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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

【摘要】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近代以来国际秩序的具体形态不断发生演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改变,但欧洲和西方大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二战结束之后,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非西方大国开始登上世界舞台。冷战结束后,一批非西方大国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乘势而起,改变了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结果,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相比于西方大国,非西方大国不仅具有更为广阔和长远的发展优势,更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追求,从而为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想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更是为超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局,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发展目标和前景。

【关键词】国际秩序 大国兴衰 帝国 西方国家 新兴大国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6.002

刘德斌,吉林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当代国际政治转型等。主要著作有《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国际关系史》(主编)和《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主译)等。

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失序”似乎成了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但归根结底,依然是大国兴衰持续演化,新旧大国博弈加剧的结果。然而,与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不同的是,非西方大国是在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的;非西方大国大都曾经沦为西方大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与西方大国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追求;就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而言,非西方大国比西方大国具有更为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说,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正在改变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对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理清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演进的历史线索,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帝国的兴衰与前现代国际秩序

所谓“大国”,一般指的是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拥有强大实力,并对国际事务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大国”一词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会议上流行开来的。关于大国的标准很难确定,利奥波德·冯·兰克于1833年提出的标准尤为“极端”,他认为一个大国“必须能够对抗所有其他国家,即使它们联合起来”。[1]1987年,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著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一书引发了对大国兴衰这一议题的热烈讨论。虽然肯尼迪在这本书中把俄罗斯和日本作为两个“特例”,但其阐释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大国。[2]冷战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帝国”也被一些学者纳入大国兴衰的研究视野之中,[3]原因不仅在于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持久的占支配地位的治理形式,而且在于在民族国家成为国际体系中主导的治理形式之后,帝国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许多大国特别是西方“列强”,依旧按照帝国的方式行事,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4]当然,关于帝国的定义多种多样,争议颇多。帝国一般指由一个统治集团统治,具有明显的中心—边缘结构,包括多种民族、地区、宗教和文化的共同体。帝国具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往往依赖武力征服奠定自身势力范围,有边疆但无明确的边界。迈克尔·曼将帝国主义定义为一种集权的等级制,中心地区支配边缘地区的统治体系。[5]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拓展出欧洲之前,帝国构成的区域秩序主导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国际秩序”一般指的是国际行为体互动中逐步形成,并为各国际行为体所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及其结果。同国际关系领域的其他概念一样,国际秩序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将国际秩序界定为追求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6]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任何秩序都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系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动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7]但实际上,国际秩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动,大国的兴衰对国际秩序的变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前现代时期,帝国就是大国。由于帝国往往是在城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总体而言,前现代时期的国际秩序经历了从城邦秩序到帝国秩序的演变。

城邦是许多地区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形态,它是由市镇和其周围面积不大的依附区域共同构成的独立统治单位。公元前3000年前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城邦,此后城邦在地中海沿岸广泛出现,其中又以古希腊的城邦最为典型。古希腊时期,大国兴起对城邦秩序的构建发挥了巨大作用,古希腊城邦秩序是在两个最强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的主导下构建的,先后形成了以斯巴达为核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核心的提洛同盟,两大同盟在抵御波斯人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以此确保古希腊城邦秩序得以存续。然而,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则导致斯巴达与雅典共同走向衰落,漫长的战争使得双方的人口和财富大量损失,并最终导致古希腊城邦秩序发生演变。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不久,古希腊即被马其顿首领亚历山大征服,兴盛一时的城邦秩序就此终结。

随着城邦秩序的衰落,帝国成为前现代时期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国家组织形式。事实上,最早的帝国正是在城邦兼并与扩张的基础上建立的。在苏美尔等城邦建立后不久,各城邦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战争,连续的扩张与兼并在使城邦数量不断减少的同时,也推动城邦的形态发生变化,一种政治组织形式更加复杂的国家形态——帝国由此出现。阿卡德帝国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帝国,正是在兼并了众多周围的城邦后建立起来的。相比于较为“微型”的城邦,帝国无疑在地域面积、人口和资源等方面占据明显优势,这也决定了帝国逐渐取代城邦,成为前现代时期人类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式,亚欧非大陆各个地区相继出现了强盛一时的大帝国,帝国秩序由此建立。

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世界,先是马其顿帝国征服希腊各城邦及波斯、埃及、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建立了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马其顿帝国解体后,罗马乘时而兴,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罗马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从亚平宁半岛的小邦扩张为地中海世界的超级帝国,并将地中海变为帝国的内湖。在西亚及两河流域,阿卡德帝国之后经历了频繁的帝国更替,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塞琉古帝国、安息帝国先后出现。在中亚地区,公元1世纪初,大月氏人的一支建立了幅员辽阔的贵霜帝国,为古丝绸之路的畅通与东西方文明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亚欧非大陆东部,秦汉王朝的统一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帝国形态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出现并在此后长期延续,它为维护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到公元1世纪时,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连成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其间各个帝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8]帝国秩序由此在亚欧非大陆各个地区最终确立。

此后,帝国秩序成为前现代时期亚欧非大陆占主导地位的秩序形态,而不同帝国的兴衰则推动着帝国秩序的范围与形态发生改变。大体而言,前现代时期帝国的崛起主要分为三种模式。第一,基于世俗利益进行对外扩张而建立的帝国。在这种模式下,进行对外扩张的主要动力在于掠夺土地、人口、财富等世俗利益,罗马帝国、中亚草原帝国是这种帝国崛起模式的代表。第二,帝国伴随着宗教的传播而建立。在这种模式下,帝国扩张的动力不仅包括掠夺土地、财富等世俗追求,向外传播宗教同样是帝国扩张的重要动力。阿拉伯帝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第三,帝国也可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通过帝国中央对周边国家、部族的吸引而建立和扩展帝国秩序。根据康灿雄(David C. Kang)的理解,明、清帝国所主导建立的帝国秩序便属于这种情况。[9]而无论通过哪种模式崛起,帝国都拥有广阔的面积、众多的人口以及丰富的各类资源,上述特点也为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前现代时期帝国的兴衰大致在上述三种模式下展开。在亚欧大陆西部,罗马帝国覆灭后,基督教势力与封建王权都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欧洲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教权和封建王权为基础的中世纪秩序。至15、16世纪,尽管在形式上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圣罗马帝国仍然存在,但欧洲秩序已经呈现出教权与王权博弈、邦国林立、教派冲突、相互纷争不已的状态。在西亚地区,阿拉伯帝国在兴起后击败萨珊帝国与拜占庭帝国,并进一步扩张为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此后,信仰伊斯兰教的帝国成为西亚、北非和东南欧等地的主要统治者。至15、16世纪,这一广阔的伊斯兰世界内存在奥斯曼帝国、波斯萨非帝国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其中奥斯曼帝国地位最为突出,它不仅实力强大,而且深度介入欧洲大国博弈。在欧亚大陆东部,中国的王朝更替成为内部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形式,至15、16世纪,明帝国成为广大东亚地区的秩序主导者。而在亚欧非大陆内部的草原地带,以游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草原帝国同样迭起跌落,它们与周边农业帝国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互动,这种互动或以和平交往的形式或以战争的形式存在,对历史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因此,在前现代时期,亚欧非大陆居于主导地位的秩序形态经历了从城邦秩序到帝国秩序的演变,其中帝国秩序无疑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总结而言,前现代国际秩序具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前现代国际秩序是一种区域秩序,尚不存在跨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统一的秩序安排。帝国秩序并未超出自身的区域限制,治理能力和互动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帝国秩序无法超出适度的规模。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帝国的控制自然呈现出从中心到边缘逐渐减弱的特征,当帝国控制某地的成本超过其可能带来的收益时,帝国往往会减弱乃至放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汉帝国在汉武帝之后改变对匈奴的战略,明清帝国根据距离远近确定周边国家来华朝贡的次数,都体现了帝国实际控制力的有限性。而各大帝国之间的互动能力同样受制于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在前现代时期,尽管远程贸易、文明交流乃至军事征伐已在各大帝国之间不同程度展开,但普遍意义上稳定持续的互动仍不存在。不同区域的各大帝国之间也极少对彼此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因而无法作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开展相应的行为。[10]因此,前现代国际秩序,无论是城邦秩序还是帝国秩序都带有明显的区域秩序特征,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秩序尚不存在。

第二,前现代时期的国际秩序演变以帝国的兴衰为主要推动力,并依靠战争的方式最终完成。帝国秩序则往往是由居于中心地位的帝国及其周边国家、部族组成,帝国是秩序的构建者,在这一广大的区域内实施强度不等的控制,帝国周边国家、部族等则要向帝国表示臣服,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帝国秩序的演变主要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情况是,帝国被其秩序范围之外的其他帝国击败甚至兼并,从而导致原有的帝国秩序范围缩小,甚至被并入范围更大的、以战胜国为中心的帝国秩序之中。例如,罗马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先后消灭马其顿帝国、托勒密帝国等,使后者所建立的帝国秩序被纳入以罗马为主导的帝国秩序之中。又如,阿拉伯帝国兴起后重创拜占庭帝国,使得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大幅缩小。另一种情况是,在帝国秩序之内,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或部族兴起,最终取代了原有帝国的地位,进而重塑了这一地区的帝国秩序。例如,17世纪初原本臣服于明帝国的后金兴起,最终取代明帝国,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以清朝为主导的帝国秩序。由此可见,帝国兴衰是这一时期国际秩序演变的直接推动力。

可以说,在整个前现代时期频繁上演着帝国兴衰的大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对帝国兴衰的结果发挥着重要影响。首先,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帝国兴衰的关键因素。帝国往往与武力和战争密不可分,对外扩张与征服是建立帝国最常见的手段,这就要求帝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完成征服并加强对所统辖地区的控制。然而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如果缺乏足够的经济积累、财政支撑以及必要的军事技术,强大的军事力量将无从谈起。因此,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决定帝国兴衰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如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及汉、唐帝国等,都拥有发达的技术水平、先进的生产力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但同时,军事技术成本会随时间不断增长,加之前现代时期生产力水平较为有限,因此,帝国财政将面临日益沉重的负担,成本与资源的平衡愈发难以为继,帝国自然也会衰败并被下一个帝国周期所替代。[11]

其次,制度建设同样对帝国的兴衰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帝国秩序以军事和暴力为基础,但如果不能建立一套高效、适宜的政治制度,这样的帝国秩序将难以保持稳定。以帝国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为例,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唐帝国等往往在边疆地区实施羁縻统治,册封当地部族首领为地方长官,掌管本部族内部事务,以加强帝国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又如,明清帝国与周边国家及部族建立了完善的朝贡制度,不仅明确了周边国家、部族进行朝贡的日期、规模及相关礼仪,还通过朝贡制度明确了双边的权利和义务,周边国家与部族通过对明清帝国的臣服和朝贡,换取安全保障和贸易收益。[12]俞可平在对帝国的兴衰进行研究时提出,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罗马帝国拥有先进的制度,因而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帝国秩序;而马其顿帝国、蒙古帝国则由于没有来得及建立先进的精英选拔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整个帝国很快分崩离析,成为短命的帝国。[13]

最后,统治者的素质以及关键决策也会对帝国兴衰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原本平平无奇的国家乃至部族勃然而兴,以及一些原本强大帝国的逐渐衰落甚至轰然倒塌,都与统治者的素质及战略决策密不可分。中国战国时期,秦国原本是地处西部边陲的落后国家,经过长期持续不断的“自强型改革”,最终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在实力上压倒其他六国并建立秦帝国。[14]而到清帝国时期,闭关锁国政策使得清帝国日益故步自封而衰败,最终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落伍。迈克尔·曼曾经把帝国划分成直接的统治、间接的统治、非正式帝国和霸权等四种控制形式。[15]这样一种概括不仅涵盖了前现代帝国,而且也把现代西方大国的特性刻画出来了。西方大国虽然大都是按照民族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却一度在全世界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体系。王赓武称它们为“民族帝国”。[16]

西方大国的崛起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与变化

帝国曾是前现代时期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态,帝国秩序也曾经是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秩序形态,然而近代以来,在组织形式上占据明显优势的民族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取代帝国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态。又由于以西欧各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成功崛起,在实力上获得了相对于传统帝国以及其他国家、部落的巨大优势,因此近代以来西方大国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但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大国之间的兴衰更替,仍推动着国际秩序不断演变。

西欧崛起与欧洲国际秩序的扩展。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以教会为核心的帝国秩序,其中存在着帝国、公国、城邦、贵族领地等多种政治组织形态。但自1500年左右,欧洲经历了空前、彻底的大变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催生了国家主权观念,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组织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其后国际体系的主导行为体。与此同时,天主教会的宗教神权受到挑战,欧洲多元政治秩序开始发生变化。欧洲秩序的演变加剧了各国以及宗教改革后各教派间的矛盾,并最终引发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十年战争”。最终,参战各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实现停战。《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的原则,主权是国家的属性,具有统一性、不可分割性和独立性,中世纪教会法规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世界主权论遭到否定。从这里可以看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意味着民族国家在与帝国和教会的对抗中获得了胜利。此后,主权平等和独立的民族国家逐步演变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进而成为现代欧洲国际秩序的主要构建者。

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在三十年战争及其后的欧洲历史中脱颖而出,并最终成为构建现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其原因在于,民族国家相比于其他政治组织形态,特别是帝国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述,在现代欧洲早期的发展中,民族国家是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17]首先,民族国家在从社会中汲取资源方面更加有效,并能够借此建立一套高效率的行政和军事机构。与之相比,帝国对财富的汲取依赖对农民和农奴的剥削,往往只能通过领土扩张的方式增加帝国财富,尽管领土扩张经常遭到遏制或导致成本上升以致得不偿失的后果。[18]不仅如此,帝国相较于民族国家更容易出现丧失强制能力以汲取资源的情况,此时帝国就会难以为继。因此,民族国家在资源汲取效率方面拥有相对于帝国的巨大优势,这一优势在战争时期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提到的那样,战争赋予那些能够从自己的人口中获取大量的持久的军事力量的国家以军事优势,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地是民族国家。[19]其次,民族国家的建立强化了国家民众对本国、本民族的认同,并最终孕育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促成了普遍意义上的民族觉醒,民众开始自觉践行对民族荣辱、国家兴衰的责任,这在赋予民族国家非凡的国内凝聚力的同时,为民族国家的兴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在帝国的传统组织形式下,民族觉醒难以自动发生,帝国的公共利益和大多数居民的私人目标之间缺乏一致性,这使得帝国在凝聚力和韧性方面远逊于民族国家。[20]

民族国家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一方面使更多的欧洲国家建立了民族国家的组织形态,另一方面则进一步使民族国家成为推动欧洲现代秩序建立和扩展的主要力量。西欧民族国家主导构建的欧洲秩序主要表现为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维也纳秩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可视为欧洲现代国际秩序建立的标志,该和约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包括以国际会议的形式解决争端、条约必须得到遵守等。此外,均势逐渐成为维系欧洲现代秩序的主要制度,各国通过战争、秘密外交、结盟、“补偿”等方式,维持欧洲主要国家间实力的大致均衡,避免因一国实力过于强大而对整个秩序构成颠覆性的破坏。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各国实力的增长和互动能力的提高,欧洲秩序的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展,此后俄国、奥斯曼等国也被纳入欧洲秩序的范围之内。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民族国家在现代欧洲秩序建立和扩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自民族国家建立伊始便取得了对亚欧传统帝国的实力优势。弗兰克(Gunder Frank)认为,直到公元1800年前后,世界经济仍不能称作以欧洲为中心,而是以亚洲为基础。[21]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也认为,直到18世纪,西欧在各项技术以及制度等因素方面并未明显地超越中国、日本、印度等帝国。[22]然而,从17、18世纪开始,英、法等西欧国家首先经历了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步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东西方的“大分流”由此形成,从而取得了相对于亚非拉传统帝国的巨大实力优势。现代欧洲秩序正是在现代意义上“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形成的。

上述事实也意味着民族国家取代帝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23]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国家与帝国共同存在、交流互动,共同在欧洲国际秩序的建立和扩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欧洲秩序的主要行为体既包括英、法等民族国家,也包括奥地利(奥匈)、奥斯曼等帝国。另一方面,英、法等国也经历了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的双重构建。新航路开辟以来,欧洲各国掀起对外殖民扩张的浪潮,亚非拉广大地区的传统帝国、王国及部族难以抵御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欧洲各国(包括其后的美国)同样拥有了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两种身份。[24]

总而言之,从1500年直到一战前这一时期,现代秩序主要体现为欧洲秩序。欧洲各国实力及相互间互动能力的增强则推动着欧洲现代秩序不断扩展。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地区作为欧洲各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依附者,无法取得与欧洲各国的平等地位。因此,尽管20世纪初整个世界已在相当程度上连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