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黎明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生产力的新质，是由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孵化的新业态、孕育的新模式、拓展的新领域、开辟的新赛道、滋生的新动能、培育的新优势所系统集成的高效能、高效率、高质量。加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绿色生产力特质，大力倡导和践行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着力推进绿色治理，开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
绿色生产方式拉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绿色生产方式是科技含量高、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产品优质、生态协调的生产方式。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带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重点，从供给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全面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以厚植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蕴。出于积累绿色财富和增加人类生态福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考虑，绿色生产方式在自然界良性运行的大格局中审视社会生产全过程、各环节。全面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一是倡导绿色文化。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照产业绿色升级的具体需求，结合企业清洁生产的具体要求，不断深化对绿色发展的认识，推进绿色生产入细入微。二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野蛮生长，避免资本无序扩张，积极扬弃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生产方式。三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产学研用资源整合，壮大绿色技术创新主体，造就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绿色技术创新领军企业，坚持区域协同、主体联动，打造创新联合体。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增强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标准供给。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前沿技术突破为支撑，受重大发展需求的牵引；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特征，是抢占经济社会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抓手。通过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展现出显著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又形成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充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动力，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撬动传统产业发展的资源优化配置。以锻造产业绿色竞争新优势为主线，将绿色理念融入传统产业的产品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各环节，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助力新兴产业绿色低碳高起点发展。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关联带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空天海洋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各产业深度融合，着力提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一体发展的水平。
发展未来产业联动产业升级和绿色生产方式培育。未来产业尽管在当下仅出现发展的苗头，甚至尚处于理念设计和发展构想阶段，但代表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是有望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瞻性和先导性产业。促进未来产业发展，一是要立足于适应人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诉求，致力于回应国家安全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经济安全的需求变化以精准“选种”；二是要着眼于“产-学-研”协调联动，形成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的合力以精心“播种”；三是打破创新要素流动的部门限制、地区壁垒，建设全国统一的技术交易大市场，调动各部门、各地区的积极性，激发各类主体的活力以悉心“育种”；四是将超大规模人口优势、市场优势转化为技术试错、产业发展模式试错的条件和资源，丰富未来产业应用场景以用心“培苗”。激活未来产业发展的当下活力，重在开辟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新赛道。释放未来产业联动产业升级的活力，既要利用传统产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充实未来产业试错的底气和根基，又要及时将未来产业的发展成就转化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
绿色生活方式牵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绿色生活方式的内涵丰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是其核心追求。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从需求端撬动和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以绿色需求牵动绿色供给的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深刻理解和把握绿色生活方式的实践要求。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是大自然的底色，绿色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绿色生活方式崇尚绿色消费，重视体悟绿色精神，注重践行绿色价值观，强调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和具体的生活场景确立实践遵循。倡导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一是日常生活自律，适度节制物欲。坚持勤俭节约，遵循商品消费适量原则，避免过度消费，禁止铺张浪费；坚持物质满足和精神愉悦相协调，杜绝脱离商品使用价值过度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二是绿色消费偏好，自觉践行绿色替代。支持绿色产品和服务，主动选择绿色技术、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坚持以绿色产品和服务替代非绿色产品和服务；绿色餐饮、绿色居住、绿色出行同向发力，形成和汇聚绿色替代的市场合力。三是自觉推崇和传播绿色文化，自觉履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责任。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当绿色追求内化为居民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才能使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时尚，成为居民的自觉选择。
以新型基础设施供给引导和培育绿色生活方式。高端绿色消费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具有较强的供给引导性和主体示范性。新型基础设施是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智慧生成、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新时代引导和培育绿色生活方式，要以泛在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为突破，统筹推进宽带网络、物联网、数据中心建设，以刺激和引导数字应用和数字消费，催生孕育新型消费模式。加大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人工智能+”的改造升级力度，创生高效协同融合的基础设施，以开创智慧交通、智慧健康等消费新场景，拓展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生产性消费，激发智慧金融、智慧文旅、智慧养老等生活性消费。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加大供给顺应消费升级的基础设施；大力建设充电站和充电桩，以刺激和支持新能源车消费；以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交通设施供给、轨道交通发展、交通工具共享，引导和鼓励居民绿色出行，培育绿色生活新时尚。
绿色生活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节约资源、关爱环境的劳动者，需要绿色文化的孕育和滋养。首先，绿色生活方式造就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劳动者。劳动者是能动的生产力要素，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富有绿色底蕴的高素质劳动者。绿色生活方式历练劳动者的生态环保意识，劳动者在绿色消费中养成的勤俭节约、关爱环境的习惯，形成的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偏好自觉延伸到生产活动中，进而提高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与应用的效率。其次，绿色生活方式催生和繁荣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绿色文化。绿色文化以绿色追求和绿色价值观念为无形内核，以绿色制度规范和绿色发展成就为有形表现，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行为选择和具体活动为微观载体。绿色生活方式衍生出对绿色文化的需要和追求，激发人们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意愿，以需求牵引供给的方式助力绿色生产力发展。最后，绿色生活方式涵育绿色生产关系。绿色生活方式深入人心，有助于制定实施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推动各类优质资源要素向绿色生产领域倾斜，使绿色生产方式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绿色治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绿色治理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突破把绿色治理仅局限于环境治理的思维局限，将绿色理念全面植入国家治理，开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
凝聚绿色治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多元主体合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合理分工、协同耦合，是提高绿色治理效率的重要保障。政府制定实施绿色治理的战略与规划，以法律法规、行政手段的强制约束，促使绿色治理有效推进，指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航向，是推进绿色治理的主导力量。企业履行绿色治理的法定责任和社会责任，把绿色治理目标融入到企业发展目标之中，将绿色治理的要求具体落实到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是推进绿色治理的关键力量。社会组织提供绿色治理的市场中介服务，举办绿色公益活动，营造绿色治理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是推进绿色治理的重要力量。科研机构深入研究绿色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提供绿色治理实践推进的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充实绿色治理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智力支持、技术支持。社会公众积极响应政府的绿色治理号召，回应企业的绿色发展诉求，以言行示范、相互影响的方式，使绿色治理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入细入微，是推进绿色治理的微观主体。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赋能精准绿色治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通过技术赋能，推进绿色治理精细化精准化科学化发展。一是大数据助力精准治理。利用数字化传感器、遥感技术等进行实时的环境监测，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了解环境状况，及时为绿色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二是物联网助力治理效率提升。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设备间的互联互通和实时监测，以实现对控制污染源、提高治理效率的追求。三是数字技术赋能绿色治理。拓展数字技术在太阳能、风能、光伏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运用场景，在高效利用能源的同时促进绿色能源的推广应用，助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交通管理、城市基础设施管护，大力推进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以提高治理的时效性，助力城市生活绿色化转型。四是智能化赋能绿色治理。推动电子政务平台的智能化改造升级，提高政府治理的透明度，通过信息公开增强公众对环境问题的了解，促使企业更加自觉地履行环保责任。
创新治理手段治理方式提高绿色治理效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联动，不断开创绿色治理效率提升的新境界。一是市场驱动绿色治理数量化衡量与评价。定性的规范和定量的标准同向协同发力，才能使绿色治理真正走深入细。以实施“双碳”战略为例，碳排放交易体系是国际上公认的成本较低的减碳制度，创新绿色治理的市场化手段，亟需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发展绿色金融，同样需要绿色治理数量化衡量与评价的支撑。二是有为政府集成绿色治理手段。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不仅需要一体构思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并做出明确的量化规定，而且需要产业政策、创新政策、市场准入等经济政策与生态环境政策的协调配合，特别是环保标准和产业政策衔接配套，激发和释放量化标准硬性约束对绿色治理成效的保障功能。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的理论张力”（项目编号：21FKSB053）和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教改研究项目“政治经济学类课程群建设”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