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以实现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的有机统一与协调优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巨轮行稳致远。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系统观念 重大关系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大确定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没有既定模式可以参考、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没有外部力量可以依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加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些重大关系，既辩证统一又一脉相承，既着眼长远又脚踏实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是我们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为达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过河”的目标，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
系统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就是用来标志事物联系和发展特定形式的重要范畴。而系统观念就是从总体性的角度看待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结构与层次、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从这些关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动态过程中认识事物、把握规律，进而从总体上实现事物结构和功能的优化。
马克思的“社会机体”思想集中体现了观察事物、分析解决问题的系统性方法论。马克思运用系统性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复杂系统的经济运行和阶级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最早提出了“社会机体”范畴。他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社会就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1]。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马克思对“社会机体”的相关思想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2]至此，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以及社会经济形态的表述，达到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前最为精确的水平。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的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对“社会机体”思想做了进一步阐述：“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3]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明了社会机体所具有的变化发展的特性，是运用系统性方法论观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和阶级状况得出的科学结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机体的思想与系统观念具有内在一致性，社会机体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运用系统观念和整体性思维考察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恩格斯在借鉴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地使用了“系统”这一概念，指出“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4]。
列宁在继承发展马克思社会机体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会是一个“活的机体”的思想，并认为研究社会机体的方法就是辩证法。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5]列宁关于“活的机体”的思想，是对马克思社会机体思想的科学总结，也是把握系统观念和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角度看，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认识世界和把握规律，就是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认识和处理问题。也因此，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观念具有内在一致性，但是二者具有不同侧重点。唯物辩证法比较侧重于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系统观念更侧重于运用整体性思维分析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实现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整体把握。
运用系统观念分析和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领导干部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最要紧的是要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注重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一贯善于运用系统观念认识、分析、解决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积累的宝贵经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实践智慧。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注重运用系统观念认识、分析、解决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战略方面的问题。在这次讲演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运用“全局性”思想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6]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7]，而且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8]。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世界历史”视野、全局视野、整体视野，才使得毛泽东同志能够正确分析中国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从而得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正确结论，最终引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8月发表的《矛盾论》一书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9]。《矛盾论》作为从哲学上对教条主义进行彻底清算的哲学著作，同样强调从系统性、整体性把握矛盾及其本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系统观念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进行了论述。这表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具有了初步的系统思想，他强调，“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0]。《论十大关系》是运用系统观念阐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经典文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系统观念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大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11]基于这种大局观、全局观，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涉及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在内的多领域和多方面，“四个现代化”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内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诸多领域和方面并非孤立存在、独立发展，而是普遍联系、互相依存的关系。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12]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13]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设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14]。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明确“富强、民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从党的十三大开始，中国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突破了“四个现代化”，既包含了物质文明的内容，也包含了精神文明的内容，带有全面、整体发展的意涵，标志着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的逐步成熟。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系统观念提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处理好的十二大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15]这十二大关系是在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注意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问题，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在总的发展目标中，科学发展观既包括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包括了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质量这些影响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体现了系统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两个大局”呈现的时代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形成一系列新布局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强调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我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场合多次强调了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核心关键词。整个报告从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领导力量、总体布局、实践方略、外部保障等各个方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了总体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必须做好全局性谋划，实现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的有机统一与协调优化。只有以系统观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才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巨轮行稳致远。
第一，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式现代化是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现代化，国情复杂、历史悠久、文化绵长，需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同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推动事业发展，决不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一方面要加强整体谋划、顶层设计，确保发展方向正确，防止犯颠覆性错误；另一方面要鼓励实践探索，激发创新活力，最大限度汇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智慧和力量。加强顶层设计不能脱离基本国情和实践需要，必须立足基层实践、扎根中国大地；进行实践探索不能一叶障目、迷失方向，必须契合顶层设计、服务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很不容易，必须登高望远，同时必须脚踏实地。”登高望远要求以顶层设计定向把舵，脚踏实地要求在实践探索中踔厉奋发。
第二，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来。要增强战略的全局性，谋划战略目标、制定战略举措、作出战略部署，必须着眼于解决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要增强战略的稳定性，战略一经形成，就要长期坚持、一抓到底、善作善成，不要随意改变。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实施战略的环境条件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每时每刻都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所以要讲究策略、智慧和方法。正确运用战略策略是我们党创造辉煌历史、成就千秋伟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秘诀。我们要把战略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临机决断，在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握战略主动。
第三，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必须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实践没有止境，变化永不停息。因此，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着眼于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大力推进改革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唯有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唯有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不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创新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在创新基础上的守正，才不会故步自封，才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只有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才不会偏离方向，才能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只有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在守正中把稳舵盘、保持航向，在创新中寻求突破、扬帆远航，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第四，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公平要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效率也要以公平为前提。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要做到统筹兼顾，避免顾此失彼。既不能因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在客观上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也不能因为片面追求公平而影响社会活力的释放。只有以提升效率不断做大蛋糕，以促进公平分好蛋糕，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又让每个人都能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第五，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活力是指旺盛的生命力，代表社会创造力的竞相迸发与个人潜力的充分发挥，主要体现为社会发展；而秩序则是指有序与稳定，主要体现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活力与秩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实现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健康、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焕发活力的前提和保障，社会活力的奔涌则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秩序的提升，活力和秩序两者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创造活力寓于秩序之中、秩序建于活力之上的良性循环，实现社会有序运行与社会活力迸发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第六，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既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又坚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自主中谋求发展、在开放中坚持自主，才能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需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没有自立自强就会随波逐流，没有对外开放就会故步自封，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才能更好地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页、第724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5]《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6][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5页、第310页。
[7][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页、第668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11][1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页、第249页。
[1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5页。
[14]《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173页。
[15]《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0—475页。
责编：周素丽／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