产业链、配套链（产品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等环节具有显著优势。深圳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形成了梯次型现代制造业体系。深圳的产业链从原材料供应到最终产品的生产都有相应的产业支撑和“链主”企业带动，配套体系非常完善，不仅在硬件制造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还有众多的设计、研发、检测、认证等相关服务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深圳拥有超过4000家供应链服务企业，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深圳还拥有大量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载体，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环境，且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全国城市中最高，并将创新链延伸到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整合了创新链全流程。
“养料”充分且健康。深圳是中国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城市之一，在创投资本、社会资金、公共服务等方面为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深圳私募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深圳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行业2023年度发展情况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末，深圳存续私募创业投资基金只数与规模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0.2%、14.7%，其只数、规模增长率已连续5年超10%。深圳在社会资金方面也为创新创业提供了较大的支持。例如，2023年深圳设立了规模为100亿元的天使投资引导基金，以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天使期、初创期的企业。此外，深圳还通过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圳拥有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包括优化科技信贷体制机制、扩大科技型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强化科技保险的作用、强化重点领域金融服务等。
特别需要指出，深圳创新和产业生态具有“市场主导+政府服务”的鲜明特征。2020年9月，新华网相关报道中提到“在珠江入海口东岸，深圳这座拥有超过300万商事主体的都市，4.2%的研发投入占比（2023年，这个占比为6.46%）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数百万企业形成了‘6个90%’的独特创新现象：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这6个90%从原因和结果结合的逻辑上说明深圳创新和产业生态的市场主导性，那么，政府服务呢？
根据调研访谈和长期观察，深圳各级政府在自身职能上的价值取向是，政府服务于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深圳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创新的成功率取决于生态，那么，政府就必须对创新和创新生态发挥更大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干预趋于减弱，具有专业化水准的预见能力、协同能力，以及基于这些能力的实际操作，成为考量政府作用产业发展的标尺。在这一点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显示出的效果在深圳是有目共睹的。
在我国，科创园区和产业园区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一种介质，一个中间体。就创业创新、新兴产业发展而言，园区生态、产业链创新链成为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例如，深圳湾科技园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典型地表现出政府服务于市场和经济主体的这一特征，从而在生态系统中解决人才、资本和营商环境等问题。城市政府的作用集中到一点，就是培育、优化创新和产业生态。
经济大省需加大力度优化创新和产业生态
城市创新和产业生态对经济大省具有重要价值。这是因为，在一个省，尤其是经济大省，其经济的核心和主体在城市。根据前述六个经济大省的规模排序，排位靠前的省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拥有万亿GDP的城市，广东有深圳、广州、东莞和佛山，江苏有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山东有济南、青岛和烟台，浙江有杭州和宁波，在河南和四川有省会郑州和成都。创新和产业生态的空间范围主要在城市，在经济规模较大、创新资源集聚和新兴产业密集的城市。因此，经济大省培育、优化创新和产业生态的任务，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样，主要集中在城市。
经济大省创新生态与产业生态存在共性特征。第一，战略和政策驱动。经济大省均获得国家级战略支持，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同时，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推动创新资源集聚和产业转型升级。第二，产业集群化。经济大省均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如广东的电子信息、江苏的高端装备、浙江的数字经济、山东的重工与农业、河南的食品加工和四川的电子信息与能源。第三，研发投入增长。经济大省研发投入占GDP比重逐年提升，高校与科研机构资源集中，如广东的深圳—广州科创走廊、江苏的南京—苏州创新带等。第四，数字化转型。经济大省普遍推进智能制造，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广东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20%以上，智能制造是其中的“重头戏”。
经济大省的创新和产业生态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第一，创新主体差异。广东、浙江以民营科技型企业为主导，尤其是其中的头部企业，成为创新和产业生态的基石。江苏、山东的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支撑创新和产业生态，头部科技型企业还待孕育和成长。河南、四川则需强化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初创企业和发展科技型企业任重道远。第二，产业层级差异。广东、江苏和浙江聚焦高端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完整，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协同；山东、河南传统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农业比重较高，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较慢，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亟需提速；四川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电子信息、清洁能源产业等新兴产业崛起，但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矛盾。第三，开放程度差异。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外贸依存度高或较高，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深度融合。头部企业、链主企业正在实现全球化布局；河南、四川以内需市场为主，国际化创新和产业资源整合较弱，需要加大高水平开放力度。
经济大省完善创新和产业生态需强化以下措施。第一，优化政策协同。推动跨省创新链、产业链协作，如长三角与成渝的双向科创飞地；建立统一的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第二，强化基础研究。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根据需要，继续建设大科学装置和平台型实验室；支持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建实验室，如河南的农业生物技术、四川的核能技术。第三，数字化赋能。推广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区域性数据中心，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第四，完善人才引育体制机制。设立跨区域人才流动基金，尝试“科学家+企业家”联合培养模式；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合作举办跨界培训项目，以满足各类人才对前沿知识、创新实践和产业动态的了解需求。第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试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放宽新兴产业准入限制；建立跨省利益共享机制，避免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
经济大省还要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措施。例如，东部沿海省份加速布局未来产业，打造全球创新策源地；推动头部企业、链主企业主导产业链协同创新。又如，山东、河南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提升国有企业混改力度，进一步引入市场化创新机制。再如，四川依托清洁能源优势，建设“绿电+数据中心”新型产业生态；强化成都—重庆双核联动，打造中西部科创枢纽。
【本文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深圳行业研究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深圳行业研究院研究助理李泽辉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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