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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国家治理领域值得关注的十个课题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对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进行了深刻总结,对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进行科学谋划和系统部署。2023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一年。迈上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哪些重大课题值得关注?

本期《国家治理》周刊推出“2023年国家治理领域值得关注的十个课题”年度特别策划,在对近百位各领域专家学者进行深度访谈,汇总归纳出17个重要课题的基础上,面向全国各地党政干部、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4666份,按照得票情况最终遴选出2023年国家治理领域值得关注的十个课题。这十个课题分别是:

· 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衡量标准

·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与难点

·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挑战与新任务

· 基层治理弊病如何根治

· 如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

· 提升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

截至目前,国家治理领域年度值得关注的课题这一特别策划已持续四届(如下图所示)。分析四年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以下趋势特征。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与共同富裕一直都是公众最为关注的议题。从2020年到2023年,连续四年位列十个课题第一位的分别是“如何实现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更好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现路径”“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衡量标准”。公众的关注重点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小康再到共同富裕,既体现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经济繁荣、社会安宁、家庭富裕的理想生活的愿望与憧憬,也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和不断推进的伟大历程。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之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新的工作重点。过去的一年,公众重点关注共同富裕的根本内涵与实现路径;2023年公众对共同富裕的关注点进一步深入,开始关心共同富裕的进展、关注其阶段性衡量标准问题。当前,我们对促进共同富裕的原则、思路和路径等都形成了普遍共识,需要回应公众的关注,进一步明确共同富裕阶段性进展评价。

近年来公众关注的议题日益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2021年开始,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等方面的课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所占比例与受关注程度均显著提升。尤其是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公众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感受愈加明显:“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2021年分别位列第二、三位。建党百年之际,《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13个方面分领域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使公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公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中国式现代化相关话题的关注连续两年(2022年、2023年)位居前十位,并且对其认识与关注从内涵特征等概念认知层面,逐渐发展到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等更深入、更广泛的领域。此外,2023年值得关注的课题第八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文化领域相关议题第一次进入前十位,体现出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重大意义及其创新发展的重视,也反映出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和治理效能的不断显现,公众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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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安全议题长期为公众所关注。从2021年开始,统筹发展与安全相关课题一直在值得关注的十个课题中占有一席之地:“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2021年),“常态与应急结合的治理体系如何进一步完善”(2022年),“如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2023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造成的历史性、长期性重大冲击,更加凸显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意义。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党的二十大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系统部署,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当前我国发展又进入了风险易发多发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必须进一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公众对一些重要课题长期关注,且关注点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纵览近四年公众在国家治理领域关注的议题,一些重要课题连续四年都为公众所高度关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公众的关注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前文所述的全面小康与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相关议题、发展与安全系列议题之外,“三农”领域的重点关注课题也经历了乡村振兴—城乡协同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演变。数字技术相关议题连续四年位居前列:从2020年的“国家治理如何有效应对新技术变革可能带来的影响与挑战”,到2021年的“智慧治理的应用及其有效规制”,再到2022年的“国家治理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最后到2023年的“提升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可以明显地看到,公众的关注角度随着数字治理、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发生了重要变化。

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衡量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并强调“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总书记对促进共同富裕进行了三个阶段的目标规划: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回顾我们党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历程,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推动共同富裕,是一个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循序渐进的科学进程。当前,党中央对推动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已经有了清晰的部署,需要制定合理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对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进展和目标进行科学衡量。一方面,要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评价标准不仅包括物质生活富裕,还包括精神生活富裕;不仅要反映人民生活富足,还要涵盖环境宜居、社会和谐、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等等。另一方面,要意识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要客观考虑国内外各种突发事件对共同富裕进展的影响,综合考虑共同富裕观念的确立、基础条件的改善、致富能力的提升等因素。

衡量共同富裕的进展不仅要从整体层面考量,也要针对不同地区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地进行评价。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比较突出,区域发展差距较为明显,各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因此,无论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还是对共同富裕阶段性进展的衡量评价,都要综合考虑各地资源条件和发展实际,避免盲目攀比和冒进。作为全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在评价方面也作出先行实践:构建了由56个指标组成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指标目标体系,并出台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绩效考评办法,动态监测评价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工作进展。如何对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不同地区的共同富裕进展进行科学评价与衡量,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继2022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与意义”被选入公众关注的十大课题之后,2023年,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议题依然受公众高度关注,并延伸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两者的关系。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就是与治理场景联系在一起的: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考察时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而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根植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之中。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国家治理既在理论上逻辑契合,又在实践中互联互动、互相赋能。人民群众是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持续、深入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把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既拓展了民主的作用空间,又保证了国家治理中人民的主体地位、提升了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0月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要扩大民主治理主体参与、实现多元主体共治,创新完善民主治理的程序和流程、拓展民主政治创新道路和实现方式,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资源和动力。国家治理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程序、流程如何进一步规范、完善,如何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各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紧密联系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说明中,最后一条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辩证统一、一体两面的。

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和演化的,经历了史前文明、农耕文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等不同形态。许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消失、没落,惟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在中华文明基础上,我们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与之相对应,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鲜明区别。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神话,也塑造了人类文明新格局,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哪些贡献?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密码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解决人类社会重大问题有哪些贡献?这些问题都需要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思考,为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在更高层次上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更多理论成果。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与难点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其进展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进度和质量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仍面临不少矛盾和挑战。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指出,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农村发展存在短板弱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面临较大压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比较艰巨等多方面的现实挑战。同时,如何保障耕地安全、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如何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交易,如何培育农村产业发展新动能,如何提升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如何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问题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也亟待解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举措,缩小城乡在收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差距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农业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现代化的农业农村,也包括现代化的农民。在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建设现代化农村的同时,也要注意推进现代化农民建设。一方面,要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让农民在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科学文化素养和行为方式等方面迈向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引导农民树立新理念、掌握新技术、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激活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需要广泛关注、深入研究。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挑战与新任务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之后我国经济开启了高质量发展进程。五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新发展格局逐渐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完善,我国经济的总量规模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为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作出巨大贡献。进入新征程,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使命任务和新的发展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中国经济面临着较以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此外,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都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严峻挑战。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入新征程,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在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协调好效率和公平,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基层治理弊病如何根治

基层治理中的难题长期为公众所关注。“如何从制度基础上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020年),“基层减负与放权赋能”(2022年),“基层治理弊病如何根治”(2023年),这些基层治理议题都位居国家治理领域值得关注的课题前十。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痕迹主义”“层层加码”、负担过重、问责异化等都是基层治理长期以来难以根除的顽瘴痼疾,并且在数字时代衍生出一些新变种,如技术滥用、数字形式主义等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更是暴露出基层治理的各种乱象。基层治理弊病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让基层工作者苦不堪言,更削弱了基层治理效能,影响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处于治理体系的最末端,要处理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和各种复杂的治理问题,工作压力大、任务繁琐复杂、应急突发事项多。即使党和国家通过各种政府改革、治理方式创新和治理理念更新等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也依然因为基层权责不对等、工作资源不充足、信息不对称等多重客观因素,以及部分基层干部个人能力不足、官本位思想作祟等主观因素,导致基层治理各种问题多发、频发,且难以根除。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解决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仅将2019年确立为“基层减负年”,2020年还出台了《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和治理,但如何追根溯源、锚定病根,彻底根除基层治理中的各项弊病,真正释放出基层治理效能,依然需要学术界和基层实践进一步深入探索。

如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将安全与发展联系在一起,深刻诠释出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出一系列重要举措,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极为不寻常、极其不平凡的五年,党和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各种巨大风险挑战,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和经济平稳发展。

未来五年不仅是我国发展的关键机遇期,也是风险多发期,可能会有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从国际来看,全球政治格局失序动荡,政治分裂、军事冲突以及逆全球化潮流,使全球经济与安全环境更加敏感脆弱;此外,全球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形势严峻,全球气候安全与生态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从国内来看,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诸多深层次、根本性难题,内外部安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党的二十大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体现出保障发展安全、构建新安全格局对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意义,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统筹协调和良性互动。

当前,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有卡点瓶颈,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还面临一系列挑战。构建新安全格局要求“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维护海洋权益,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高水平的保障和更长远的支撑。前进路上,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既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扎根于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更是熔铸在中华民族千百年发展历程中的强大力量,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具有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遇到民族认同问题的挑战,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增强中国人民的文明自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重要价值,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习近平总书记极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积极总结、借鉴我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智慧。如民惟邦本、德主刑辅、任人唯贤、其命维新、以和为贵等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在治国理政中都有丰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治理实践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只有立足于国家民族发展进程,中华文明才能释放光辉;脱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会失去其光彩。因此,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长期、反复发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中具有现实意义的治理思想和具有时代价值的价值理念,有鉴别、有选择地继承与弘扬,并与时俱进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成为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是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自立自强是实现科技实力质的飞跃和系统能力提升的关键所在。然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还面临阻碍,如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充分,基础研究投入和研究能力不足,科技体制不能适应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人才培养和支持机制不够完善等。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是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部署,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要有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党中央的部署已经明确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的密切联系,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涵、重点和难点是什么?如何衡量评价?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探索。

提升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

当前,数字经济已深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已成为规模优势明显、产业布局领先的数字经济大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

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数字经济还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等问题。近期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相对较慢、数字鸿沟亟待弥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还需完善等四个方面的问题。近年来,党中央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部署,从提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到强调“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体现了数字经济从规模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也反映出提升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要。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紧布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新领域新赛道。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既面临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也有着我国发展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要求。针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板和不足,需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字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增强数字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弹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竞争力和持续性,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执笔:董惠敏】

责编:罗 婷/美编: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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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