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大学《清华法学》编辑部主任、编审 徐雨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在具体实施举措方面，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一体系要实现的价值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同时，还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永州“快反135”机制可谓是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实践中的一大创新，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具有标本意义。
永州“快反135”机制的精巧之处在于，它融合了物联网等现代科技技术和公安行政职能的管理机制创新，不仅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最大限度发挥了公安的行政职能，而且也有效地实现了在国家治理层面，公共机关、社区和个人的融和。
永州“快反135”机制与公安行政职能的提升
在任何时期和地区，行政资源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我国社会进入复杂社会之后，各种利益冲突层出不穷，使社会治理的压力大为增加。因此，应对这种社会变迁，公安机关的职能强化势在必行。然而，受我国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用于公安机关的各种资源并没有随着公安机关职能的扩张而相应增加，甚至两者呈现并不匹配的态势。永州“快反135”最为重要的实践创新在于，它将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永州“快反135”机制充分运用了现代物联网等信息科技成果。在情报基础数据方面，以“平台”主导警务研判，融合大数据实战、经侦情报联勤、永州快反等7个警务平台，情报主导警务，全面服务预警、研判、决策。做实五大防控，整合人防平台，将28个城市快警平台改建为永州“快反135”区域防控平台；整合街面交警、巡警，新建巡逻防控平台74个。升级技防手段，建成快反平台警用350兆对讲与民用对讲融合系统。研发并在全国第一个建成警民融合通信系统，实现了公共网络民用对讲系统和公安专网350M对讲系统融合联通。推动国有通信运营商为群防平台配备警民融合4G可视、语音数字对讲机。群防平台实现“一机同屏、一呼百应，一屏在线、群防共建”。
这些举措践履的效果在于：第一，提升了公安人力、物力等资源的使用效率。首先，它通过平台整合并调动以往分散的资源，从而能集中资源，不仅处理大事，也能解决小事。其次，通过将公安的各种职能有机融合，改变了以往碎片化的分工模式和关注事后治理的思维，聚合公安机关的各种职能，从而可以做到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溯源化治理，确保社会平安和稳定。第二，通过平台的统一调度和运行，将公安事务和公权力运行透明化和公开化，有效遏制权力滥用，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值得一提的是，永州“快反135”机制实现了公安行政职能从管理到治理目标的转化，也体现了新公共行政学的观念。新公共行政理念的具体内容包括：（1）对价值的许诺。管理者关注的是确立一种对组织的使命和价值的承诺，而不是组织的结构；价值由组织的首席执行官明确说明，并为整个组织分享。（2）服务大众。管理人员对服务委托人和公民给予优先权。（3）授权和分享。管理者鼓励组织中的所有成员进行高层次的参与，以提高组织的质量和生产力。（4）务实的渐进主义。管理者总是追求许多未曾料到的机会去推动组织往理想的方向发展。管理者认为组织生活中的变化是正常和适当的，会采取有创造性的和符合人性的方法来对待变化，并重视成员、委托人及其他人的个人利益。（5）献身公共服务。管理者坚持认为组织的成员需要维持一种高度的伦理标准，并且鼓励他们使自己的组织成为同类团体中的典范。纵观新旧公共行政管理观念的根本差异在于：新观念强调政府应提供有效服务，有效服务不仅体现在其职能的覆盖面上，更体现在其提供职能的有效性上。新公共服务理论最重要的是强调其服务职能。永州“快反135”机制符合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前述理念。
永州“快反135”机制与基层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永州“快反135”机制建设整合社会安保力量，在全市乡村社区、大中小学幼儿园、医院、大型商超等单位场所新建群防群治平台6505个。这体现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治理的基层治理创新理念，有助于提升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绩效。
在城市基层治理方面，我国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的管控时代到“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管理时代，再到新时代“党建引领—政社合作”的协同时代。不同时期的公安机关面临的环境不同，其角色和身份也不断发生变化。
永州“快反135”机制在推进城乡基层治理方面的意义之一是，不仅使得城市乡村治理一体化，而且吸纳了社区和个人的力量。这完全符合新公共行政管理的精神，即鼓励人们致力于超越短期利益并且愿意为自己邻里和社区中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个人责任。
政治学存在高政治和低政治的区分，前者是指与国家生存密切相关的、全局性、关键性的重大事务，后者是指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事务，如社会治安等。国家在基层治理中涉及后者。然而，这些基层的低政治的事务关系社会的根本稳定，其实质是高政治的事务。只有将小事妥善处理，社会才可能得以安定，大事才能顺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州“快反135”机制能有效解决一地的“小事”，也能提升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其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标杆意义也就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