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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数字化治理:成效与前瞻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摘 要:网络强国战略促进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社会治理提供互联技术和网络平台的支撑。审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数字化治理成效,是全面透视网络强国建设成就与经验的重要“窗口”。互联网基础设施赋能突发事件中“数字鸿沟”治理;网络传播技术赋能突发事件中“社会韧性”形塑;人工智能赋能突发事件中“数字身份”国家认证;数据技术赋能突发事件中“信息疫情”治理。

关键词:网络强国 重大突发事件 风险治理 数字赋能 社会韧性

中图分类号TP393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发展与治理,围绕网络强国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动我国网络强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当下,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数字基础设施持续增强公共连接功能,互联网“数字引擎”不断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魅力,网络互动平台充分发挥媒介化或中介化属性。

新冠肺炎是人类步入数字时代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新冠肺炎称作“数字化流行病”(Digidemic),即流行病深度嵌入一个全球化、数字化的世界,而流行病的风险治理也数字化了[1]。因此,审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数字化治理成效,是全面透视网络强国建设成就与经验的重要“窗口”。

基础设施赋能突发事件中“数字鸿沟”治理

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其使用环境也不断优化。2020年2月2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线上服务进一步加强湖北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倡导互联网企业整合、动员行业资源,为疫情防控提供人力、技术、物资等援助。在线会议、数字办公、云上运动、网络支付、网络购物、小区团菜、健康码、行程码、数字志愿者、共享文档等网络应用和服务层出不穷,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平台支撑。同时,网络新闻、即时通讯、搜索引擎等基础性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信息获取、娱乐休闲、互动交往、情感慰藉需求。

另外,我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加速发展,智能媒介的深度普及,网络接入与使用环境的持续优化,不断消解着基于城乡、年龄等要素的“数字鸿沟”,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针对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难问题,国家不断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信息无障碍与“数字适老化”服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0次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非网民规模为3.62亿,其中,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41.2%且以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为主。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较低、年龄因素和设备不足,限制了非网民的网络介入和使用,导致该群体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的数字便利。在国家层面,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11月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积极推动“适老”“惠老”智能技术规划与应用;在社会层面,一些社会组织,如北京“夕阳再晨”、上海“老小孩”等,通过授课和自组织学习等形式不断提升老年人的数字媒介应用能力;在家庭层面,“后喻文化”下的代际“数字反哺”不断促进老年人的数字融入。

针对城乡数字鸿沟问题,国家持续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赋能作用,加快构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数字经济体系和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数字治理体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50次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农村网民规模达2.9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其中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82.9%,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8.8%。2022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助力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数字化转型升级与农村电商发展,全面建设“数字乡村”。

传播技术赋能突发事件中“社会韧性”形塑

如果说韧性(Resilience)常常被用来描述主体遭遇外界风险、扰动时所具有的“抗压、恢复和持续发展能力”,那么,社会韧性是指“社会系统面对外界不确定性或扰动时恢复平衡状态的能力”[2]。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网络数字技术与传播基础结构赋能社会韧性的形塑——移动互联网与平台型媒体、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了“社会的结构性、各部分之间的连接性”,在社会结构遭遇冲击和破坏时避免“解组和崩溃”并“继续维系结构运行和发展”[3]。

在我国的“数字抗疫”实践中,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去中心化的数字赋权,社区的社交媒介通过线上与线下的互动,逐渐发展“多样的内生性社区自组织以建立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韧性”[4]。“数字志愿者”“小区团菜”“救命文档”等移动互联网应用,与国家防疫形成多元互补的“数字抗疫”新景观。另外,在城市社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地破除“信息孤岛”效应,修复智慧城市的社会连接;在乡村社会,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与“村村响”大喇叭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共在,呈现了多元在场的国家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社会的暂时性断裂并凸显了人类社会的脆弱性,大数据与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与电商平台等互联网基础设施则为风险社会、脆弱社会或断裂社会的风险抵御、恢复重建与调整适应赋能,形塑了“韧性中国”的风险治理主体形象,彰显了中国网络强国的社会连接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人工智能赋能突发事件中“数字身份”认证

网络技术的革新与进步,推动政府的风险治理从传统的“经验驱动”向新兴的“数据事实驱动”转变,形成风险社会的网络治理与数据治理思维。

“表格抗疫”是中国早期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使用的重要的健康认证方式,主要包括依托政府行政系统开展的自上而下的统计与依托社会网络开展的自下而上的登记两种形式。作为一种初级的健康认证方式,“表格抗疫”对于筛查健康者、感染者以及潜在感染者具有重要的信息价值,但也存在因低效、重复、遗漏或错误等导致的认证失灵的风险。依托于网络平台的健康码,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节提供了信息平台与数据保障,促进了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以及公共服务高效化。这主要是因为健康码的运行以国家认证为基础、以数字技术为手段。其中,国家认证(Identification)是指国家收集、确认与识别相关人、财、物、行、事的名称、位置、数量、流动方向、真假优劣等基本事实,进而建立并执行相应分类、规则、标准和规范的整个过程[5]。进一步地,以社会治理为导向的疫情监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位置定位等网络与通信技术,获取“可读化”、权威的“社会事实”并为风险识别提供“统一的规范”。

中国政府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合作的方式及灵活应用数字技术(人脸识别、健康码、大数据、算法等)赋能疫情防控的做法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如何将“健康码”从疫情防控时期的社会治理工具,迭代升级为后疫情时代提供数字公共服务的工具,是网络赋能国家治理的未来议题。

数据技术赋能突发事件中“信息疫情”治理

在一个互联互通的数字媒介时代,建设网络强国必须强化国家的信息治理能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潜在危害性以及反应滞后性等风险特征,“后真相时代”感性、情感与价值优先于理性、事实、真相的传播特点,以及公众对于不确定性风险的焦虑与恐慌,加剧了“信息疫情”(Infodemic)的形成。

与新冠肺炎疫情伴生的“信息疫情”现象,直接表现为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谣言、阴谋论与污名化信息,借助社交媒体与手机短信、明星与政客、短视频与图片等在全球互联网上迅速扩散,加剧了公众的恐慌并干扰了疫情防控。“信息疫情”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检视着网络强国战略在信息风险治理中的传播实践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从治理主体来看,除了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外,多形态的网络辟谣平台开展协同治理。2021年2月,多家地方辟谣平台与网站被纳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成员(合作)单位,共同建构联动辟谣体系;2021年3月,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共同打造的学习强国的“辟谣平台”频道上线;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构建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为依托的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制。其间,各大互联网平台大力开展事实核查与辟谣查证,开发了“较真平台”(腾讯新闻)、 “AI谣言粉碎机”(阿里巴巴)、“微博辟谣”(新浪)、 “鉴真辟谣”栏目(今日头条)、“谣言粉碎机”(果壳网)等辟谣应用及通道。其中,腾讯的谣言识别模型训练样本数量达百万级别,机器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3%。

从治理工具来看,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疫情”治理中也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大数据是疫情谣言机器识别训练的基础,人工智能技术主要运用于事实核查以及核查结果的传播[6]。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自治性、开放性、信息不可篡改、可追溯性等特征。凭借智能合约、分布式账本和共识机制等功能,区块链内部信任机制可以分析、追溯数字化媒体的图像及文字信息的最终来源及其发送者,精准识别信源失真信息,从源头上阻断谣言。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区块链被纳入“信息疫情”治理的技术架构中,服务于国家治理机制。

网络强国战略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构

网络强国战略加速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普惠性建设,推进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公共化、平台化和媒介化,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治理提供互联技术和网络平台的支撑,开辟了数字赋能路径。具体而言,移动互联网为风险治理提供基础设施,大数据为风险决策提供科学支撑,区块链为风险治理搭建核查路径,智慧城市增强了城市应对风险的社会韧性,平台出海提升风险治理的国际话语权。同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数字化治理实践,是检视网络强国建设成效的“试验田”,也见证了中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互构。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移动通信为基础的数字技术,不断消解互联网接入、使用的“数字鸿沟”,赋能突发事件中“社会韧性”形塑,提供风险治理的“数字身份”国家认证,为后真相时代的“信息疫情”治理提供了新路径。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既要建设强大的网络基础设施,又要加快技术、网络、应用、文化、安全、规制的建设,不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本文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升面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21&ZD317)资助;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任韵灵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江玮:《专访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新冠是一场数字化大流行病》,《财经》,2021年第5期,第51页。

[2]赵方杜、石阳阳:《社会韧性与风险治理》,《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8—19页。

[3]王思斌:《社会韧性与经济韧性的关系及建构》,《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3期,第5页。

[4]周向红、鲁明慧:《疫情防控视域下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演进韧性与技术嵌入》,《行政与法》,2021年第3期,第28—41页。

[5]欧树军著:《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4—15页。

[6]郭小平、陈启涵:《事实核查中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载王琼等主编《中国数据新闻发展报告(2020—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25—326页。

责编:罗 婷/美编:王嘉骐

Digital Governance of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in Terms of Effectiveness and Foresight:

Tak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as an Example

Guo Xiaoping

Abstract: The National Cyber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accele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providing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ies and network platforms for social governance of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Exa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governance of major public health risks and emergencies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reviewing the achievements of and experiences in building China into a country with strong cyber technology. The examination targets four types of the governance in question: Internet infrastructure-enabled governance of digital divide in emergencies, networ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enabled formation of social resilience in emergencies, IT-enabled national certification of digital identity in emergencies, and data technology-enabled governance of “information epidemic” in emergencies.

Keywords: a country with strong cyber technology; major emergencies; risk governance; digital empowerment; socia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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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