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文化存在。
他不仅是最早的白话文作家，而且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五大家之一；同时，他是早期的法国文学翻译家，译过九部长篇、一部中篇，以及一批短篇小说、戏剧及民歌。此外，他还是现代作家中罕见的实业家，担任过民生机器厂厂长，又亲手创建了嘉乐纸厂并长期担任董事长，以经营实业践行了青年时期立下的宏愿，即：做西南新文化运动的坚实基础。他还是四川早期的媒体人和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五四”时期，他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用自己主办的报刊，竭力倡导新思想，宣传新文化，直接促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四川的广泛传播。
《大河无声：李劼人评传》 张义奇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从1912年到1962年，李劼人的文学活动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20世纪头20年，是短篇小说探索与成熟时期；第二个是20世纪30年代，是长篇小说《大波》涌动时期；第三个是20世纪50年代重写《大波》时期。
20世纪头20年的短篇小说时期以李劼人留法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五四”新文化时代，后一个阶段是“五四”退潮之后。前一个时期是李劼人文学创作的探索期，题材明显受到清末以来黑幕小说和谴责小说的熏陶，内容以暴露黑暗为主；而叙事方式则多学习林（林纾）译英美小说，尤其英国狄更斯、美国华盛顿·欧文等人的作品。他这时的短篇虽然写人物，但并不注重展示性格，而是竭力夸张、丑化，语言多以讽刺为主，以人物的滑稽表演达到幽默的效果。在艺术结构上，短篇与中长篇的界线还比较模糊，分不清它们的区别，因此短篇有中长篇压缩的嫌疑。这是时代的局限。
不过，李劼人终究是现代小说意识觉醒比较早的作家，特别是留法归来后，短篇小说有了明显变化，无论内容、形式，还是叙事技巧，都与前一阶段有明显的不同。此时的作品已是标准的现代短篇小说，其标志是截取生活的某个横断面，并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内容上尽管也是揭露军阀统治下的黑暗，却并无黑幕小说的特征，而更注意写人物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幽默风格依旧得到保持，但又并非像以前那样的漫画化，而是以人物自身可笑的行动举止来制造幽默效果。这时的短篇小说，显然是学习法国文学的结果，其中莫泊桑、都德等短篇小说大师的创作对李劼人短篇小说的成熟起到了催化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是李劼人“大波涌动”时期，也是他文学生涯的黄金时代。著名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相继问世。“大河小说”仅仅从规模上看，就显然受到法国文学的启示——李劼人有意要效仿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写法。而在人物塑造上，福楼拜则给了李劼人很好的借鉴，《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就能看到《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影子。法国文学中的其他作家，擅长女性心理描写者如普鲁斯特，擅长地方风光描写者如龚古尔以及莫泊桑、都德等，都给过他巨大的启迪。
但是，李劼人并没有生搬硬套这些大师的方法，他不过是用他们的现代小说模式，来构建自己的历史叙事，可谓是用西方文学的新瓶来装中国文学的传统佳酿。宏观上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当代”，微观上我们读到的则是中国的“传统”。《金瓶梅》《红楼梦》的世情书写在“大河小说”中得以传承。中国的乡土芬芳、地方风俗，在重建的历史空间背景下，被移情到现代小说的艺术框架中，从而完成了东西方文学艺术的一次完美的融合。
20世纪30年代李劼人的“大河小说”既不同于中国的史传小说，也有异于西方历史传奇，而是崭新视野下中国历史小说叙事的一次大突破，进而开辟了中国文学的一条新路径。
20世纪50年代是李劼人重写《大波》的时期，也是他文学之路上辉煌的夕阳阶段。这时期，李劼人的写作兴趣已从虚构的文学世界转到了真实的历史场景中。重写《大波》，一切以“真”作为标准，文学的想象和精细的生活尽管还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已经退居到了历史的背后。由于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念的影响，李劼人痴迷于追寻历史真相，因此重写本《大波》深具文献性和资料性。这是以往的史传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一类的作品都难以做到的。
历史在重写《大波》中不是虚构，而仅仅是重构。它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文学文本，也提供了历史文本。
从“大河小说”问世以来，有关李劼人作品的评论与研究也历经了几个阶段。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优秀长篇小说不断出现的时代，李劼人在此获得了一席之地，其中最常被研究者引用的便是郭沫若的《中国左拉之待望》。从此，“中国左拉”的称谓被传开去。
1960年，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发表了《被埋没的作家》，同时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翻译成日文出版。学者海谷宽不仅翻译了《大波》，在《关于李劼人的文学》一文中，还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与日本现代小说相比，称它们“稳重，无懈可击”，犹如长江一样波澜壮阔；又将李劼人与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德田秋声、田山花袋相比较，认为李劼人没有日本自然主义作家那种软绵绵的悲哀的可怜相。
李劼人的作品也被介绍到法国。法籍华裔学者温晋仪女士用十年时间将《死水微澜》译成法文，并于1981年出版。“被遗忘的李劼人”和“中国的包法利夫人”上了巴黎的报纸，一时成为法国读者的热门话题。
在我国港台地区，李劼人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作家。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所著《中国新文学史》中，首次将李劼人列为20世纪30年代中长篇小说的七大家之一。而曹聚仁是李劼人作品最忠实的读者和推荐者，给予了李劼人“东方福楼拜”的称谓。20世纪80年代以后，李劼人等一批“被遗忘”的作家被纳入中国大陆文学史家视野。曾有评论家说：“倘若让我设计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那么，我将把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大波》作为最重要一章。”
2004年，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对能够阅读并欣赏中国文学的人而言，鲁迅、李劼人、沈从文和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显然是足以登上世界文坛的。”他把李劼人排在鲁迅之后。
2011年，学者李欧梵指出，李劼人“绝对是一流的文学大师，他深受法国文学影响，是一种严肃的写实主义，展示宏大历史的细部结构。他是非常独特的历史小说家，《死水微澜》《大波》等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马悦然到李欧梵，皆认为李劼人的文学具有世界意义。
（原标题：东西方文学艺术的一次完美融合）
作者 张义奇（作者为文学评论家，《李劼人全集》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