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贤和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乡村的发展、治理、稳定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乡贤重新走进国家、社会和公众的视野。浙江对乡贤的认识和实践基础好、起步早、起点高、发展快、成效好,从邓小平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开创海外乡贤回乡投资建设的先河,到率先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形成全国最多的乡贤群体;从创办全国第一个乡贤研究会,到着力构建新乡贤工作大格局;从充分发挥乡贤在推进乡村振兴、公益慈善和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到建立健全政策指导、法规保障、会议推动、典型示范、组织完善“五位一体”的体制机制,新时代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浙江模式逐渐形成。深入研究探索新时代乡贤的历史传承、积极作用、政策指导、组织机制、氛围营造等,对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这“五大振兴”中,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和关键。而德才兼备的乡贤是最为宝贵的人才资源,应多措并举,充分发挥广大乡贤的积极作用,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助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浙江对乡贤的认识和实践基础好、起步早、起点高、发展快、成效好。早在2001年1月6日,绍兴市上虞区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乡贤”命名的“上虞乡贤研究会”。20多年来,全省各地乡贤会、乡贤馆、乡贤工作室等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迅速发展壮大。海内外乡贤在家乡的感召下,纷纷以各种形式回乡投资、回报桑梓,成为浙江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成为率先提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成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成为促进农业农村工作和农民收入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的重要“基因密码”。
一、新时代乡贤源起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呼唤
乡贤,一般指乡村中有贤德、有文化、有威望的贤达人士。明代汪循曾言:“古之生于斯之有功德于民者也,是之谓乡贤”。乡贤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后来逐渐形成了包括书写乡贤、祭祀乡贤、让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一整套乡贤文化体系。“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长期的农耕文明和封建社会中,对促进宗族自治、民风淳化、伦理维系、乡土认同、生态保护等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乡贤一度淡出国家、社会和公众视野。然而,乡贤犹如一颗沉睡的种子,深埋在中华文明的沃土中。改革开放以来,离土离乡、心系桑梓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独特的经历和情感,使乡贤又重新走进国家、社会和公众的视野。2015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6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指出:“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2017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指出:“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2018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又一次提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这为创新乡贤文化,发挥乡贤作用指明了方向。诚然,由于时代变迁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的巨大变革,这时的乡贤已完全不同于封建社会传统村落的乡贤,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乡贤,可称之为新乡贤或新时代乡贤。
新时代乡贤的形成和作用发挥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其一,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初,即1978—2000年,是海外乡贤回报祖国和国内乡贤成长的阶段。当时,整个国家百废待兴,为推动经济发展,国家感召和吸引海外华人侨胞也就是海外乡贤回乡投资建设。同时,随着高考恢复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加快推进,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或投身高考，或进城打工，或经商办厂,催生了新一代乡贤的成长。其二,新世纪,即2000年以来,是国内外新乡贤回报桑梓的阶段。经过多年打拼成长起来的离土离乡的农村青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长为各行各业的翘楚骨干,他们心系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故土,志愿帮助家乡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在新时代乡贤辈出的浪潮中,拥有深厚乡贤文化渊源的浙江,率先感召海内外乡贤回乡建设,率先启动“浙商回归工程”,率先创立乡贤研究会和乡贤馆,率先制定出台乡贤回归政策,率先树立表彰乡贤典型等,成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的引领者、先行者和践行者。
(一)形成全国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和全国最多的乡贤群体,实施“浙商回归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广大农民为了脱贫致富,摆脱“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束缚,秉持“四千精神”“三板精神”,洗脚上田,走出田野,走出农村,走向城市,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海内外形成了庞大的浙商群体和乡贤群体。截至2022年8月底,浙江市场主体总量突破900万户,每7个浙江人中就有1个创业者。此外还有600多万浙商分布中国国内,200多万浙商遍布世界,遍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浙商群体中,有许多是从农村中走出来的心系家乡、情系家乡的乡贤。据2020年不完全统计,浙江各地已建立联系的乡贤约有40万名。
为充分发扬广大浙商思念故乡、回归反哺、回报桑梓的赤子情怀,2012年省政府把“浙商回归工程”作为“头号工程”；2011年10月,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召开了首届“世界浙商大会”,主题是“创业创新闯天下、合心合力强浙江”,感召天下浙商回乡创业,回报家乡；到2022年12月,“世界浙商大会”已连续召开了六届,累计上万人次浙商参加了大会,吸引浙商回归投资总额达上万亿元,成为吸引海内外浙江乡贤回乡投资建设的重要平台和金字招牌。与此同时,全省各地纷纷搭建平台,把新乡贤请上舞台。世界“宁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世界温州人大会、世界湖州人大会……一场场新乡贤盛会在浙江上演,呼唤游子归家,激发广大乡贤反哺家乡的热情。
(二)创建全国第一家乡贤研究会
绍兴市上虞区拥有2200多年的历史,曾出现“舜会百官”“东山雅聚”“春晖集贤”等三次名人大聚会,孕育出一大批俊贤,厚植了上虞乡贤文化基础。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当过中学校长的陈秋强在深圳办厂谈起家乡时,却发现几乎没有人知道上虞这个地方。陈秋强一方面为传统文化、乡贤文化的冷落而担忧,一方面也对如何复兴和弘扬传统文化、乡贤文化进行思考。2001年1月6日,陈秋强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乡贤”命名的“上虞乡贤研究会”。研究会先后赴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杭州、香港等地举办“走近虞籍乡贤”的采访活动,近距离听取了乡贤对家乡政治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大力弘扬乡贤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从而极大增强了虞籍乡贤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了虞商“生在上虞、发展在外地、贡献在家乡”的新风尚,研究会也因此被人们誉为“一座家乡游子的连心桥”。
目前,上虞依托区乡贤研究会,设立9个研究中心,组建20个乡镇街道乡贤参事会、228个村级乡贤参事会,吸收乡贤会员8615名,聘请乡贤顾问685位,形成了区乡贤研究会、乡镇街道乡贤参事会、村级乡贤参事会的三级联动,进一步理顺、奠定了社会基层治理工作格局。全区设立由乡贤出资的公益基金达100余个,经乡贤引进的各类回归项目到位资金100多亿元,乡贤参与化解各类矛盾纠纷4100余起,调解成功率高达98%。2015年,在上虞召开的全国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现场交流会上,该模式被誉为“上虞经验”。《光明日报》称之为“上虞现象”,中国伦理学会授予上虞“中国乡贤文化之乡”。近年来,上虞接待了来自18个省市,84个地区,超过200多批次的考察团前来交流学习,“上虞经验”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二、新时代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广大新时代乡贤在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及公益慈善与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一)助力产业振兴
乡贤创办的“公司+农户+”模式,引领村民走土地规模化经营、数字化生产、市场化营销、特色化发展道路。发展现代农业,既要有情怀,又要有实力,而同时具备这两者的,往往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乡贤。从浙江农业大县海盐的实践看,目前经工商登记的家庭农场有1307家,示范性家庭农场174家。全县家庭农场总注册资金7.83亿元,总经营面积14.55万亩,平均经营面积118亩,涵盖全县所有农业主导产业。也就是说,过去一家一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模式已转变为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模式,而这些家庭农场主大多是当地的乡贤。
海盐县西塘桥镇永宁村绿优家庭农场主陆海滨,是一个90后新农人。2017年,听说海盐县开始推广“稻虾种养”,陆海滨毅然辞去大城市的工作踏上返乡创业路。经过五年多的辛勤付出,陆海滨的“水稻—小龙虾”综合种养示范基地从30亩扩大到270亩,2021年水稻亩产550余公斤,水稻亩产值1600余元,小龙虾平均亩产140余公斤,龙虾亩产值4760余元,亩均产值6500余元。在陆海滨的带动下,永宁村已有12户“稻虾共养”大户,农事服务辐射周边农户70余户。浙江万好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春峰,是海盐县沈荡镇齐家集镇人,他创立了“公司+合作社+基地+种植户”的经营模式,由一颗青菜心起家,发展成集研发、种植、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构建了蔬菜“生产基地+加工企业+中央厨房+餐饮门店”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从全省看,各地广泛开展的“百贤百企兴百村”或“万名乡贤帮千村”活动,有效推动了乡村产业振兴。湖州市在深化实施“百贤百企兴百村”活动中,引导252位新乡贤企业家发挥其资金、技术、管理优势,共商共话、因地制宜打造69个乡贤强村富民项目,持续提高村集体经济活力;聚焦民生服务,重点解决帮扶人群就业需求,发挥乡贤企业力量,提供爱心岗位700余个,帮助农村低收入群众获得稳定增收。台州市开展“万名乡贤帮千村”行动,发动1.3万名乡贤与1988个经济薄弱村开展结对帮扶,投资额达240亿元。在衢州市龙游县,新乡贤带来的“龙游飞鸡”“天池药谷”、龙山运动小镇、竹溪谷民宿等项目,成为该县培育“美丽产业”、打造“美丽经济”的“强劲引擎”。缙云县先后吸引普化源生态旅游度假项目、蛟龙谷旅游项目等100多个乡贤项目回归,累计回归资金50.8亿元。
(二)助力人才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人才是根本。城市反哺农业农村,人才反哺是关键。针对特定时期浙江农村人口外流甚至出现空心村情况,各地积极探索通过感召吸引乡贤回村,带动年轻人回乡创业,形成“回归一个乡贤,发展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示范带动效应。
浙江求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晏海军,是从龙游县希唐村走出来的著名乡贤。2020年10月,他响应龙游县湖镇党组织的感召,回村参加村两委换届选举并当选为希唐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在各级党组织的支持下,他团结村“两委”一班人,充分运用经营管理企业的经验,把企业的人才、资金、技术、渠道等资源要素向希唐村倾斜,创办“希唐蜜桔”品牌、举办蜜桔采摘节,大大增加了桔农收入。同时,精心规划村庄建设和环境整治,对古村落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短短两年时间,就初步改变了希唐村的面貌,开创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融合、工农商并举的新模式。
总体看,浙江着力构建乡村人才成长新环境,开展产业、规划、技术、数字、文化等“五路人才促振兴奔共富”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我的村庄我的梦”新乡贤带富工程等乡村人才振兴十大工程,完善乡村人才培养、引进、管理、使用、激励、服务等机制,培养了一支数量多、素质高、结构合理,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乡村人才队伍。截至2021年底,全省乡村人才队伍总量突破200万人,其中累计培育农创客20358人,平均每名农创客带动18名农民就业。同时,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和高素质农民培训,开展“百人千场”名优教师送教下乡活动,实施“三年万名基层卫生人才招聘行动”等,培养集聚了一大批推动乡村振兴的人才。
(三)助力文化振兴
乡贤把现代文化理念与传统乡村文化相结合,重塑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文明建设。乡贤文化是扎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乡愁为基因,以乡情为纽带,以乡贤为楷模,以乡村为空间,以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安居乐业为目标。乡贤文化既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又呈现相对独立的一面,包括村落中的乡约、族规和祖训,家族中的孝悌修身、主次尊卑、婚姻祭祀,进而推及和睦乡邻、规避词讼、调解纠纷、严惩盗贼、保护环境等,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人本性、亲善性和现实性特征,以及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爱等特点,是教化乡里、涵育乡风文明的重要精神力量。
重构传统乡村文化离不开新时代乡贤的撮合黏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乡贤,可以把走南闯北、在城市打拼积累起来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能以及文化修养带回农村,把城市文明、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等带回乡里,并与乡村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乡村熟人社会、熟人经济中注入越来越多的法治、契约、规则、协作、尊重等现代文明理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落地,形成新乡村文化。
浙江积极弘扬新乡贤文化,鼓励新乡贤以资助、捐赠等形式,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场所建设,共建共享乡村文化阵地。温州市苍南县实施“乡贤·文化塑魂工程”,搭建乡贤之家,“黄传会书屋”与“雁过藻溪”文化客厅等已成为当地文化地标。台州市玉环市大麦屿街道乡贤联谊会筹集乡贤基金3200多万元,设立“聚贤教育”基金、“乡贤文化”基金等,推动优秀文化走进百姓家。绍兴上虞区开展新乡贤文化进校园活动,将新乡贤文化元素融入校园环境建设,弘扬新乡贤文化中的爱国爱乡、敬业精业、崇德向善的道德力量。
(四)助力生态振兴
乡贤对家乡的思念往往是一棵树、一条河、一座山、一片田的绿色“乡愁”。我国古代先哲历来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各地村规民约也都有保护生态的内容。先贤们利用自然条件创造的水利灌溉工程,造福了几代黎民,至今还发挥着灌溉作用,如浙江丽水通济堰、宁波它山堰等7处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而这些往往也是乡贤乡愁的标记。
当今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新时代乡贤更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时任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的鲍新民作为安吉县优秀新乡贤代表,在余村任职期间,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于2020年6月成立鲍新民工作室,下设“两团、两会、两队”六个团队,其中就包括乡贤参事会。乡贤参事会充分凝聚广大乡贤的作用,收集村情民意,助力矛盾纠纷化解,组织乡贤参与“余村故事宣讲团”,为家乡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钱塘区临江街道在组织开展环境大整治大提升中,充分发挥新乡贤的力量,积极探索“筹资、筹智、筹服务、筹治理”新乡贤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方式、方法,引导新乡贤人士、企业家等各方力量为人居环境整治添砖加瓦,实现新乡贤助力人居环境整治,共建共享美丽人居环境的新路子。
(五)助力组织振兴
优秀乡贤担任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是农村组织振兴的关键一招。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一般来讲,乡村组织主要包括四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其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核心,是开展农村工作的基础,也是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因此,乡村振兴必须突出乡村党组织振兴,以乡村党组织振兴带动和保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全靠领头羊”。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关键要选好“领头羊”“带头雁”。总结回顾浙江农业农村工作发现其具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优秀乡贤培养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共谋致富。这里,既有一直扎根农村、创办乡镇企业的,也有创办民营企业、离土不离村的;既有被组织感召和乡亲们推选而放弃城市工作生活的,也有被组织感召和乡亲们推选但仍担任城市公司要职的。总之,这些村党组织书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同属被组织信任和村民敬重的新时代乡贤。
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是土生土长的花园村人。40多年来,邵钦祥敢于尝鲜,不弃传统,用超前的思维和超凡的胆识,率先在花园村走工业化道路,实现了以工富农、以工强村、以工兴村;他用独特的眼光和坚定的毅力,与中科院合作研发维生素D3项目,打破了国际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用共同富裕的理念和持续的发展,引导广大花园村人掀起创业创新热潮,打通了花园红木家具全产业链,打造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花园集团。2021年花园村实现营业收入642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15.6万元。这种由优秀企业家、优秀乡贤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案例在浙江不胜枚举。新乡贤担任村两委干部这一创新模式,充分激发了乡村自治动力。
(六)助力公益慈善
乡贤依托慈善基金会,通过建立慈善老年之家或捐资助学等形式回报父老乡亲。浙江虽说总体发展比较均衡,但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差异,农村发展相对落后,特别是一些远离城市、交通不便、外出务工人口比较多的农村,亟需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扶救助。这方面,乡贤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从农村走出来的企业家乡贤,基本建立了慈善基金会,把回报乡村父老乡亲作为“我心归处”,助力改善乡村困难户、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的住房、医疗、养老、读书等生活条件。
(七)助力乡村治理
新时代乡贤借助“乡贤参事议事会”等参与乡村治理,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底层逻辑。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乡村治理,把乡镇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把行政村作为基本治理单元,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村支部是农村一切组织和全部工作的领导核心,在政治上对村委会实施领导,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村委会是村民民主选举的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著名的“枫桥经验”原发地绍兴诸暨市,在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中,面对当地基层特别是乡村地区出现真空、人才和资金外流、群众道德观念淡薄等治理困境,于2015年6月印发《关于培育和发展乡贤参事会的指导意见》,实施一系列鼓励乡贤文化复兴的政策,将当地老党员、老干部、道德模范、企业法人、“返乡走亲”机关干部、社会工作者、经济文化能人、教育科研人员以及在农村创业建设的外来生产经营管理人才等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乡村精英纳入新乡贤队伍,建立乡贤参事会、乡贤调解团、乡贤协会、乡贤帮忙团等组织,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矛盾化解、道德引领、“美丽乡村”与“平安诸暨”建设等方面的治理优势,彻底改变了基层治理面貌,使新乡贤参与治理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大特色。
三、新时代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
浙江对“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生动的实践探索。自2015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浙江积极响应,先行先试,逐步建立健全政策指导、法规保障、会议推动、典型示范、组织完善“五位一体”的体制机制,形成了新时代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浙江模式。
(一)政策指导,明确新乡贤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政策边界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2019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两进两回”行动的意见》,就实施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行动作出指导。其中,首次提出“实施乡贤回农村行动”,并明确如下要求。一是行动目标:到2022年,吸引20万名新时代乡贤返乡回乡投资兴业、建设家乡,乡贤助推乡村振兴作用发挥更加充分。二是行动内容:吸引乡贤回归,成立县乡两级乡贤工作站,建立乡贤人才库和重点乡贤联系制度,因地制宜建设乡贤活动中心、乡贤之家、乡贤馆,支持各地制定乡贤回归激励措施;规范乡贤组织,制定乡贤组织章程示范文本,规范乡贤组织成员认定条件;发挥乡贤作用,建立乡贤回归投资重大项目库,支持乡贤公益机构建设,依法依规参与民主协商和乡村治理。三是政策扶持和工作保障:打造回乡入乡创业创新平台、落实税费减免政策、落实用地支持政策、完善用水用电政策、落实社会保障政策、优化农村营商环境、守牢底线红线、加强组织领导等。四是主体责任:省农办、省农业农村厅负责总牵头,省委统战部、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团省委分别负责牵头“两进两回”相关专项行动,各有关单位积极配合,共同推动。
接着,2020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发挥新乡贤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中积极作用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富有很强的综合性、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一是明确了概念和标准,指出新乡贤主要指籍贯、工作、亲属等方面与本地有密切关系,且品行好、有能力、有影响、有声望、热衷公益事业、热心家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士;明确新乡贤在思想政治、个人品德、专业成就、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具体评价标准。二是明确了政治引领,指出要充分发挥新乡贤中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注重在符合条件的优秀新乡贤中发展中共党员。三是明确了服务大局,指出动员新乡贤在党组织领导下依法依规发挥作用。四是明确了广泛团结,指出妥善处理新乡贤工作中党内党外、体制内外、本地外地、海内海外等关系,把不同群体、不同身份、不同行业的新乡贤团结凝聚起来。五是明确了主要举措,指出实施新乡贤助力产业兴旺行动、文化建设行动、乡村治理行动、生态宜居行动、公益慈善行动等“五大行动”。六是明确了服务保障,指出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联系服务、建立激励机制。七是明确了责任主体,指出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等20多个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分别参加,并形成工作合力。
(二)法规保障,把“引导乡贤回归”纳入《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立法立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法律依据和根本保障。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根据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紧密结合浙江实际,制定公布了《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并于2021年9月1日起施行,使浙江推动乡村振兴有了“一法一条例”的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富有许多先行先试的条款,其中就有“引导乡贤回归”的规定。具体见第八章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引导乡贤回归、青年返乡和人才入乡激励机制,完善农创客扶持政策,加强对经营管理人才、法律服务人才、农林牧副渔技术人才、电子商务人才、文化旅游人才等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搭建乡村振兴服务平台,支持和引导各类人才利用技术、资金、资源等优势服务乡村振兴。”这在全国是首创,具有引领性意义。
(三)会议推动,着力构建新乡贤工作大格局
为总结部署新乡贤工作,构建新乡贤工作大格局,2020年8月7日,在台州市召开了全省新乡贤工作推进会。会前,省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发挥新乡贤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中积极作用的指导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更加突出政治标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严把人选“入口关”;突出实效导向,发挥新乡贤助力发展的“生力军”、维护稳定的“助推器”、人才培育的“蓄水池”作用;突出品牌建设,紧扣中心大局、强化示范引领、鼓励实践创新;突出政策保障,用足用好已有政策,不断细化举措,发挥叠加优势,以“重要窗口”建设标准高水平推进新乡贤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构建新乡贤工作大格局,进一步健全工作协调机制。
全省新乡贤工作推进会的召开和省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挥新乡贤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中积极作用的指导意见》,有力指导和推动了全省新乡贤工作的健康发展。如湖州市于2020年11月制定印发了《关于发挥新乡贤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中积极作用的实施意见》,积极为新乡贤发挥优势作用明确原则、搭建平台、明确路径、强化保障,有力引导和支持广大新乡贤积极助力乡村振兴,为浙江省乡村振兴示范省建设贡献湖州智慧和力量。
(四)典型示范,开展“最美乡贤”评选活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典型示范、典型引路,历来是我们党创造性开展工作的重要方法。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的“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精神,2021年11月,省委统战部联合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启动2021年度“最美浙江人·最美乡贤”评选学习宣传活动,经综合考量其思想政治素质、社会道德形象、助推乡村振兴事迹等因素,最终评选出15名年度“最美浙江人·最美乡贤”,并于2022年3月5日举办2021年度“最美浙江人·最美乡贤”揭晓仪式。正是这份梦里萦绕的乡情、乡音、乡愁,让乡贤情怀在浙江大地画出最大同心圆。
同时,浙江省委宣传部及浙江日报、浙江新闻客户端、杭州日报等主流媒体,经常刊发各地乡贤工作的经验做法,省委机关刊物《今日浙江》杂志社重点刊发省委统战部领导撰写的题为《高标准建设新乡贤工作“新品牌”》的文章,各地还开展丰富多彩的“举乡贤、颂乡贤、学乡贤”活动,积极营造让乡贤更好发挥作用的氛围。
(五)组织完善,全面形成省、市、县、乡、村多级联动的新乡贤工作体系
2016年以来,在各地积极创办乡贤研究会、乡贤联谊会、乡贤参事会、乡贤理事会、乡贤馆、乡贤工作室、乡贤慈善基金会等基础上,省委统战部把“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作为基层统战工作的重要抓手,建立健全“新乡贤+乡村振兴”工作机制,支持和引导广大新乡贤在农村建设、乡村治理、农民增收、乡风涵育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有关发挥新乡贤作用文件的指导下,围绕着力构建新乡贤工作大格局,进一步健全工作协调机制,由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全面形成省级指导、市级统筹、县级负责、乡级主抓、村级参与的新乡贤工作体系;进一步健全工作评价机制,明确考核要求,加大督查指导,强化舆论宣传;进一步健全人才培育机制,全面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激励新乡贤积极发挥作用,加强年轻一代新乡贤培养,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努力为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推进“两个先行”,努力打造“重要窗口”提供更加广泛的智力支持。
四、几点思考与建议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中央提出“创新乡贤文化”“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以来,各地高度重视,积极响应,推动新时代乡贤在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以及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应注意,就全国而言,新时代乡贤的发展和作用发挥,还存在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无论理论研究、实践探索,还是政策指导、氛围营造等诸多方面,尚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亟待进一步改进和加强。
一是加强理论研究,提高对新时代乡贤的认识。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然而目前对乡贤的研究还比较少,成果不多,理论落后于实践。如:乡贤、新乡贤、新时代乡贤概念的内涵外延如何界定,尤其是随着城镇化发展,可否跳出乡村范围,把故土故地的名人也视为乡贤;我国乡贤的历史如何溯源,其历史作用如何评判,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发展差异极大,各地乡贤的文化特色如何;乡贤文化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是几千年农耕文明的重要体现,其世界意义和影响力如何;工业化、城市化、数字化的加速推进,导致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在此背景下未来乡贤文化走势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度研究,以形成共识,指导实践。
二是加强实践探索,开展新时代乡贤示范建设。实践是具体的、生动的、丰富的,是认识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乡贤及乡贤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中,然而又像方言和文化习俗一样,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不同的特点,其作用和影响力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在省域、市域、县域、乡镇和广大村庄开展示范,支持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创新各具特色的新时代乡贤工作,创造丰富多彩的新时代乡贤文化。
三是加强政策指导,支持新时代乡贤更好发挥作用。政策是指挥棒和风向标。自2015年中央提出“创新乡贤文化”以来已有8年多时间,各地在越来越重视发挥乡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亟待政策上的厘清。如,新时代乡贤的标准条件和人员构成如何界定,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各类乡贤组织发挥作用,乡贤担任党组织书记或村“两委”干部而又在外经营管理公司的政策边界,离退休党员领导干部回乡担任村“两委”干部或参加乡贤组织活动的政策边界,乡贤在投资、捐资、办学、助老、修路、用地中与村民发生矛盾如何调处,以及各级政府开展乡贤工作的经费如何保障等,都亟待政策指导。
四是加强氛围营造,扩大乡贤的感召力、影响力和贡献力。“见贤思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中国文化的重要内涵。应在全社会开展“举乡贤、颂乡贤、学乡贤”活动,全方位营造识贤、敬贤、爱贤、用贤的氛围,对优秀乡贤树碑列传,广泛宣传乡贤事迹,让想干事者有机会,让能干事者有舞台,让奉献者有荣耀,使乡贤在反哺家乡、回报桑梓中得到精神鼓励和社会支持。
（作者：郭占恒，系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据《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