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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扩大内需的八个认知误区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创新动能持续增强,但受国内外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推进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和压力,内需不足成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扩大内需的效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厘清八个认知误区,优化扩大内需的思路和措施。

“单纯投资或消费拉动(主导)”的认知误区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有“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的争论,尤其是近年来有观点提出要走“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增长)模式”。这些观点的理论根基是“三驾马车”理论,即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其实这三个方面,体现的是统计意义上的GDP的构成来源,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相同,也不形成必然的拉动逻辑。中央明确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直接影响经济循环质量。投资不仅形成即期需求,而且是增长的真正动力,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基础,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和供给水平,进而决定人们的收入状况和消费能力。因此,我们要摒弃那种靠“单纯投资或消费拉动(主导)”的认知误区,从国民经济循环系统的视角看待二者关系,不能将其割裂开来。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投资的扩大,是投资的结果。应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尤其是总需求的变化,统筹考虑促进投资和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只有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扩大内需战略。

“投资过多、消费过低”的认知误区

投资过多、消费过低,常常被认为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如果按照这一逻辑,不重视或抑制投资,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影响一系列发展目标的实现。我国投资之所以占比高,是由我国的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和居民储蓄率所决定的。投资的高速增长是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如2003—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5.6%。投资多不多,关键看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资源条件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而不能只是简单的国别类比。

此外,还存在因统计口径原因出现的消费被低估、投资被高估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看到目前存在的消费不振的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循环质量和活力不足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要从提升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入手,而不能限制投资。扩大投资,其实也是扩大消费需求和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前提和基础。2022年,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6.7%左右。无论是推进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都要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尤其是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投资效率不高”的认知误区

“投资效率不高”,常常成为把脉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增量资本产出率指标来看,单位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逐步下降的。这一趋势与我国资本持续增长的状况相对应,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这不代表我国投资本身的效率问题。据测算,我国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比较,效率是高的。我国单位GDP增长所需要的投资,不仅比美国、日本或西欧少得多,也比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少。为扩内需、稳增长,需要继续优化投资结构和方式,加大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投资,进一步提升投资效果。同时,处理好房住不炒与稳定房地产投资的关系。近些年来,我国坚持“房住不炒”,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依赖明显减少,成绩来之不易。从中长期基本面看,房地产市场仍然有健康发展的空间,今后需要保持房地产投资的合理规模和增速,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基础设施过剩浪费、空间有限”等认知误区

破除“基础设施过剩浪费”“推进基础设施就是走老路、与高质量发展不符合”“空间有限”等观点,需要从国民经济发展整体来充分认识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基建投资,不仅以总需求的扩张产生经济联动效应,有利于稳定经济运行,而且可以提升宏观经济效率和改善民生,有效支撑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总体上不存在过度的问题,反而存在制约国民经济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短板。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农民人均公共设施投入仅为城镇居民的1/5左右,投资空间非常大。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不是一个临时、短期的需求管理工具,而是应贯穿于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全过程的重要举措。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每个时代的内涵都不一样,不必过度强调新旧之分,但基建内容需要推陈出新,根据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需要及时调整。当前的新基建,大部分属于产业投资范畴,因此,要处理好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的投资关系。

“政府投资挤出私人投资”的认知误区

虽然在经济理论中存在“挤出效应”,但这具有严格的前提和条件,并且也与政府投资的方向和时空条件有很大关联。我国的政府投资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带有显著的正外部效应。在社会投资动力不足、意愿不强的情况下,这不仅不会出现挤出效应,而且能够产生弥补效应和引致效应。一方面,弥补企业投资不足而形成的需求缺口,弥补关系居民生活质量和企业发展环境等方面的投资“短板”,保持合理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间接提高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产生引致效应,吸引社会投资,扩大社会总需求。当然,需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政府投资方向,使其重点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和战略性的支撑和引导作用,避免政府投资与民争利。

“居民消费与公共消费割裂”的认知误区

在观察和分析扩大消费需求时,不少观点和主张在围绕“个人或家庭”的消费打转转。诚然,这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内容,但若仅着眼于此或局限于此,就会影响扩大消费需求的效果。经济是一个系统,消费也不应被割裂。广义上的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公共消费等。公共消费不仅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也包括基础设施等实体国有资产的消费。从消费视角看,基础设施投资形成未来的公共消费。公共消费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两个方面都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因此,提升扩大消费的效果,一方面要促进居民个人的实际消费;另一方面,要通过公共消费,加快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疏通消费堵点,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带动个人的消费。

“发钱促消费”的认知误区

有观点认为,我国应像一些国家那样直接发放现金,刺激消费需求。这种方法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成本太大,在我国根本不可行。我国的居民消费和储蓄习惯、发展水平等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假如每人发1000元现金,则需要约1.4万亿元,但这对刺激消费能起到多大作用呢?这不仅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结构和消费意愿也制约了其效果,尤其是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增强,消费更趋保守,这样势必造成宝贵财政资源的低效使用。其实,在国外这一方式也出现了成本过高、效率不佳、浪费严重的诸多问题。从提升财政资源使用效率角度而言,鼓励居民消费,更应着眼于加强社保体系建设,让老百姓有个稳定的预期,解决好住房、养老、育儿、医疗等制约消费需求的主要问题,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

“没有政策空间”的认知误区

当前社会上出现“财政压力大,扩大内需,没有政策空间”的观点。虽然财政收支矛盾依然比较突出、地方债问题广受关注,但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主基调没有变,我国依然具有扩内需的政策空间。我国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地方债的结构问题,但并不构成经济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不增长或低增长是我国应防范的最大风险。从实践层面,通过财政政策和资源优化组合,盘活资产,以及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可以释放一定的政策空间。从理论层面,应站在国民经济发展整体看财政空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的实质是增长与风险的平衡问题。能否形成债务风险关键在于债务资金使用的方向和效率。只要债务资金能够使经济恢复或提升潜在增长水平,财源基础得以增强,就不会出现大的债务风险。当然,我们也需要重视防范化解个别地区的地方债流动性风险。

[责任编辑:潘旺旺]
标签: 扩大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