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其中，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当前，中国已经迈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正在波澜壮阔地推进，中国将如何走好接下来的对外开放道路，要坚持怎样的对外开放，如何统筹好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对此，在国内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全社会抵御和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同时，在国际上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做好应对各类外部风险与挑战的准备。
关键词:对外开放 国家安全 现代化建设 总体国家安全观 风险挑战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国家安全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民生进步的根本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国家安全作为报告的独立一部分作了系统阐述，深入分析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分析和论述对于如何确保安全、促进发展，对于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在进一步通过扩大开放带动发展的同时，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障和维护国家安全都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深入领会，认真思考和研究。
对外开放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外开放政策为我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起到关键性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1]当前，中国已经迈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正在波澜壮阔地推进，国家处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关键期，中国将如何走好接下来的对外开放道路，要坚持怎样的对外开放，如何进行这样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中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所需要解答的。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问题日益不可分割，同时在分析研究安全问题时又不能不将开放问题作为前提条件和背景，即研究怎样将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统筹起来，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考量。
回应上述问题，要坚持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即要将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放置在历史和现实演变发展的客观进程之中进行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毋庸置疑，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发展与安全所处的历史方位、时代条件、外部环境和国内状况，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阶段相比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就整体而言，经过长期发展，中国的国家实力和综合国力达到空前的历史水平，牢牢居于世界前列。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问题已经得到根本解决，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开始出现。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已被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实现，但仍要看到，发展的不均衡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现实没有改变。
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些长期潜存的困难和不利因素会以各种形式暴露出来，譬如经济规模结构效益之间的矛盾问题、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发展的新势能新动能不足问题、如何适应新技术发展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回应和处理，则势必带来严重影响。此外，在更深层次上，要坚定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建设好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领域活力充沛的创新型国家。不形成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体系和体制，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缺乏根本支撑。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一切事业发展的根本和关键，这也要求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一重要法宝，还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魄力去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改革开放帮助我国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和世界体系之中。这种融入深深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式和互动形式。在打开国门，向外部世界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不但获得了建设和发展所需的资金、信息和技术，向国际社会源源不断贡献出商品、服务和劳动，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互动中，中国学习到了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获得了与外部世界相互比较、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也使得中国外交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游刃有余、更加张弛有度。[2]甚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腾飞，更为重要是整个国家在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等各个方面能力的巨大增长，以及全体中国人民心态特质的变化。当代中国人变得更加自信、自强、开放和乐观，更加愿意接受外部新事物，也更加善于学习和吸收外部世界的科技、文化、管理等各方面经验。可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中国都已成为现代性无比充沛而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同的崭新国家。
与任何伟大的社会实践和变革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既大胆探索积极进取又审慎推进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在中国，无论是搞改革还是搞开放，始终是在党的坚强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开放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开放什么、怎样开放、开放的程度和范围都服务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任务。党和国家始终牢牢把握着对外开放的方向，确保中国这艘巨轮始终沿着正确的航道劈波斩浪，扬帆前行。这与一些国家照抄照搬西方道路和模式，进而全盘接受西方国家提供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与合作过程中逐渐丧失自主性和主动权有着根本不同。中国是一个充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开展对外交往与合作过程中，始终将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放在首位。坚守这一原则和底线既使得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能够得到完全的贯彻和落实，从而在对外交往与合作中能够做到无论遇到何种风险、挑战和困难都能从容应对，也使得中国外交能够始终保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做到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界区分敌我，不以僵化的条条框框束缚自身手脚，真正做到了独立自主。
中国的对外开放，从空间维度上看，经过了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西部、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的梯次开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前者所获取的新产业、新技术、新资本、新资讯呈波浪状源源不断向后者传递，前者所形成的引领和带动势能大大影响着后者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态势和发展模式，后者则从前者的开放中学习和借鉴到丰富的经验，规避了前者的某些不足或失误，从而进一步形成差异化开放的多元格局。中国经济地理上的广度和深度赋予对外开放以极大空间和可能性，推动中国形成全球最完整工业部门、最强大制造能力和最完整产业生态，不仅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向型经济体之一，使得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连接更加顺畅，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资源的运用更加充分，在此基础上也使得中国的国家实力和综合国力获得巨大跃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稳固基础。
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对外开放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经过了从点到面、以点带面，从易到难、以易化难，从表层到深层、由表及里，从商品、劳动和服务的国际化到资本、技术和信息的全球融入，从相互区隔的产业、行业和部门的对外开放到成体系成系统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越来越丰富、规模越来越大、气魄越来越雄厚，犹如浩浩荡荡的洋流不可阻遏。在这一史诗性开放进程中，中国经济从学习规则、适应规则到修补规则、书写规则，中国管理从管理模式的模仿到治理体系的创新，中国制度从制度借鉴到制度改革和制度完善，每一步都丰富着对外开放的历史内容，充分体现出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巨大成就。应该说，中国对外开放本身就是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生动写照。
事实证明，对外开放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宝贵的经验之一，必须长期坚持下去。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可能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困难新挑战、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新部署，这些新问题新困难新挑战的回应和解决、新要求新使命的达成、新目标新部署的落实，都需要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创造条件去完成。这不仅是因为一些国内改革遇到的问题，必须通过面向世界，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与世界的联系，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竞争，获取国际资源和经验的方式加以解决，还因为这是正确处理改革和开放两者之间关系的需要。只有把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相互促进的整体，同时充分利用好改革和开放两种战略、两种势能，才能不断向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在改革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的同时，以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内改革创造新的国际环境、条件、机遇、动力和资源。[3]
国家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障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要从根本上维护好中国领土、主权、独立和发展等核心利益，这也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工作和任务确立了原则，框定了底线。由于安全问题牵涉到的内容和范围非常复杂和广泛，这种复杂性和广泛性又会随着历史和形势的变化产生变化，因而安全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总的而言，中国的国家安全始终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受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影响，主观上受国家安全目标和任务需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实现和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和完整。与此同时，在国内，人民政权的基础尚未稳固，旧政权的残余势力尚未肃清。为巩固新生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新中国对外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同时对内发起严厉政治运动稳定社会局面，以排除国家安全威胁。“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条件，但是上世纪整个六七十年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总体上仍然是严峻的。在国际上，由于中苏关系变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中国不得不同时进行反帝和反霸斗争，并同时面对来自这两方面的封锁和威胁。在国内，“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客观困难及主观失误或错误等相继发生，探索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尝试被迫停顿，体制僵化、管理和经济科技落后同时困扰着中国。面对这样的严峻考验，能否独辟蹊径寻找新的战略出路和支点，以保证中国国家安全基本面的正常和稳定，是极其关键的。对此，我们党以高远的战略眼光，雄伟的胆略气魄，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不但团结了绝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人民，而且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灰色地带”的裂隙，拓展了国家安全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缓和则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面。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结合了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将第三世界看作是一股独立自主的力量，看成是反帝反霸的力量。[4]这一理论也高度概括了中国外交和应对国家安全问题的丰富认知与实践，成为全局性、战略性和纲领性的政策指引和行动指南，标志着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和应对自身安全问题方面达到了新高度。
从新中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应对和处理国家安全上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说明：第一，国家安全问题无可回避，将始终伴随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必须高度重视；第二，国家的自身安全必须依靠自己，保障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三，国家安全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必须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第四，应对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必须具备全局观、历史观和战略观，需要审时度势，综合辩证考量各种影响因素，既要积极主动，又要稳妥慎重。上述这些历史经验不但为社会主义中国前三十年历史所证明是必须坚持的基本认知和原则，也为党和国家历届领导集体所继承、拓展和深化。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后，时代条件和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国家安全的内容、范围、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也发生了变化，保障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策略和政策也随之调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国际形势的新特点，研判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下降，确立了以“不结盟”为显著特点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5]这一时期，和平发展取代战争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特别是苏东剧变后，世界范围内两大集团对抗的局面结束，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在深入推进。这在客观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条件，大大缓解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压力。中国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和条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随着国家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保障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越来越强，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和选择越来越多。
当然，改革开放总体上所处的较为稳定的安全环境，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就不存在或面临的安全威胁减少。一是国际形势和地区局势的风云变幻一直作为大小气候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影响。二是随着对外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融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一方面强化了两者的相互依赖从而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国家安全，但另一方面这种相互依赖又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一定的脆弱性。三是霸权主义和霸权国家不但始终对中国的发展抱持着疑虑、警惕甚至敌视的心态，而且从来没有放弃在政策和行动上打压遏制中国。四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始终存在，他们妄图寻找内部代理人的企图从没放弃，和平演变的风险始终存在。五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大，安全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范围越来越广，涉及的因素越来越多。
面对在新外部环境、新时代条件和新历史背景下国家安全相关内容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要求，党和政府始终保持着战略上的清醒和坚定、策略上的原则和灵活、具体手段上的丰富多样，始终能够化风险为机遇、化威胁为转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无论是在处理国内国际重大事务或是其他国际事件的过程中，党和政府都能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发展大局出发，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捍卫了中国国家安全。同时，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塑造，安全局面的稳定和安全空间的拓展，又大大适应和满足了国家主权和发展等根本利益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锐意进取，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向全方位纵深发展，提出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重大成效，倡导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倡议和方案的提出，顺应世界变化、历史潮流和人心所向，是时代呼声和中国智慧的结晶。但是另一方面，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全球范围内局部冲突和战争时有发生，地缘政治回潮，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勃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中国的日益强大令霸权国家和少数对中国持有偏见的西方国家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他们固守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逻辑，加紧了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其手段从发动贸易战、长臂管辖到断链脱钩、立墙筑垒，从提出“印太战略”到串联“四方机制”，从炒作南海议题到挑动台海危机，从宣扬“中国威胁论”到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污名化，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关系的变化，无一不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重大影响，总体趋势是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不确定性和挑战增多。
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坚持战略自信，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将国家安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安全与发展之间关系，统筹国家发展和安全。具体来说，就是要妥善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妥善处理发挥自身优势与利用外部条件的关系，妥善处理立足国情办好自己事与遵循国际规则履行国际责任的关系，以及妥善处理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关系。[6]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和完善了国家安全体系，强化了国家安全各相关部门的协调，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全局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保障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得到增强。在全面吸收总结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正确应对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经验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系统思维方法，将安全和发展统一起来。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崭新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综合观念。它强调各种安全关系的辩证统一，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7]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国家安全内容的新发展和安全内涵的新变化，立足世界范围内各国安全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和中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原则，不但对做好中国国家安全工作有着重大指导意义和价值，而且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学说，对于各国正确处理和应对国家安全问题，也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高水平开放中统筹发展与安全
如上所述，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言，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安全是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离开了安全，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民生保障、文化复兴等都是空谈，而离开了对外开放，国家也无法获得实现上述目标的足够动力与能力。传统上，人们往往单纯地将国家安全威胁理解为对国家的军事威胁，或者是将维护安全等同于情报或者反间谍等机构的工作。但是，简单地把秘密机构和秘密行动冠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绝不是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将国家安全限于军事、政治、国土、主权等领域，也不是这一概念的全部内容。[8]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它同对外开放应当是相辅相成的，是对外开放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将坚持安全发展作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不能将国家安全的概念过于泛化，不能简单地将“安全”这一术语运用到国家对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当中，将政府、企业和民间的一切行为盲目安全化。事实上，盲目地将所有问题安全化，以安全的名义来影响社会经济事务，会阻碍国家间的正常交流与合作。部分西方国家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国家间的相互交往设置种种限制，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将安全泛化的行为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既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忽视国家安全也是不可行的。“弱国无外交，强国不安全”，保证国家安全是强国的重要标志，而富裕和强大的国家也往往比贫穷和弱小的国家更加关注安全问题。[9]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因而也势必要比一般国家更加关注安全问题。成长为大国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拥有“普遍的利益”，即拥有同国家体系本身一样广泛的利益，而这在今天则意味着世界范围的利益。[10]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践行，国家利益也更加多元化，在安全方面所面对的风险与挑战也更加突出。
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之间不是“有所取舍”的关系，必须二者兼顾。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结合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所作出的重要论断。对外开放的目标是谋求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同国家安全所追求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发展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破解各种矛盾问题，防范和化解各种重大风险，归根到底要靠国家自身的发展。[11]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证明，闭关锁国无法带来一个国家所希望得到的安全，相反，只会使得国家愈发贫穷，进而落入更加不安全的境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是最大的不安全，只有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增强国家维护安全所必须的物质基础和手段，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同时，安全也是实现发展的条件。任何国家在处理内政外交问题时，都有不可突破的底线。特别是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我国在新时期所面对的各类风险与挑战正在增加。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大国竞争、逆全球化、经济发展失衡、环境恶化、传染病流行乃至国内各类深层次矛盾，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安全上升到同发展同样的高度上来，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这表明，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同时关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角度维护好国家安全。从国内角度来讲，尽管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的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领域还存在着诸多短板，这些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发展进程中所伴生的安全问题，需要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予以解决。[12]从国际角度来看，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化，国际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面对各种风险与挑战，一方面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维护好国家安全的底线，坚决消除对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各类威胁，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积极在国际关系中谋求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是双向联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倡导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是一种平等、多层次、多中心的分散式结构，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与平等性，主张所有国家平等参与全球安全事务，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13]维护好国际安全是要为对外开放事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要“广交朋友”。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日益紧密，各国所面对的共同的风险与挑战也日益凸显，国与国之间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更需要各国坚持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类问题，坚持通过合作应对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共同挑战，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各国人民谋福利。
结论
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对现有国际体系产生冲击。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表现之一便是“东升西降”，即西方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不断凸显，所有权高度集中，不平等性显著上升，贫富差距拉大，民粹主义盛行，种族歧视等社会顽疾进一步发酵，社会冲突不断，西方民众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信心不断降低。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百年以来唯一不断崛起的非西方国家，成为西方世界眼中的“未有”景象。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他者的崛起”。[14]一些较为激进的国际关系学者则认为中国会追求“地区霸权”，因而会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现有的地位，并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乃至冲突。与此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从这个基础性判断出发，可以说中国坚持的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中国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不会停止，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立场也不会动摇。变化的外部环境和不变的国内任务交织在一起，是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所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也对中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中国而言，既要坚持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立足于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主线不放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不为国内外各种干扰所动摇；又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识别能力，特别是要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积累叠加。[15]对此，在国内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全社会抵御和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发现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解决突出问题。在国际上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做好应对各类外部风险与挑战的准备，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对外开放顺利进行。
【本文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批准号22VMG041）、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批准号22JJD810034）、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批准号22LLZZAD02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6]张宇燕主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63页、第27页、第33页。
[3]戴长征：《开拓对外开放新局面》，《广州日报》，2020年12月23日。
[4]严声毅：《当代中国外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2页。
[5]张清敏、李秀隽：《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1978—201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369—370页。
[7]侯娜、迟志培：《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新探》，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0年，第19页。
[8]刘跃进：《系统思维下的大安全格局与理念》，《人民论坛》，2021年第8期，第17页。
[9]赵可金：《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逻辑》，《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1期，第3页。
[10][英]马丁·怀特著、宋爱群译：《权力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11]邬超、殷亚硕：《总体国家安全观“五个统筹”理念的历史演变、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江南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4期，第39页。
[12]储建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国家安全体系新发展——一种“政治有机体”的视角》，《国家治理》，2021年第3期，第12页。
[13]李志斐：《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127页。
[14]贾文山、江灏峰：《千年视野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路径》，《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第24—25页。
[15]陈明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辩证逻辑》，《教学与研究》，2022年6期，第82页。
责编：李 懿 ／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