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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实现路径探究

摘 要:消费和投资的辩证关系是历久弥新的经济问题。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理解有潜能的消费、有效益的投资及其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内在逻辑,找准其良性循环的关键路径,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关键词:居民消费 有效益投资 高质量发展 良性循环 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的内在逻辑

理论逻辑

消费始终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基础和核心,而投资则是推动消费增长和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重要手段。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议题,对于理解经济运行规律和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三个维度阐释了二者的关系:从社会再生产角度,消费既是单次循环的终点和目的,又是连续不断循环承上启下的关节点,它决定社会再生产能否顺利实现;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提出消费是社会发展的指示器和测量器;从哲学维度明确消费是奠定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基本手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阐明了投资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资本家对超额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追逐,导致了部门内部、部门之间的投资竞争,这种竞争进一步导致投资增长与企业制度创新的相互促进。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1841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深入阐述了“政治经济只能是国民经济”的观点,并强调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与协同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理念为后来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关于内需驱动和良性经济循环的理论,提供了深远的思想基础。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于1960年至1971年期间提出的“经济成长六阶段理论”详细阐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根据该理论,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以及走向成熟阶段这四个阶段中,投资率呈现出较高的水平。同时,投资方向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在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后,消费率则逐步上升,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消费与投资的辩证关系,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起基础性作用;认识到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起关键性作用,从而形成了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合理扩大有效投资的消费-投资相互促进的理论。

理论界在投资主导(Harroa,1939;Domar,1946)还是消费主导(Sismondi,1819;J.M.keynes,1936;Kuznets,1955)上尽管还有不同见解。但基本共识是大国经济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保持最优消费率(Edmund.S.Phelps,1961),实现消费、投资、净出口均衡协调,是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Ramser,1928;Cass,1965;Koopmans,1965)。理论逻辑上,消费和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内驱力是国内需求的两轮。消费是最终需求、经济循环的终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对经济起基础性作用;投资是中间需求,在经济循环中从供、需两端发力对经济增长起关键作用。从作用方式看,消费是增长的“稳定器”“长效药”,它始终是经济增长最良性、最持久、最根本的动力。投资则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是增长的“强心针”“速效药”,在经济疲软、乏力时,能快速带动增长,但它只是中间动力,能否真正带动经济增长,取决于最终消费对投资的消化吸收能力。

实践逻辑

纵观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来源并非单一地依赖于某个特定要素的投入。相反,它是一个多元化、复合性的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与推动。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依赖投资、消费或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各国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灵活选择以消费为主导、投资为主导或出口为主导的不同增长模式。

1865年至1895年,美国在经历了南北战争后至美西战争前的时期,以内需为主导的“内循环”经济模式成为主流。这一战略决策使得美国在短短120年内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同样地,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功地从“贸易立国”转向“技术立国”,其经济政策也转变为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模式。为了鼓励个人消费和投资,日本实施了“减税降费”政策,有效扩大了国内需求,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崛起。

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经济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采取了高积累低消费的“重投资轻消费”策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这一策略逐渐转变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平衡发展模式。进入新时代,中国又进一步形成了“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各国实践显示,消费驱动型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模式;投资驱动型是传统计划体制国家的赶超型、发展型经济增长模式;出口驱动型是中小国家为加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经济增长模式。三者孰优孰劣,实难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铁,吸引天下各国与之相关联以奠定国家强大基础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投资与消费相互促进则是大国经济的特征。

政策逻辑

梳理中国经济政策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需求政策以1998年为分界,在1978年至1998年期间,我国实施的是“外向型发展战略”,其特点在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自1998年起,我国逐步转向了一种以内需为主导的战略方针,即“扩大内需”。党中央始终高度关注并调整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见表1),以实现经济的稳健发展。这种政策逻辑在应对多次经济危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我国成功应对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这些成功的背后,是我国持续优化政策举措,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