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团校科研与智库工作部主任、二级教授、博导，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 廉思
“现代化”由“现代”来进行时间标识，它以工业革命为标志，开启了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与此同时，思想上的启蒙运动为现代化的到来奠定了价值观和文化基础，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二者的结合扫清了人类传统社会遗留下的发展障碍，极大激发并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回望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历程，“进入现代化”已不是某些民族或国家的区域性历史，世界各国或被动或主动地开启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也因而成为全球性的运动，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为深刻的进步和变革。
历史的连续性决定了“青年”这一特定人生阶段不是凭空出现的，“青年”诞生于现代化肇始，是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社会力量包括工业化、城镇化、专业化、科层化等，尤其是教育的普及化和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入“现代化”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真正的“青年时代”来临。
现代化的肇始与青年的诞生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可谓是一部现代化的求索史。现代化生成的起点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更是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人类面貌从此焕然一新。“青年”概念的诞生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青年”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理念。
虽然不能说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不存在“青年”这一词汇，但在工业革命之前，无论东西方，大多是在文学作品中使用“青年”来描绘人们朝气蓬勃的状态，“青年”并不是对某一特定年龄阶段的专指。现代意义上“青年”概念的产生并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生阶段予以看待，是工业革命开始以后才产生的社会事实。工业革命发生以后，“青年”作为一种政治化和社会化的概念进入人类的话语体系。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影响是分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只要采取分工，在任何一门手艺里，分工都会使劳动生产力成比例的增长。”作为活动副产品的知识，其积累量同活动的频率有关，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频率越高，与这项活动相关的经验知识的积累量就会越大。因此，分工的意义在于，个体从事的活动种类减少，而从事某种活动的频率提高，与之相关的知识积累量增加，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产出量的增加，即生产力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分工本身，即分工的深度，而不是如何分工。分工深度的要求使得人们在进入社会之前需要一个专门的准备期，随着分工的专业化趋势有增无减，为未来工作做准备的时间不断延长，这个准备期逐渐成为人生必经的阶段——“青年期”就产生了。随着专业化要求的不断提高，希望接受中等程度以上教育和专业训练的人数不断增加，童年期与成年期之间的过渡阶段比以前需要的时间更长，这进一步推迟了青年胜任成人角色的时间，也不断修正着青年期年龄的上下限。可见，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建构，“青年”主要是由工业革命一系列专业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在青年期，除了训练自己的专业化能力，人们也开始对自我存在的意义进行认识，这是一种在对象世界中寻找自我主体性的实践过程。在这一阶段，人们的生活目标会愈发清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确定自己的人生角色和任务，关注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并努力强化自己成人的身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的改造，人们的生理和心理机制逐渐被固定下来，成为内在的东西，社会性达到成熟。人们努力克服自身的缺陷，减少行动的消极因素从而紧跟时代的步伐，以使自身的天然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与重要力量。“青年”的称谓赋予成长中的人以“新生”的意义，它用形象的方式给予进入社会前的人们一种称号，一种人生的意义与社会的责任感。
两百多年来，共发生了四次工业革命，这四次工业革命共同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极大改变了世界面貌和人类生活，其所带来的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极大的震撼和影响。四次工业革命使人们的生命历程与劳动过程的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技术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变革速度远远超过人类文明以往的任何时代，从而使整个社会结构随之发生转型。四次工业革命一方面打破了农业社会各种劳动职能分割为世袭职业的僵化体系，推动了人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构成上使教育成为生产力，作为对科学技术知识进行普及传播并与社会生产相结合的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教育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使得青年期在人们的观念中被固定下来，在青年期对年轻人进行系统化的教育成为管理社会的必然方式。
与此同时，四次工业革命不仅使生产过程中应用的科学成为生产力，也使创造科学成果的研究发明活动成为专门的职业并进入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系统，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需要科学同时也创造性地产生科学的时代。现代化越是深入，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生产就越成为关键支撑性因素。总之，四次工业革命不断深化教育和科技的地位，而这两者都指向了青年，青年在社会中的作用也从被动的劳动力量、主要的消费人群，逐渐成为改变既有结构的创造力量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流动、创新、迭代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与青年的最少保守思想、最富于创新精神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从而使青年最适应于现代化进程。青年不仅因现代化的出现而诞生，更因现代化的发展而成为社会的先锋。（见表1）
相较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形态、速度、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都有很大不同，其带来的不确定性仍在演化过程中，它的风险和挑战也在考验着人类的治理能力。可以说，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知识的交流和获取作为经济增长的来源之一，虽然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速改变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包括生产方式、经营方式、服务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知识获得的便捷程度和互动性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知识也摆脱了年龄的束缚，不再为年长者所拥有，而是从相反的方向上予以赋值——越是年轻人，越可能拥有新的知识和技术，青年人可以“弯道超车”，获得比老年人更多的时代红利。不仅如此，第四次工业革命还使得青年能够通过网络增强其影响力。这意味着，网络社会使青年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掌握了更多的社会权利，整个社会因此呈现出青年化倾向。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一些与智能时代相伴的技术正日益替代人的工作。新兴技术不断迭代，时代浪潮向前推进，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博弈才刚刚开始。但无论如何，青年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社会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四次工业革命构成的现代化进程，使人们认识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除了继承性以外，还必须不断的创造和再生。而这种社会的继承、创造、再生形式，是与人类发展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相一致的。因此，相对于以“继承”为核心理念的农业社会价值观，现代社会将“创造”优先于“继承”，这与青年的内涵是相呼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发展缓慢或停滞的社会，尽管可能有很多年轻人，但却是一个没有“青年”的社会；而一个快速变化和不断创新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拥有“青年”的社会。现代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一代代青年也在推动着一波又一波现代化浪潮。“青年”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苟日新、日日新”的现代化理念，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融为一体。我们常说促进青年优先发展，使青年发展成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先导，这并不是说青年应该被优待照顾或理所应当先行发展，而是说站在现代化的角度，青年优先发展会让一个国家在现代化水平上领先于其他国家。青年优先发展不仅具有在现代化竞争中超前发展的意义，而且还可以形成代际势差和后发优势，在下一个时代反超其他国家。因此，现代化语境下的青年工作，不仅是处理好与下一代人的关系，更是建立与下一个时代的联系。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群体新特征
当前，全球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老龄化持续发展，人口红利减退，同时青年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对全球数字化趋向影响不断加深，正成长为未来世界新经济、新消费、新文化的主导力量，青年在各国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凸显。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青年人口规模及占比近年来下降明显，且未来仍呈下降趋势。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青年人口总量为4.01亿，比2010年减少0.64亿。2020年，我国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28.42%，比1990年的峰值水平低了14个百分点左右。中国式现代化为青年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对青年的现代化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这要求我们必须着眼于当下，从代际变迁中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群体的主要特征及变化趋势，更加深刻地理解青年的时代特征。
青年流动性强，留城意愿高，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有力推动者。青年是人口结构中最为活跃的部分，青年流动人口日益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建设快速推进，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劳动力在城乡间、地区间自发流动和再分配提供了有利条件，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涌入城市，人口流动常态化，推动青年快速城镇化，青年人口在城市的集聚为城市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当前，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的一个普遍现象，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为2.21亿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为3.76亿人，10年间增长了将近70%，14—35岁青年流动人口也从2010年的1.21亿增长至2020年的1.61亿。2020年，流动青年占青年人口的比例为40.24%，比总人口中流动人口比例高了13个百分点，比2010年流动青年占比高14.11%，可见青年的流动性高于总人口，流动的强度也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强。城市化建设和人口流动使得青年城镇人口比重持续上升，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青年人口城镇化率只有22.53%，2020年则超过了70%，不到四十年比例增长了三倍多。（见图1）由于青年人口比其他年龄人口更易流动，青年的城镇化程度始终高于总人口的城镇化程度。我国流动人口群体也日渐多元，新生代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等日益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80后”“90后”甚至“00后”新生代所占比重较大，2020年青年流动人口占到了总流动人口的42.76%，这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特点是受教育水平高，年轻化、知识化、技能化趋势明显。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流动青年秉承的是“离土不离乡”，那么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流动青年认同的是“离土又离乡”，而2000年后的流动青年偏好的则是“离土不回乡”。当代青年流动人口对家乡情结日益弱化，甚至一些青年流动人口是作为“流动儿童”在城市成长起来的，比父母一辈更渴望融入城市。大量的青年流动人口推动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
青年受教育水平高，知识丰富，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才强国战略的人力资本支撑。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青年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受教育结构实现了从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到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为主的转变，受教育年限延长。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后，我国义务教育覆盖率不断扩大，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随着高等教育扩招等教育政策的实施不断增加，且近年来增速明显。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0%，表明我国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等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青年人口素质不断提升。1982—2000年，我国青年受教育水平以小学和初中学历为主，1982年、1990年、2000年小学/初中学历的青年占比分别达66.80%、78.55%和76.10%，受义务教育政策实施影响，未上过学的青年比例显著降低，但高中和大学学历的青年比例变化缓慢，平均受教育年限自7.01年增至9.08年。受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影响，2000年后高中和大学学历的青年占比迅速提高，2020年初中学历的青年占比下降明显，青年学历结构实现了从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到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为主的转变，平均受教育年限增至12.03年，比15岁及以上人口高2.12年。（见表2）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大众化到普及化，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不断增长，2022年，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3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比2021年增加0.20年，54.30%的新增劳动力接受过高等教育。青年受教育水平的显著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夯实了牢固的根基。只有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阶段相适应的青年人力资本供给，并构建起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知识体系，我国才能在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过程中拥有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
青年就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明显，职业类型多样，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发展模式的产业主力军。青年就业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且转移速度快于总人口。在行业构成上，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16—34岁青年就业人口主要分布于第三产业，占青年就业人口的59.51%，其次是第二产业（32.03%），第一产业青年就业人口比例最低（8.46%）。与2010年就业人口行业分布比较，2020年青年人口在第一产业的分布（8.46%）要远低于2010年（36.58%）。2020年分布于第二产业的青年比2010年提高了1.59%，分布于第三产业的青年比例迅速增加，接近2010年的2倍。（见图2）这一情况与产业结构变化相关，在总人口中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也由2010年的27.51%增加至48.36%，大量就业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但青年人口的变化更为迅速，2020年第三产业就业青年的比例接近2010年的2倍，总人口比值只有1.76。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职业发展更为多元化，其中青年群体由于教育水平高、数字化技能强等优势，其职业选择个性化、多样化特征更加明显，特别是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成为新时代青年群体的聚集地，青年群体是我国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口中的主力军。《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的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群体中有51%为30岁及以下的青年劳动者，31%为30至40岁的中青年劳动者，两者相加已超过八成。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青年群体成为新经济、新业态、新职业的主力军，在引领就业观念和拓展就业渠道上，起到了先行示范的作用。
青年伴随互联网成长，创新文化传播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强国战略的积极践行者。当代青年是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互联网深刻塑造了青年的观念与行为，全面渗透当代青年的工作与生活，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数字一代”。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20—29岁网民占比14.2%，互联网在该年龄段的渗透率接近100%，远高于总人口75.6%的互联网普及率，无人不网、无时不网、无处不网成为青年生活的常态。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青年在信息获取、交友互动、购物消费、学习工作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年成为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网络游戏和在线教育等网络文化应用的主要用户群体。互联网为不同青年群体提供了身份认同、彼此连接、相互激励、抱团取暖等释放情绪的正向途径；为不同青年群体开辟了更为积极的解决困难之道，比如发现个人价值、寻找新兴职业、获取新知等；也促进了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增进了彼此的理解和包容。同时，互联网给予青年表达自我、呈现个体化生活方式的平台，当代青年在表达和行为上有着较强的主观意识与个性思维，他们关注新潮时尚和独特体验，喜欢线上与线下相互联动。对于“90后”“00后”而言，他们能够以更加自信和轻松的风格进行自我表达，他们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在不经意间将自己对于国家和时代的理解融入作品之中，讲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中国故事”。数字媒体的话语逻辑、视频文本的跨文化特性与年轻人独特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开拓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对外传播的一条新路，当代青年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与青年高质量发展
西方现代化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崛起，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文明。西方现代化道路虽然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推动人类文明迈上一个新台阶，但也导致了政治为金钱所左右、社会两极分化、享乐主义膨胀、消费主义盛行、对外殖民扩张、狭隘民族主义泛滥，以及人的异化、科学技术的滥用、自然环境的破坏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青年人出现了大量的心理健康危机和反社会行为等。西方现代化的演进道路启示我们，经济的增长、物质的富足并不必然给青年带来美好的生活，也不必然给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青年的概念起源于西方，但真正将青年的意义完整阐发和彰显则是在中国。如何认识看待青年？如何开展青年工作？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重要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青年思想进步，回应青年利益诉求，保障青年发展权益，丰富青年活动载体，赋予了“青年”这一概念全新的时代内涵。
1840年前的中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青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文明开启了现代化转型，并在清末出现了现代的企业和学校，部分年轻人开始离开家庭，被组织在企业和学校之中。由此，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开始被建构出来。五四运动宣告中国青年作为一支新生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青年”在中国诞生了。自此以后，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广大青年始终在建设国家、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开拓奋进、锐意进取。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依靠现代化的人，青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现代化的青年支持和参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广大青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青年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水平得到全面提升。2022年4月，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关于青年的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发布，全景呈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风貌和担当。2022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广大青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新时代十年是青年作为建设性力量持续增强的时期，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青年的结构性问题正悄然显现。近年来，笔者经过深入调研发现，当前青年在产业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培育，关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需要高度重视。
第一，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有待协调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尤其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群体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背景之下，青年就业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这种结构性矛盾有两方面的突出表现：一是部分青年进城务工人员由于缺乏提升职业技能的渠道，难以满足快速更新的技术要求，从而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技术性失业”风险。《2022年蓝领用工和薪酬管理》报告显示，在已经实施或计划实施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的制造企业中，有46%的企业表示将会缩减普通产业工人的招聘数量，预计平均缩减幅度为19.9%，有45%的企业将扩大技能型产业工人的招聘规模，人员增幅平均为12.3%。二是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技能型人才供不应求，高技能青年人才和高素质青年产业工人短缺。由于传统的教育、职业观念，大量青年不愿进入制造业发展，导致企业招聘难与青年就业难“两难”并存的局面。202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有58个是生产制造岗位，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然而在笔者的调研中，部分高校应届生却表示：“进了工厂感觉走上了父母一辈的老路，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和前途，不愿意去制造业发展。”一些职校青年对于自身的职业前景也表现出“颓丧”心态，认为“读出来也没有用，还是和现在直接去市场上干一样的活”。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技能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机制、激励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与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适应度不高的问题。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系统工程，人才结构的转型通常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前我国部分高校的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不高，毕业生的劳动技能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认为现在的毕业生不好用、上手慢、认知与市场脱节。因此，如何发挥政府、教育机构和企业在技能型、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职能和作用，建立能够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与产业优化升级相互交织、同步互动的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社会保障与新产业形态发展不完全适配。当前，大量青年投身于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模式。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使得青年参与经济活动并获取报酬或收益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就业形式、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等方面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碎片化、去组织化和灵活性特点，青年劳动权益保护面临新的挑战。
2021年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约有8400万人，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2亿多人，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幅增加。一部分青年虽然与网络平台有事实劳动关系，但平台并不认可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另一部分青年与平台之间没有传统的劳动关系，仅存在经济合作关系或劳务关系。尽管在确认劳动关系方面有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依据，但现实中各类网络平台的经营模式十分复杂，以网约车司机为例，平台和司机之间没有建立紧密的管理关系，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由司机自主决定，且司机可以与多个平台建立关系，很难界定用工性质。调研表明，为了尽可能规避企业社会责任和减轻负担，不少平台有意识地采取一些方式或手段试图模糊或淡化其与从业人员之间的劳动关系，如通过诱导或强迫劳动者转为个体工商户等方式规避用工责任，进一步增加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关系认定工作的难度。部分从业青年很难在工资、劳动时间、职业安全及社会保障等方面获得法律的保护，在遭遇工伤、劳动争端等事件时，亦缺少申诉和维权的渠道，存在潜在的劳资纠纷风险。
尽管国家政策层面对于灵活就业的保障十分重视，但由于行业发展速度快，灵活就业者在社会保障、薪酬待遇等方面较传统形式就业人员仍存在明显差距。现行劳动法律、社保制度、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主要是基于传统正规就业方式建立的，而由于就业模式的转变，许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与其雇佣单位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这对我国劳动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提出了新课题。一些用工行为为灵活就业者缴纳保险的动力有限，导致许多情况下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不足，例如法定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员工福利等。此外，初入职场的青年在劳动技能、工作经验以及社会资源等方面相对不足，表现出更多的脆弱性，外部的不稳定因素更容易对青年群体造成长期性、持续性的影响。
第三，经验价值被低估会导致产业后劲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部分产业的发展模式以“数量型”投入为主，劳动力的可替代性较高，经验积累形成的技能对企业营收贡献度较低，企业更看重年轻员工没有家庭负担、能投入更多时间、头脑灵活上手快等优势。从表面上看，社会热议的“35岁就业门槛”是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但从深层次来看，这种年龄歧视本质上反映的是当前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经验贬值现象，即熟练劳动力的“工作经验”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从业者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不足以抵消年龄增长导致的精力衰减。这有市场观念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所导致的，即部分产业主体对劳动者技能的需求并不高。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35岁就业门槛”对职校毕业生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职校青年由于学历相对较低，在人才市场中缺乏竞争优势，他们更依赖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劳动技能的提升来弥补学历的不足。当前很多就业岗位要求的35岁年龄限制降低了“经验值”和“技能值”在就业市场中的作用，一些职校青年认为市场并不需要熟练工人，转而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岗位，如外卖骑手等。加之平台经济给予劳动者的短期收入较高，形成了“宁送外卖不进工厂”的现状。“35岁就业门槛”的出现，使得部分职校青年放弃长期主义，转而偏向于短期收益较高的就业岗位。在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甚至出现大量一线工人选择常年做“临时工”来获取按天结算的高工价，而非稳定的可以积攒经验技能的“正式工”。“35岁就业门槛”打击了部分青年在工作中积累技能经验、提升专业能力的积极性，造成短期主义、赚快钱的焦虑浮躁之风抬头。如果任由这种劳动经验无用的论调持续发酵，将对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心态形成负面影响，消解青年产业工人的工匠精神和价值认同。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和国家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依靠的是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大国工匠”队伍。只有让青年产业工人不断得到对其经验溢价的“肯定”，他们才能安心在岗位上积累经验、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同时，企业只有从劳动者的经验溢价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和更大的市场份额，才能放心大胆地追求高端制造和精益生产，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技术研发，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
上述三个方面，是中国式现代化由“富起来”阶段迈向“强起来”的新征程中出现的问题。从其他国家青年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来看，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会导致国家富而不强、富而返穷，甚至未强先衰。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既源于全球经济衰退、产业布局调整，以及新技术迭代等一系列时代变迁，又源于中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这一特殊阶段，也源于当代中国青年长期生活在繁荣、和平、宽松环境中因而对过“苦日子”“紧日子”缺乏思想准备，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统筹谋划、着力破解。
综上所述，作为率先开启现代历史进程的文明自然拥有先发优势，西方现代化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牢牢掌握了世界话语权，似乎赋予西式现代性文明以唯一性和普遍性。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以西方为中心和标准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开辟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为那些渴望实现现代化又不想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我们相信，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能为中国青年指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一定能给每个中国青年搭建实现自己梦想的舞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青年，中国式现代化是广大青年积极参与的现代化、广大青年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广大青年高质量成长成才的现代化，广大青年也一定可以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绽放出绚丽的青春之花。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宇香、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袁晶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