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勇于自我革命，敢于惩治腐败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基本完善，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败战略态势基本形成。
新时代新征程上，针对如何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推进反腐败工作，加强党员干部政治历练，锤炼过硬能力、守牢廉洁底线，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廉政中心副主任李景平，西安交通大学廉政中心研究员孙静，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燕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杜治洲，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方世南，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首席研究员周少来在《国家治理》和《人民论坛》杂志撰文展开探讨。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廉政中心副主任李景平，西安交通大学廉政中心研究员孙静在《腐败精准治理：现实必要性与推进路径》一文中指出，十四五”时期，国家对战略性产业、重大基建工程、社会民生领域的支持与投资力度不断加大,这些领域的腐败问题也将面临多发风险，其隐秘性、复杂性、危害性也日益提高。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腐败治理的阶段性新特点新规律，保持清醒头脑，永吹冲锋号角，坚持腐败精准治理。腐败精准治理要求运用靶向发力、定点爆破的精准思维，聚焦关键领域、关键岗位、关键环节，精准实施高压惩治，形成不敢腐的震慑力；精准织密制度笼子，营造不能腐的制度环境；精准筑牢思想防线，筑牢不想腐的理想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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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燕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杜治洲在《协同推进廉政制度与廉洁文化建设》一文中指出，当前存在着反腐败成效与反腐败努力不相匹配的现象，其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深刻理解和把握廉政制度与廉洁文化的互动关系，没有聚焦廉政制度和廉洁文化建设的实质性、关键性内容。廉政制度建设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制定轻执行的现象，廉洁文化建设忽视了廉洁心理的培养，对未成年人的廉洁教育关注不够。在反腐败斗争中，必须准确把握并充分利用廉政制度与廉洁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协同推进廉政制度与廉洁文化建设，在廉政制度建设中着力提升制度的执行力，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着力增强全体公众全生命周期的规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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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方世南在《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要义与路径》一文中指出，注重党的政治能力建设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的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提高政治能力指明了方向。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是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任务，也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系统性工程。针对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有针对性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通过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应对和解决各类风险挑战的能力、构建完善的制度机制、发扬敢于斗争精神等举措促进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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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刘帮成在《“微腐败”的易发领域及诱因》一文中指出，“微腐败”现象涉及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表现出“小”“多”和公众对其态度模糊等特点。“微腐败”虽然“轻微”，但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就发生频率来看，“微腐败”现象常见于群众自治组织、拥有公共资源的单位和掌握行政权力的乡镇基层机关之中。村（居）两委班子成员、掌握公共资源的工作人员和基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容易成为“微腐败”的主体。“微腐败”现象的产生是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导致的，不仅与个体因素相关，也与其所处的环境因素关联，需要妥善和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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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首席研究员周少来在《“逃逸式”辞职的背后： 为什么隐性腐败难以根治》一文中指出，“逃逸式”辞职有从显性腐败转化为隐性腐败的行为逻辑。相对于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各种直接而赤裸的显性腐败，“逃逸式”辞职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潜藏于公权私用的各种活动中，其形式更加隐形隐蔽、延时延期，危害和影响也更加扩散和持久。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各种制度和机制，在遏制腐败动机、堵塞腐败机会、加大腐败成本、减少腐败收益、清除腐败土壤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强民主监督力度，健全法治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