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效率与公平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处理好的重要关系，二者不可偏废，要实现动态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更高质量的效率和更高层次的公平越来越具有现实紧迫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不断深化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构建新的公平观与效率观，将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性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率有机结合起来，科学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以共同富裕为价值指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统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效率 公平 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效率与公平，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处理好的一对基本矛盾。我们党自改革开放以来，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基本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公平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更高质量的效率和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越来越具有现实紧迫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有必要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理论和政策上重新思考、科学定位。
正确把握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关系
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都是从属于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特定范畴，共生于社会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前提。效率的提高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依赖于公平的规范约束。公平的规范约束既包含在市场竞争过程之中，也包含在市场竞争之后。从公平的市场竞争意义上说，就是要求和规定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能够在机会均等的原则下获取生产资料；都能够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参与市场竞争；其所承担的赋税等义务也应当是均等的。另一方面，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创造必要条件。公平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价值判断，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经济效率的提高。没有效率的提高，没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理念和促进社会公平的体制机制。公平与效率既是相辅相成的，也是相对的。在某一时期，维护和保障公平可以促进效率的提升，但过于公平又会降低效率。
经济学视野下效率与公平的核心要义
从经济学视角看，效率是指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反映的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或资源利用的有效程度，效率高意味着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引申到全社会范畴，就是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上不存在任何资源浪费现象，每个劳动者都能达成经济收入最大化的预期。在一定结构或状态的资源配置情况下，产出投入比是确定的。资源的配置受社会制度即国家一系列法律、政策、规定的影响，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资源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与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制度，就会加剧资源稀缺的压力，从而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效率首先意味着保护和有效地利用资源。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提出要“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其中，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目的是将过去那种只靠消耗资源提高生产效率的思路和做法，转变为依靠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
谈到公平，离不开分配问题。其中收入分配或生活资料分配，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关系最为直接。就原则意义上讲，公平是指收入分配所依据的客观的、合理的原则或规则，如按劳分配、按资分配、等价交换等。[1]劳动的过程不仅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且也是消耗能量的过程。按劳动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分配，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必须坚持的公平原则之一，也是保证社会生产过程中能量守恒的客观要求。就实质意义上讲，公平是一种关系范畴，它的作用在于调节、规范一定社会范围内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使社会上所有个人的集合，单个个人的收入和其付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总和的比例系数相等。[2]简言之，就是使付出相同劳动量的人们收入均等化。公平是相对的，公平的程度，即一定范围的社会群体内公平的实现，是市场调节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机制、等价交换，不仅仅是互通有无，更重要的是通过它实现劳动的价值、缩小社会成员的劳动收入差距，从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平的作用，对于微观部门是如此，对于整个社会更是如此。
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动态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在社会主义社会，效率与公平是一对非对抗性的矛盾，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动态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效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离不开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萌生和发展的实践也证明，效率和公平二者不可偏废，但不同时期又有所侧重。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绝对平均的分配方式，只讲公平不讲效率。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引入了商品、市场概念，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让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收入分配、就业、“三农”、社会保障、资源环境等领域的一些失衡和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我国发展大势，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持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并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引领中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以上制度安排的变化，恰恰体现了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的一种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动态平衡机制。
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总体上是统一的，但二者也有矛盾的方面，有时是不可兼得的。比如，对高收入者征税和对低收入者补助，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微观效率，但这些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又如，在利益至上的市场思维影响下，市场竞争可能会扩大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但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整个社会保持生机与活力，有时可能需要牺牲一定意义上的公平。进一步地，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公平与效率的配置上作出恰当的安排，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都必须认真解决的治理难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效率与公平提出新的时代课题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就开始启动，之后虽步履维艰，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迈出了重要一步，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公平与效率这一理论问题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认识和探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片面至逐步全面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平均主义分配模式被打破，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成为彼时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政策导向和社会氛围中，理论界“效率决定论”和“公平与效率冲突论”占据了主流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的收入差距由小变大，党和政府在继续强调经济效率优先的同时，开始考虑保护低收入者的利益，对原来只强调效率优先的分配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理论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后，收入差距扩大，逐渐接近国际警戒线，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社会矛盾增多，潜在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党和政府在强调按市场规则做好一次分配的同时，加大了税收等经济杠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理论界开始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进行反思，出现了“统一论”“重新组合论”和“逐步并重论”等观点，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发展。
可见，第一阶段学术界主要关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对立性，否认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把效率与公平看成是非此即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第二阶段开始从效率与公平的对立思维束缚中冲决出来，进行辩证思考，但仍然带有片面性，没有认识到二者之间有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一面，还没有完全突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维定势。第三阶段的认识更加辩证，不再是笼统地争论效率与公平谁先谁后，而是强调依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对立统一中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求对效率与公平进行重新组合或逐步过渡，达到效率与公平协调发展的目的，由此我们对效率与公平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4]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亟待深化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研究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学术界把关注点集中在效率与公平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优先的问题上。效率与公平是人类追求的双重价值目标，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对应和组合关系，并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不能简单机械地分出谁先谁后，而是要动态地、立体地将它们的关系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考察。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对效率和公平提出了一系列更深刻的问题，包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公平观与效率观，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亟待加强对全面公平观的研究。长期以来，大多数研究对公平的理解建立在一般意义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局限于分配领域；既没有区分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上的公平，也没有从全局着眼，把握全面的公平。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乔·萨托利认为平等（公平）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指向：一是政治上的平等（公平），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二是社会平等（公平），使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社会尊严，即免受社会歧视的权利；三是机会均等的平等（公平），使每个人都有靠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获得利益的权利；四是起点的平等（公平），使每个人从一开始就有足够的权利（物质条件）以便得到相同的能力而与其他人并驾齐驱；五是经济的相同性，即不给任何人优于别人的权利（经济特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效率，又要有效地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是就业和发展机会的公平，特别是要创造更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二是市场进入条件的公平；三是政府办事原则的公平，杜绝办事讲关系、图好处；四是法律规则的公平，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五是区域和城乡一体化的公平，在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逐步消除城乡差别。
第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亟待加强对整体效率观的研究。效率有局部效率与整体效率之分，局部效率或者微观效率固然要提高，但整体效率的提升更为重要。以损害整体效率、影响整体发展为代价取得的局部效率或者微观效率，不是真正的效率。如果只片面地追求局部效率或者微观效率，任由企业、公司等微观经济单元粗放式发展，不仅会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且会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障负担，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乃至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和发展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效率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方向，把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人的自身发展协调起来，消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发挥包括多重经济价值在内的综合性的积极效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效率观的研究除了要关注社会生产中的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的高比例或高生产率，而且要体现包括市场分配、政府调控在内的分配方式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持续增长、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就业更加充分等综合指标。
第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亟待从多维度对效率与公平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要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维度研究效率与公平问题。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从哪里延伸，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公平与效率观，有不同的效率与公平的组合。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判断、确定效率与公平的组合，主要看对社会历史发展是否起推动作用，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从实现机制维度研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需要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共同作用。展开来说，初次分配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社会大众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得更多财富；再次分配要强化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制定科学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合理调节收入差距，防止收入差别过大；同时要重视规范市场秩序，鼓励通过正当途径追求效率，形成提高效率的长效机制。最后，要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规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制度文明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规范市场行为，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态势，对实现效率与公平双重价值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深化效率与公平研究的一个新的切入点。
夯实效率与公平动态统一的制度基础和价值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这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性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率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生机活力。
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是效率与公平动态统一的重要基础
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效率与公平目标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激烈的市场竞争虽然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也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矛盾，突出表现为成千上万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游民无产者，衣食无着、处境悲惨。于是，一些思想界的先驱人物纷纷开始抨击当时普遍出现的社会不公，并提出了对理想社会的种种设想，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最初萌芽。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中，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以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和共同富裕、共同享有的新社会为目标。在马克思看来，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5]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弊病而生的，并追求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公平。为了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现实，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前赴后继开展了创造性探索实践。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公有制、计划经济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以创建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和更为公平的社会主义生存方式。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不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举措的弊端日益凸显，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障碍。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生产力严重落后的国情民情，我国效仿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我国又创造性地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效率与公平双重价值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是平等的，这就避免了私有制条件下少数人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从而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以市场竞争为运行基础，是一种充满活力和效率的经济形态。个人和企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展开竞争，促使技术不断进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各种资源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就能够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公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统一创造条件。一是必须完善生产条件的分配与财产权的制度安排。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6]财产权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是分配制度深层次的决定因素。收入分配与产权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改革和完善产权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各种分配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有了劳动力产权的保护和实现，才有按劳分配制度；有了其他生产要素产权的保护和实现，才有按要素分配制度。二是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护好各类市场主体的权益，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三是在市场化改革中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市场经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四是健全完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然要求，并从分配方面为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统一奠定了制度基础。
科学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是实现效率与公平动态统一的充分保证
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是实现效率与公平动态统一的具体手段，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市场经济发展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形态，但它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它的缺陷需要政府去弥补。第一，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引导着市场主体完全根据价格的涨落决定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可能会造成供给失衡乃至经济波动，需要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调节社会总供求；第二，市场经济的盲目性驱动着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形成市场垄断，这既会降低效率又会损害公平，需要政府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规范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第三，市场竞争的趋利性诱使市场主体的价值取向发生扭曲，趋向个体化和本位化，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资源环境恶化等等，需要政府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此外，市场还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这必须由政府来解决。总之，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但政府干预过多，也会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降低经济效率。
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时多时少，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但方式方法在不断调整。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后工业化国家一样，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市场发育滞后、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这些都需要政府有更多的作为。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区域城乡发展差距明显，政府理应在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要坚决反对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由，忽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搞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做法。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干预是有边界的，不能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经济体制转轨阶段、在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的一些方面，可以由政府进行调节，但更应该创造条件让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就要交给市场处理，为此要坚决反对以市场机制不完善为借口，任意扩大政府管理职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实现效率与公平动态统一的价值旨归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集中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共同富裕不是部分人、大部分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在平等权利基础上普遍享有的富裕，是能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需要的富裕。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得到充分调动，经济社会发展效率才能得到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不等于社会成员完全平均或同步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倘若将共同富裕狭隘地等同于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势必影响效率的提高，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反面。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从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实践看，适当偏重“效率”和“部分先富”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分化，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超过4亿多人。如今，注重“公平”，加快推动“先富带后富”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成为重要任务。也就是说，现阶段应该对公平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协调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展开来说，要健全和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作为完善分配制度、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力度、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重要政策取向，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要想方设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聚焦重点人群和突出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整体转型；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推动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衔接配套，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稳步提升就业质量，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党建原理教研室主任】
注释
[1][2]徐钦智：《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效率与公平的定位问题》，《东岳论丛》，2005年第4期，第65—68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第373—374页。
[4]王桂英：《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再认识》，《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17期，第143—144页。
[5]程传兴：《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的实现条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26—2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责编：罗 婷／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