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孙应帅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时代，伴随全球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迭代加速，资本主义社会也发生诸多新变化，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仍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
新的时代，有挑战有机遇
第一，全球化时代科技与经济的迭代加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全球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迭代更新也在加速。
在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人类社会的生产力随之获得了巨大发展，产业革命也随之兴起，进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关系，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历经三次产业革命，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进入21世纪后，世界历史上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呼之欲出，人类社会即将由信息化时代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世界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国家之间、区域之间、集团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全球产业链体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都迎来了新一轮重塑的契机。
第二，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作用变迁。在前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因而能够以更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为依托，改变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对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天然需求，使其迫切需要扩大自由市场的规模和范围，在客观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早期，一方面，资产阶级借助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枪炮技术的科技优势，不惜通过圈地运动、侵略战争、炮舰外交、殖民掠夺、人口贩卖和鸦片贸易等“领土逻辑”，来扩展和瓜分世界市场。随后，资产阶级又借助资本扩张、金融霸权等“资本逻辑”，维护和拓展其统治的边界。经过数百年的扩张，资本主义使农村从属于城市，迫使“蒙昧的”国家和民族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和民族，从而逐步取得了其对世界的统治，并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弊端逐渐显现。许多国家开始采取保护关税、禁止性关税制度等垄断性经济制度，增加贸易壁垒、割裂世界市场，掀起逆全球化浪潮。在马克思看来，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极端形式，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这些垄断性的经济制度与封建君主在政治上的垄断相一致，阻碍了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将社会生产力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释放出了另一面。由于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人支配，社会化的劳动产品也被资本家私人占有，这样，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且这一基本矛盾无法由资本主义自身加以消除。这成为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问题频出的根源，也是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由推动力量变为桎梏的根源，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经济全球化形成了阻碍。
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为了维系其统治，在制度和手段上进行了许多变革，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垂死性，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诸多新变化，例如公司帝国主义、赌场资本主义、景观资本主义等。但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变化，发展到了哪个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仍然存在，其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规律仍然存在，因而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制竞争中，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仍然存在。
第三，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虽然是冷战结束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是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却早已被马克思主义所预见。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资本主义拓展自由市场至一战前的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等原始方式，基本瓜分了世界市场，建立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二是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在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风起云涌，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三是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阶段。各国相互交流、联系和依存大幅加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制关系在竞争中发展演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演进使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仍然存在，资本主义为了转嫁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缓解国内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不惜采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策略，甚至在局部地区使用武力与和平演变、阴谋颠覆等手段，维系全球霸权。这使得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同时，又由于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使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人类面临的风险挑战加剧。
然而，历史大势中蕴含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无法阻止但可以认识、顺应和运用客观历史规律。“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未来各国人民进一步加强相互交流、联系和依存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通过开放合作增强国际经贸活力，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增强世界经济动能，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创造条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
新的理论，有难题有创新
第一，经济基础和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在每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之后，社会生产力都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世界经济总量显著增长，经济全球化进程也获得了进一步推进。然而，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使发展的成果为人类所共享。资本主义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由于占有工厂、矿山、机器设备、土地等生产资料，资产阶级通过僱佣劳动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从而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者、财富拥有者和统治阶级。
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资产阶级只在意维护少数人的财富和利益，导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全球发展赤字也因为南北差距、贫富分化、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问题而更加突出。从全球经济格局的长期趋势来看，经济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从自下而上的思潮变成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过往“在追求效率下陆续形成的全球供应链未来会受到安全因素的影响和推动，呈现出多元化、短链化、急剧化等新的趋势”。这种全球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显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
第二，社会结构和历史主体发生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长期占据主要的和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必然导致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因为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壮大，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才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主体和阶级力量。
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没有导致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恰恰相反，因为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固化不但没有因为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更为严重的是，全球“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正在叠加，财富加速向极富阶层集中”，这导致财富鸿沟越来越大，世界似乎正在倒退回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所描述的“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伴随全球财富鸿沟和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全球社会结构的裂变不断加剧，不同阶层、族群及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对立不断加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矛盾竞争不断升级。当贫富差距扩大到两极分化的状态时，社会结构就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阶级对立将再次简单化和两极化，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极化政治将再次重现。
曾经有一段时期，在二战之后资本主义整体进入繁荣发展的周期之际，由于无产阶级的持续斗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作出的改善劳工生产、生活条件，保证劳工集会、结社、示威、选举等政治权益的让步，使无产阶级的地位和状况获得了很大改善。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学往往只看到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则更加注重人的关系，反映在生产关系背后的实质也是人与人的关系。信息社会中机器人或人工智能在物的关系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从繁重和低端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并没有摆脱人对机器和人工智能的管理和操控，也没有摆脱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对受雇人的劳动的占有和剥削。将知识分子等脑力劳动者与工人阶级相分离也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起初是分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由于“资产阶级占有物质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就必然会竭力为其服务”。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必然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因此，知识分子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只能属于或不属于工人阶级。至于公司雇员、脑力劳动的工薪阶层和自由职业者所带来的临时化、分散化、碎片化的状态，并不影响其在雇佣关系中受到资本家剥削的实质，因而并不影响其无产者的身份。只要在先进的政党领导下，临时化、分散化、碎片化的无产者就能够重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担负起无产阶级解放自身和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第三，基本原理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其遵从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曾经点明，他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拥有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是英国。因此，马克思的研究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可见，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分析和把握时，要把握其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否则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在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的合力”中，每一参与因素和细节的变化，又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对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因此，在判断经济全球化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趋势时，必须将一些百年变局中的新变量考虑进去。
近年来，全球变暖、极端天气等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波及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新变量，也表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和挑战日益突出。此外，疫情的持续蔓延也极大改变了世界秩序、影响了世界经济复苏，对人类社会的普遍联系和交往方式变革提出了新课题。而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支撑经济全球化时代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并有力回应时代的新课题，人们迫切要求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这些全球以及各国各民族共同面对的时代新危机新挑战，既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落后性，也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课题。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总体演变趋势的科学判断，也需要根据新的变量、新的实际说些新话，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和方式，已成为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普遍共识。
新的实践，有低谷有新潮
第一，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产生新变量。实践证明，每当无产阶级力量壮大到被资产阶级视为一种威胁时，资产阶级就会改变或破坏法律，践踏选举。可见，认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不可能消除的本质，根据具体实际和斗争条件做好两手准备，既不放弃暴力革命的手段、又会运用合法斗争的手段，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斗争方式。人民群众在议会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就通过街头政治来表达诉求。例如，2011年美国民众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法国民众发起“黑夜站立”运动，2018年法国爆发“黄马甲”运动，2020年美国警察因暴力执法致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再次引发了席卷美国和西方世界的“黑命贵”运动，种种事件均反映出西方社会种族关系的世代偏见和阶级关系的跃迁鸿沟。资本主义世界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群众性社会运动，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反思的民主实践，再次展现出人民群众的历史力量。
当然，经济全球化时代和后现代社会的发展也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式带来了新变量。老龄化、少子化、原子化正在影响社会变革的运动活力。联合国相关报告显示，世界人口增长率自1950年以来，在2020年首次降至1%以下。这表明，全球都出现了因人口增长率下降而带来的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加上有的年轻人沉迷网络、热衷网络社交和元宇宙虚拟生存，导致社会活力减低，以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原子人和无缘社会等后现代问题，都使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发生变化，影响了对组织性要求较高的社会运动发展，和青年参与度要求较高的社会变革活力。
第二，建设道路和国际联合产生新探索。列宁在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但是这种探索由于战争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进行彻底。在此后的长期社会主义实践中，苏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以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主要经济特征的，比较固定的制度、体制和方针、政策。这是苏联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苏联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符合当时苏联的国情，并使苏联的社会生产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快速发展，成为能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长期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苏联的国情和具体实际并不等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和具体实际，也不应通用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道路。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存续期间以大党、老子党自居，强硬推行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不断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引起了诸多争端和论战。在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些弊端后，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普遍认识到，“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随时随地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本国本党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才能把理论变为现实。此后，尝试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普遍潮流。
“走自己的路”，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百余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通过走自己的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取得了世所瞩目的巨大成功。如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已成为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与左翼力量的共同选择。
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在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曾是困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难题。列宁曾经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主张推动发展商品经济，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即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在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也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通过探索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水平相适应，是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际关系领域，自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1956年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解散之后，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经历了曲折历程。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处理好这种党际关系，加之苏东剧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或被取缔、或被削弱、或被迫改名或重组，致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翼力量碎片化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随着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力量重新认识到社会主义力量国际联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呼吁建立一个加强国际联合与团结的平台。与此同时，一些处于非执政地位的共产党还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现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浪潮，积极参与反对霸权政治、反对野蛮资本主义的新兴社会运动。中国共产党主张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等，表明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及马克思主义政党一道，共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探索和实践，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扩大世界左翼统一战线，争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优势和新发展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进程中，“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将给世界上正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提供有益借鉴，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科学解答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和实践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诸如：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和发展目标理论；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展了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理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等等。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鲜明时代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全面发展，极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加深刻和成熟，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而且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新奋起提供了思想指引。
当然，在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中，仍不免出现困难和挑战。资本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正想方设法地维护自身的世界统治。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也因为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集团政治和地区冲突等因素而不断增加着变量。然而，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它符合历史规律，并不会因为偶然因素和一时变量而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洞悉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跟上时代潮流”。从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看，“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总之，尽管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世界经济经历严重衰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愈演愈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也不可能逆转”。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也将始终“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在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上，“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才能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始终把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主动，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才能切实推进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新奋起。
【注：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A”类大型学科奠基性项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2020MYYA02）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