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乡村全面振兴成为热议的话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的生动表达。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建好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村级组织体系。新时代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陕甘宁边区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落后的现实条件与社会现状，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治理之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乡村社会治理的延安经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诸多做法对新时代我们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时刻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是实现乡村组织振兴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做法值得参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有效发展了基层政权组织，完善了组织结构，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也使乡级政府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出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既能完成上级分配下来的任务，又能及时了解到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将干部选拔作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广泛开展普选制的民主选举工作，选拔能够为群众办实事的优秀革命干部。此外，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干部的教育工作。通过在全党上下大兴读书之风，不断加强基层干部的理论学习，在组织农民开展农业生产的现实环境中锻炼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组织能力，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基层干部的带头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化的工作作风也深刻鼓舞乡村的民众。延安时期的经验表明，基层党组织的自身革命能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人民民主的同时，基层党组织也应积极引领农民参与乡村建设，使乡村民众更加自觉主动地参与到乡村建设的全过程，为新时代全面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农民组织化建设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如何实现产业振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要求“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小农户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也就是说，农村组织化建设是核心和关键。延安时期党的基层组织领导的农民组织化建设经验值得借鉴。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萧条，基层党组织积极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形成了劳动合作社、变工队、“扎工队”和妇女生产组织等各种形式的集体劳动组织，将劳动力组织起来，有计划地完成生产任务。与此同时，这些基层党组织同时还积极地组织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和林业等其他产业，形成了“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第三位”的多种经营格局。农业生产组织化极大地推动边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乡村民众的经济收入，也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因此，借鉴延安时期农业的集体化生产和多种经营的经验，实现新时代乡村三产融合发展和集约化发展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小农户在大市场中的生产和经营风险，也能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进一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现代化。
改造乡村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应有之义。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推动乡村的文化振兴。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党组织的做法为新时代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提供了启示。延安时期，边区基层党组织提出利用传统文化的旧形式创造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既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地消除封建迷信活动的影响。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机关单位、驻军部队、大中学校、文艺团体和群众组织都建立起了自己的秧歌队，增添了喜庆气氛的同时，也使秧歌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焕发了新的生机。民间秧歌被改造成为一种融合戏剧、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综合的艺术形式，更能配合当时的任务，反映革命时期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体现其大众性的特点。延安时期基层党组织全面改造乡村文化的做法启示我们，新时代乡村的全面振兴，必须通过文化振兴为乡村社会培根铸魂，重构乡土社会的团结。通过加强文化组织的建设，挖掘乡村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推动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运用传统乡村文化资源实现乡村社会的重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党建和农民组织化建设从未停歇；面对现实，农村基层党建和农民组织化建设依旧在路上；展望未来，农村基层党建和农民组织化建设任重道远，永远走在路上。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有了新情况新问题，但延安时期形成的乡村社会的推动机制和典型经验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作者：刘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