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民工就业问题基本判断
农村转移劳动力呈现持续下降，出现行业转移趋势。农村“空心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将导致农村劳动力净流出减少。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主要行业中，除城镇餐饮、家政等民生服务业农民工就业需求增加外，加工制造业（尤其是代工业）向中西部和东盟国家转移，并迈向智能化、数字化，农民工就业需求减少；建筑业的农民工就业需求，正从城市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民工就业随产业迁移转向产业抵近劳动力聚集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的关系及其演变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产业抵近产品销售地，劳动力跨时空跨地域迁移就业，其中，劳动力同质化、低技能；二是产业抵近劳动力所在地，劳动力就地就近充分就业，其中，劳动力同质化、大规模；三是产业抵近特色劳务品牌，即向专业技能人才所在地聚集，劳动力就地就近高质量就业，其中，劳动力具有专业技能差异，且呈现区域化、立体性的结构化分布。
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回乡就业成为新趋势。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回乡就业，既是中国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乡村振兴、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需要，更是劳动力自主选择、自由流动的内在要求。
“劳务经济”发展已进入劳务品牌化经营时期。农村劳动力输出地，适应不同时期劳动力转移就业特点，先后出现分散个体化的“打工经济”、集中组织化的“劳务经济”。当前，基于区域特色劳务，建设和经营劳务品牌，招商引资，打造县域“产业经济”，落实乡村振兴，推进城乡发展，成为新的主流特征。
新时代农民工就业问题对策思考
要注重“三个思维转向”，强调“三个协同”。即：GDP思维转向要素思维，强调招商引资与技能劳动力协同；产业思维转向创业思维，强调特色产业与返乡创业协同；经济思维转向社会思维，强调乡村振兴与城乡发展协同。
打造区域特色劳务品牌，推动农民工就地产业化就业。劳务品牌建设，是中国促进就业创业政策的又一次思维革新，是大规模“打工潮”蜕变之后的新抉择。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从兜底保障转向技能再造，落实就业优先；促进农民转移就业，从分散化“打工”、组织化“劳务”，转向就地“产业化”就业。劳务品牌的地域特色、行业特色、技艺特色越显著，促进就业能力越强，推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支撑力越强。
创建区域“品牌链”，强化协同效应和叠加效应。以县（市）或乡镇为单元，打通劳务品牌、加工（代工）品牌、产品品牌、产业品牌、城市品牌之间的联动关系，创建区域“品牌链”，科学评价各品牌各环节的贡献和价值，协调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关系，建立新型产业关系和劳动关系，推动区域共同富裕。
促进区域市场主体构建利益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家庭作坊、个体户、小微企业、规上企业、上市公司，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聚集，既是市场主体成长发展不同阶段的组织形态，又是产业链供应链上的接点，更是区域范围经济和分工协作的组成部分。既要强调协同，又要规避对立，既需加入竞争，也不排除合作。构建区域市场主体利益共同体，共同支持当地劳动力就业，培养当地劳动力技能，联合化解“招工难”“用工贵”以及“就业难”“薪资低”等难题。
开发乡村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就业岗位，吸纳当地农民就近就业。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的民生项目建设，致力解民忧、应民急、纾民困、化民难、契民盼、暖民心，既要避免“政府好心，办坏事”，又要规避“政商社出钱出工出力，不落好”，更要防止“行贿受贿、套取项目资金、豆腐渣工程、常修常补、耗资扰民”。例如，新一轮乡村公路网建设，系国家民生工程和公共基础设施，应一律在乡村显眼位置树立永久性石碑石牌，公开承诺数量、质量、工期、履责，并公布规划技术图、施工时间表、责任主体及实际负责人（含规划、设计、承建、监理、验收等）、使用年限等信息，既可终身追责，又可千古流芳。需要强调的是，责任主体及实际负责人，可优先选用有资质的乡村老板（工头）及其法人单位；施工人员，要优先聘用乡村农民，尤其是就业困难农民、低保农民、脱贫搬迁农民等，“以工代补”“以劳代贴”，促进就地就近就业；监管和验收，应有一定数量的乡村农民代表参与，明确代表参与的事项及权责，推进民生项目“谁使用，谁监管，谁验收”。
【本文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责编：程静静 ／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