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是一个深刻而厚重的人文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文化是孕育中华精神文明的脐带，没有地方性的中国，便算不上真正的中国。千百年来，正是不同的地方文化交流碰撞，才汇聚成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大河。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西湖如此，任何一个地方也多如此。一个地方文化的灿烂和丰厚，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这个地方是否有名人作为标识，如果没有相应的名人作支撑，它的魅力也就无从体现。
30部《人物芷江》传记作品的全部完成，是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一个湘西小城芷江，能够集地域人文之力和捉襟见肘的财力，做出这一壮举，在我国2000多个县里是很鲜见的。可以说，这是在新世纪、新时代文学背景下，地域人物传记文学创作方面，凸现出来的“芷江现象”。
深厚的人文禀赋，为“芷江现象”的凸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芷江，一个芳香诗意的地方。她因屈原《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而名，亦有古籍《方舆胜览》“氵舞水两岸多生杜衡白芷，故曰芷江”的记载。两千年来，这里以古沅州之地十五次设立州、府、路、道、专区等行政建制。清乾隆元年，古沅州升州为府，沅州古城因屈原诗句更名“芷江”附郭。从“无阳”到“沅州”再到“芷江”，古城便一直以“滇黔门户，全楚咽喉”而称誉四方。
芷江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在这片宛若天堂般明净的青山绿水中，产生了无数流传千古的绝句华章。虽然时空的流动可以改变一切甚至湮没一切，但它湮没不了文明也改变不了历史，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世世代代依山傍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黎民百姓，承载并演绎了这一方水土的历史人文。
透过历史的烟云，翻开尘封的史书，从《沅州府志》《芷江县志》里，一个个散发出墨香的文字，宛如一粒粒蝌蚪幻化成可读可感的镜像。千百年来，一大批或生长于斯、或游历于斯，在芷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斑驳印记的各色人物，一个个鲜活而各有个性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他们是——屈大夫行吟沅水流域，王昌龄送客玉壶冰心，王守仁贬经沅州花山题咏，林则徐赴任西南滇轺纪程，熊希龄蟾宫折桂总理国政，沈从文公馆苦读文学奠基……他们以各自的轨迹划过璀璨星空，却不约而同在芷江其地交集成一个永远恒定的历史坐标。
从这些光彩四射的人群里，还走出了政坛铁汉学林巨擘的薛瑄，五省都督的张岳，一代名僧宽云、释浑融，长江七省水师都督李成谋，沅州知府朱其懿，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学济，芷江特支书记唐伯庚，抗日名将杨伯涛，三辞“高官”的王一知，世界和平使者李风白……
深厚的人文禀赋，是芷江地方人物传记文学创作出现“芷江现象”的基础和前提。大型人物传记《人物芷江》丛书，在芷江灿若星河的上百名人物中，选出30位具有内在强大生命力，虽历经磨难，饱受沧桑却始终掌握自己的命运，以顽强意志竭尽全力使自己成为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他们成功、成名的背后，都有着不同凡响的人生。这些特异的人生都体现着一种共同的奋发向上、敢为人先的精神，这种精神或许是芷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魂魄，这种精神也是今人乃至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芷江作家群的形成，为“芷江现象”凸现贮备了传记人才
大型人物传记的整理出版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它的艰巨性，不只体现在工程量大、延续时间长，还需要一大批热爱传记文学创作且有一定文学功底的传记作家。
经过上世纪末20年和新世纪初，前后近40年的努力，芷江文学艰难前行，“芷江作家群”逐渐形成，出现了一批热衷于地方人物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和作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芷江县文联以《明山文艺》文学刊物为阵地，聚集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文联经常开展文学采风、文学讲座，作品改稿班，举办各种文学体裁征文大赛；县文化馆的文学专干，深入乡村街道，常常同文学青年交朋友，聊生活谈创作；芷江文学社团在县文联的指导下，与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如芷江师范文学社创办的《涉江》，岩桥中学文学社创办的《青青草》，芷江职业中专学校文学社创办的《芷草》，晓坪中学文学社创办的《芳芷》，还有碧涌中学、新店坪中学、罗旧中学都成立了文学社团和创办了内部文学刊物，就连地处很偏远乡镇的大洪山乡文化站，一群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也成立了山溪文学社，创办了《山溪》刊物。这些刊物和阵地极大鼓舞了一大批芷江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促进了芷江文学的长足发展。
一个作家的成长离不开他脚下的土地。芷江浓厚的文学氛围，文学刊物、文学社团、文学活动的兴旺，使之成为培养作家的沃土。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芷江便悄然崛起了一股新生文学力量，经过三十多年的发酵和积淀，“芷江作家群”逐渐形成。目前，“芷江作家群”人数众多，单从数字来看，就可谓人才济济。
近40万人口的地方就拥有中国作协会员4人（含芷江籍）、省级作协会员20人，县市作协会员近百人。多年来，作家们潜心创作，默默耕耘，低调沉稳，不事张扬。“芷江作家群”已经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地方人物传记创作贮备了文学人才，为“芷江现象”的凸现打下了人才基础。
作家的文学使命，为“芷江现象”的凸现提供了不懈动力
一个土生土长的芷江人，如果能自觉地接受本土历史文化、名人文化的熏陶，那么获得前人的营养就多，在一种使命感的驱使下，各自在所处的时代实现应有的作为，这种“作为”，自然有机地成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和作家的文学使命，组织者在芷江侗族自治县原人大主任唐成云的带领下，组织本域作家对具有两千余年人文历史积淀的芷江进行深度挖掘，在100余位人物中选择了30名传主传记，完成了600余万文字的大型地方人物传记《人物芷江》的整理出版工作。
丛书传主，自明朝到新中国，共有30人、共30部。明朝有《政坛铁汉、学林巨擘－－薛瑄》《五省都督－－张岳》《一代名师－马明山》《一代名僧与一座名桥－－宽云》；清朝有《一代奇僧－－释浑融》《长江七省水师都督－－李成谋》《清廉御史－－张谦》《沅州知府－－朱其懿》；民国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芷江特支书记－－唐伯庚》《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学济》《传奇中将－—杨毓棻》《毁誉参半的海军中将－－尹建安》《命途多舛的将军－－张嗣基》《沉浮的民国将军——张鼎铭》《北伐军长——刘廷汉》《乱世湘西王——杨永清》《痴情教育－－刘国一》《民国实业家－－邱昌蕃》《民国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芷江抗战机场总工程师－－林泽群》；新中国有《遗恨百年的初恋－－沈从文》《抗日名将——杨伯涛》《为和平而战的飞虎将军－－陈纳德》《湖南大学校长－－杨茂杰》《世界和平使者——李风白》《酱园骄子——舒万龄》《雕塑大师－－雷宜锌》《中西合璧艺术典范－－钱德湘》等。
丛书的整理出版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它的艰巨性，一是体现在工程量大。丛书是对芷江历史人物的群体再现及撰述，编写要有纵向性，以时间为“经”从古到今；又要有横向性，撰写不同领域内的人物生平，写作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二是体现在延续时间长。丛书经过了繁复的程序，包括动议、挑选（一是挑选传主、二是挑选撰者）、编写、修改、审定、资金筹措、出版等一系列程序，丛书前前后后共花了近十年的时间。
丛书传主选取坚持地域性、时间性、典型性的标准。一是在县志中选择资料易于查寻的传主；二是生于芷江，或在芷江任职、生活多年，且在不同领域作出贡献，有较大影响，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个别除外）的传主。
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了二个原则。一是写实性原则。要求传记作者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撰写传主的一生；二是坚持了通俗性原则。本套丛书的受众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要求作者尽量照顾到文化结构的不同，采取叙事的手法写作。整体看来，丛书大致分为评传类和叙传类，叙传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丛书体例的选取坚持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
《人物芷江》丛书这项文化工程，是智慧的结晶、是奉献的结晶，更是作家的文学使命的结晶。
历史和现实价值，为“芷江现象”的凸现展示了无穷魅力
《人物芷江》丛书的编写及出版历时近十年，随着各册传记相继出版，好评如潮，社会各界从不同视角给予这套大型人物传记丛书客观公正的评价。
人物传记是通过对人物的生平、生活、精神等领域进行系统描述、介绍的一种文学作品形式，作品要求“真、信、活”，以达到对人物特征和深层精神的表达和反映。《人物芷江》丛书与众多的传记书籍一样，表现了人物传记其鲜明的特点：一是它记录和反映了历史。从传主的个人生活史、事业史、生命史，从一个又一个生动侧面折射了芷江社会、民族及国家的历史进程；二是它具有人格的引导意义。通过传主的人格魅力，引导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向着人格的高标准看齐。
地方人物志书，包括族谱中的人物传记，有大量中下层官吏、将士的记载。因为职务较低，他们很难进入朝廷的史书、总集。但这些中下层官吏直接处理地方行政、财税事务，中下层将士亲历各重要战役，他们的传记中往往保存了珍贵的社会史料和军事史料，有正史所难以代替的作用。《人物芷江》丛书中的很多人物，尽管他们职位较低，但还是有很多的官员注重发展生产、关心人民疾苦、司法公正、打击邪恶、抵制陋习，是百姓心中的清官，却又不为那个时代所容，所以大多命运都比较悲凉。用文学的方式反映地方官员、将士的这些普遍现象，有助于做好当今干部的考核、监督和选拔工作，同时也提醒那些优秀干部要注意自我保护，这也是《人物芷江》丛书给予人们有益的启示。
《人物芷江》丛书的完成，给以后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编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丛书的传主分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利于对丛书进行纵向的历史考察，也有助于读者群对某一地域或者某一领域的人物有个时间和空间上的认识。
这部丛书是对芷江地域历史人物的群体呈现和历史评价，代表这一地区的文化价值，因此具有很大的社会文化价值。历史都是复杂的，人物传记的写作很难做到完美无缺，《人物芷江》这部丛书，也不例外，还存在很多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憾。但纵观这部丛书，编委和撰者们都努力体现了区域文化的特殊性与华夏文明整体性的和谐结合。
《人物芷江》丛书这项文化工程，是“芷江文化工程”中，“历史芷江、文化芷江、文物芷江、人物芷江”四大块中关于“人”的重要部分，它对文化兴县建设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文化界的地域文化研究也将是有力的推动。
（作者：田均权，系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作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