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大省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增长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肩负着重要历史使命。经济大省之“大”，绝非仅在于体量之“大”。经济大省挑大梁，在追求经济增长“量大”的同时，更需重视“质优”，尤其是要在产业结构优化、创新能力提升、风险有效应对和国家战略保障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要把握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在推进深层次改革与高水平开放上勇争先，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走在前，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范。
关键词:经济大省 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大省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增长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着关键使命。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经济大省要充分发挥优势，增强对全国发展的带动作用”。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要挑大梁”，并提出多个方面的明确要求；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在要素保障、科技创新、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等方面制定支持政策”。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等十强省份，以占全国约两成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六成的GDP，其中有7个省经济增速超过全国5%的平均增速，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经济大省之“大”，绝非仅在于体量之“大”。经济大省挑大梁，在追求经济增长“量大”的同时，更需重视“质优”，尤其是要在产业结构优化、创新能力提升、风险有效应对和国家战略保障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具体而言，经济大省应以产业结构的完备性为“底盘”、先进性为“引擎”，在全球性的产业角逐中抢占价值链制高点；注重通过持续创新确保技术迭代与产业韧性，通过引领创新开拓增长边界并获得全球话语权；在风险应对能力上，既能够及时应对短期冲击，维护经济稳定，又能够有效防范潜在风险，增强发展韧性，提升国际竞争力；在战略功能发挥上，具备为国家发展大局托底的意识和能力。经济大省不仅要在“量的合理增长”上走在前列，更要在“质的有效提升”上示范引领。
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
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产业创新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载体。二者深度融合、协同并进，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破解关键领域技术瓶颈、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关键路径。
经济发展的含金量不足，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从现实来看，一些传统的经济大省出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尤其体现在教育、科技、人才、实体经济和创新主体培育等方面。因此，经济大省要紧抓科技创新融入产业创新，必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平台、完善体制机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在技术创新层面，聚力突破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瓶颈，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经济大省通常拥有代表性的高科技产业和著名高等院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科技创新经验。依托区域经济优势，经济大省往往具备更强劲的本地需求、更完备的产业体系支撑，以及较为雄厚的财力和活跃的金融环境，为科技孵化、企业培育和技术突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同时，经济大省较高的国际化水平使经济发展与开放优势相互促进，能够持续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汇聚。立足这些禀赋，可从以下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推动建设重大创新平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就以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为科技创新枢纽进行“有组织科研+有组织成果转化”。为推动地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实现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必须利用好重大创新平台，为科技孵化、企业成长与技术创新提供肥沃土壤。二是提升企业研发强度。深圳企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高达4.92%，这一数据不仅体现了深圳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巨大投入，也展现了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在推动企业创新方面的积极作为。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企业得以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为产业链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三是强化区域人才集聚效应。人才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需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协同联动。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人才净流入率达18.7%，彰显了区域人才集聚的显著成效。通过实施精准化人才政策，该示范区成功引进大批“高精尖缺”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人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智力支撑。
在产业创新层面，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经济大省应着力构建以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内外市场齐头并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是加快培育战略性产业集群。一方面，巩固提升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其产业关联度高、链条长、影响面广，发展基础扎实、增长态势良好。例如，广东2023年先进制造业占比达56.2%，这一优势地位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驱动不断巩固，产业整体竞争力持续提升。另一方面，着力培育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些产业集聚效应显现、增长潜力巨大，代表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二是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为经济平稳持续增长提供坚实的市场基础和产业支撑。应当坚持强链延链补链并举，努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一方面，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着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制约，切实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和可控性；另一方面，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深度合作与高效协同，推动形成稳定、开放、富有韧性的产业生态系统。通过系统施策、多措并举，不断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三是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正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深入实施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加速，努力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示范平台和示范企业。例如，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已突破万亿元大关，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可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引导制造业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延伸价值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同时，进一步放宽现代服务业市场准入，消除不必要的政策壁垒，培育产业融合新业态，推动创新设计文化与制造业融合，通过文化元素的融入提高产品附加值，挖掘特色产业元素，融入产品设计之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特产”。四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各省可以借鉴江苏工业互联网普及率超45%的经验，进一步加大对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上的应用。鼓励企业加大对数字化技术的投入，提升生产运营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撑。此外，还应推动各领域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协同转型、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共同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向纵深拓展。
在推进深层次改革与高水平开放上勇争先
改革是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重要突破口，开放则为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空间。
一是勇当改革的试验田。经济大省具备体量大、基础稳、要素强等诸多优势，这些优势确保其能承担“试验田”的角色，但同时也需要特别防范“路径依赖”和“尾大不掉”的风险。因此，在稳定增长的同时及早布局“改革出圈”就成为经济大省的理性选择。数字技术赋能与体制机制改革的协同推进，有效激发了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智能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经济大省凭借其产业基础、创新资源和市场优势，在这些领域展现出显著的引领作用与比较优势。广东、江苏、浙江奠定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基本格局，湖北、山东、四川等领跑低空经济新风尚，这些都是经济大省转变其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中地位和作用的现实例证。经济大省应结合自身优势，推动跨区域要素交易平台的建设，如借鉴长三角区域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发展的经验，促进各地交易平台互联互通和交易信息实时推送，实现区域公共资源交易信息“一网尽览”，打破区域壁垒，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应在经济大省率先试点负面清单动态管理制度，根据市场发展和产业变化，及时调整负面清单内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激发经济主体活力，为全国的制度创新提供经验借鉴。此外，应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科研资源、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健全产学研协同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程，使得经济大省切实履行“增长贡献者+改革试验田”的双重职能具有现实可行性。
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经济大省应积极承担探索深水区改革的重任，不断优化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各自的职能与边界，带头破除各类显性和隐性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使生产要素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劳动力跨地域、跨城乡、跨部门、跨所有制流动的限制，充分释放劳动力潜力；同时，建设人才特区和离岸创新基地，为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提供更加宽松和有利的环境，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在土地要素方面，积极推动城乡土地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这既是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要素方面，不以企业所有者和注册地作为银行贷款的参考和依据，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和高附加值领域；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如江苏2000亿元产业升级基金，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化运作，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在数据要素方面，经济大省应积极推动本省数据的确权、定价、交易与流通，试点数据产权分置改革，探索可复制的权属分配方案，在已建立的省级数据资产登记中心基础上对接国家数据平台，实现跨区域数据权属互认，从而推动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同时，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的规则和机制，促进数据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扩大制度型开放。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改革和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改革有利于开放，开放倒逼并促进改革。经济大省通常是市场化程度和外向型程度高的省份。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制度型开放新领域，形成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增强对国际投资、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吸引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经济大省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中外投资者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综改区等政策洼地提供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政策空间，发挥它们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的先行示范作用。例如，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释放度达83%，这表明制度型开放能够显著提升区域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经济大省应积极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如杭州试点通过创新监管模式和服务体系，带动浙江出口增长23%。这一实践表明，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是培育外贸新业态、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有效路径。此外，经济大省还应着力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如深圳前海累计注册外资企业超1.5万家，通过优化投资环境、加强金融服务创新等措施，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和高端要素集聚，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走在前
经济大省的担当与经济大省的地位一般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正因为一些省份长期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有担当、挑重任，才取得了今天突出的经济发展地位，反之，有了经济大省的突出地位，更应该在重大战略中勇于探索、敢于挑战。当前，我国实施了众多不同层级、不同维度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经济大省在其中扮演着战略叠加的角色，更需在区域协调、粮食安全、双碳目标等国家战略中发挥引领作用，实现“全国一盘棋”协同发展。
一是积极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在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上，经济大省需把握空间协同、规则创新和安全底线三个关键维度。
在空间协同方面，突破“地理边界”，构建“战略走廊+都市圈+飞地经济”立体网络。以上海大都市圈为例，其贡献了长三角地区60%的GDP，充分彰显了都市圈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引擎作用。经济大省应当积极借鉴这一经验，如江苏省通过打造“沿江科创走廊”，构建长三角“双核三带”产业协作体系，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纵深，有效破解“行政区经济”的体制机制障碍。与此同时，深汕特别合作区实现GDP年均增长15%的亮眼成绩，有力印证了飞地经济模式的创新价值，经济大省需要进一步推广复制这一模式，持续深化区域间产业协同和资源共享水平。
在规则创新上，聚焦“制度破壁”，在试点地区探索标准互认，建立“飞地自贸区”，推动区域战略从“政策叠加”转向“系统集成”，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创新制度安排，降低区域间合作的制度性成本，提高要素流动的效率和便利性。
在安全底线方面，注重“动态平衡”，建立发展与保护长效机制，创新耕地保护和南水北调水源保护模式，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良性互动。同时，经济大省应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如成渝双城经济圈建成5G基站超15万座，通过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增强区域间的连接性和协同性，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以上多维度的努力，经济大省能够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二是保障战略资源安全。从区域协调发展来看，不同省份在自然资源、要素禀赋、生态环境、地理区位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发展职能上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比如长江与黄河中上游的一些省份可能承担着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涵养的职能，而部分农业主产区则承担着“国家粮仓”的职能。虽然这些省份从一般意义上不能称之为经济大省，但从国家发展全局来看，这些省份在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只是没有直接表现在短期的经济指标上，而是表现在了生态环境、耕地等重要资源的保护和粮食安全的保障等方面。为了弥补这些地区在大保护过程中付出的机会成本，需要经济大省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展现更大的担当，在发挥主引擎作用的同时，也与其他地区形成协同分工的局面。经济大省应当实施差异化产业定位策略，在主导产业选择上避免同质化竞争，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同时，主动构建跨区域产业链分工体系，通过产业协同带动周边省份发展，实现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的联动发展。
三是加快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需要从能源结构调整、市场机制完善以及生态价值转化等多方面协同发力。
在新能源产业发展方面，我国已建立起全球领先的产业竞争力。以江苏省为例，其光伏组件产能规模占据全球总量的40%，充分彰显了我国在该领域形成的产业集群优势。基于当前发展态势，建议进一步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加强区域协同与差异化发展。一方面，鼓励江苏等新能源产业基础雄厚的地区继续发挥技术与规模优势，推动光伏、风电等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延伸，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引导其他地区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特色发展新能源项目，如西部地区的风电、光伏发电与储能一体化项目，以及东部地区的分布式能源与智慧能源系统。同时，建议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加快新能源技术创新，突破储能、氢能等关键技术瓶颈，为能源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在碳市场建设方面，作为推动减排的关键市场化机制，我国碳市场已展现出显著成效。以广东碳市场为例，其累计成交额已突破50亿元大关，充分验证了碳定价机制在促进减排方面的有效性。为充分发挥碳市场功能，建议从以下维度进一步完善机制设计：一是扩大碳市场的覆盖范围，逐步将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全面纳入，并探索将建筑、交通等领域纳入碳交易体系；二是丰富碳市场交易品种，除碳排放配额外，引入碳汇、碳金融衍生品等创新工具，提高市场活跃度；三是加强碳市场监管，建立统一的碳排放核算标准和数据监测体系，确保碳交易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四是推动区域碳市场的协同发展，以广东碳市场为试点，探索建立与全国碳市场的对接机制，形成统一高效的碳市场体系。
在生态产品方面，浙江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覆盖率达100%，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建议从以下方面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一是推广生态价值核算体系，将GEP核算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二是探索生态产品市场化路径，通过生态补偿、生态权益交易等方式，将生态产品转化为经济价值，如碳汇交易、水权交易等；三是创新生态金融工具，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绿色债券、生态保险等产品，为生态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四是加强生态产品品牌建设，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如发展生态旅游、有机农业等绿色产业，形成可持续的生态经济模式。
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发展为了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经济大省应该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积极探索经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经济大省需在城乡融合、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先行示范，避免“增长悖论”。
一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经济大省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范，重点是要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用力，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经济大省应当探索构建一套涵盖基础设施、产业布局、财政支持、生态保护等多维度、系统化的政策框架。比如，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之间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实施“产业共建+民生支援”模式，建立跨区域产业园区的共建共管共享的管理体制和利益分享机制；设立乡村全面振兴发展股权基金，地方财政每年投入支持欠发达地区，实施“生态保护区财政补偿”，对生态发展区给予专项补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健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持续缩小区域和城乡差距，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经济大省尤其要在创新共同富裕实现机制、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方面树标杆、作表率、出经验。比如，江苏围绕充分发挥“五方挂钩”帮促机制作用和省内南北协作优势，持续深化重点地区帮扶，统筹培育本地支柱产业和承接外地产业转移，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四川扭住十条“衔接”措施，形成了守住资源本底、用活规划政策、推动产业融合、优化行政程序、强化保障力度等多维合力，浙江探索“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通过产业帮扶与就业保障巩固脱贫成果。共同富裕既包含物质的增长，也包含精神的提升。因此，经济大省还需要注重文化建设，将文化软实力融入当下和未来。
二是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经济大省应积极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如激活农村“沉睡”资产，将传统社会保障升级为发展权益共享，优化民生资源配置机制。个别经济大省通过创新制度、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发展和文化繁荣，在缩小城乡差距、提升民生福祉、促进就业增收和实现精神富裕等方面积极探索共同富裕之路，这些经济大省不但要积极总结成功经验，还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共同富裕的长效体制机制保障，在基础性民生领域补齐短板、优化服务。
三是以制度创新构建差异化发展格局，释放经济大省引领效能。经济大省应探索“一省一策”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通过建立特别授权机制、跨行政区GDP分成制度、省级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制度及新型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融资模式，形成资源型省份绿色转型、沿海省份开放枢纽建设等多样化发展模式。同时深化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创新，依托党组织网络实现生产要素精准配置，使党组织成为资源整合枢纽，为市场经济注入“有组织的效率”，以系统集成改革破除行政壁垒，构建梯度转移、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四是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安全基石。针对经济大省多维任务需求，需建立产业链韧性评估指标体系，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快构建区域性金融安全网，形成覆盖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的全周期风险防控网络。通过制度性安排实现稳增长与促平衡的动态协调，既保障经济大省在全国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又通过风险缓释机制避免系统性风险外溢，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韧性支撑。
【本文作者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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