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匡 瑛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导，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职教教材政策研究）研究员
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对掌握复杂技术知识的高技能人才提出了迫切需求。但现实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匮乏已成为新常态下制约我国竞争力提升和产业转型发展的主要瓶颈。从我国就业和经济发展需求来看，现有技能人才的结构与质量存在明显的技能错配现象。2022年3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出台《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将此前的“五级”技能等级延伸和发展为“八级”，形成了由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新八级工” 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进一步畅通了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错配与迭代夹击：我国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的现实状况
技能错配（skill mismatch）：我国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核心症结。当前，我国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出现了明显的“双荒”现象：既存在制造业一线工人的“普工荒”现象，又出现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旺盛的“技工荒”现象，高技能劳动者占总量的比重偏低。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技能人员用人需求缺口较大，各技术等级或者专业技术职称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其中，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技能求人倍率较大，分别为2.18、2.17、2.12和2.1。现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很难完全胜任现代化岗位的需要，高技能劳动者在数量总体不足的同时还存在劳动力技能的层次错配、类型错配等一系列问题。
就技能错配来看，一般分为三种：技能过度（over skilling）、技能不足（under skilling）（含技能短缺skill shortages和技能过时skill obsolescence）和领域错配(domain mismatch)。当员工所拥有的技能高于工作需要时，称为技能过度；当员工拥有的技能低于工作需要的平均技能水平时，称为技能不足；当技能人才供给与产业人才需要领域错位时，称为领域错配。这三种情况在我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并直接影响了我国技术技能人才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如有研究表明，某省产业结构与高等职业教育结构极高隶属度为0.2257，高度适应隶属度为0.2334，中度适应隶属度为0.2475，轻度隶属度为0.1428，说明属于中度适应；装备制造大类的招生比率与该省智能制造的产业结构并不匹配。技能错配会给个人、用人单位以及国家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还有研究表明，技能错配会导致低工资、低满意度，也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员工的离职率。对国家社会而言，技能错配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减缓GDP的增长。
技能迭代：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提出新挑战。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逐步跨界融合，人类社会正向智能化时代迈进。多种高端技术被运用于实体经济和生活领域，赋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竞争趋势下，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尤其是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家的FDI对中国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仍将持续。并且考虑到现阶段工业化过程中，资本深化与高技能工人就业之间的互补关系，中国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势必更加明显。参与全球价值链将会增加高技能工人的就业比例，特别是在当前价值链不断升级的态势下，这种增长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在智能化背景下，新旧动能转换推动我国产业升级，产业发展趋势从劳动力密集型的粗放式、低端化向技术密集型的集约式、高端化方向转变，主流生产方式由“大规模生产”变革为“定制化生产”“柔性化生产”。智能化时代生产方式的这种巨大转变促使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规格与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才需求的变化致使社会对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提出新要求。职业教育要进一步提升适应性和服务能力。在一些工作任务相对简单和结构化的岗位，智能化生产系统将逐渐取代人工劳力。但是“机器上岗”并不意味着“人类下岗”，许多人类才能胜任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这些岗位大多呈现出复杂性、团队协作性和多工种复合性的特点。可见，技术替代迫使传统从事规则性、体力劳动的劳动者进入非规则性、智能劳动领域。这将对劳动力的能力结构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并引发新一轮劳动技能迭代。
在产业和技术双重变革的浪潮下，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路径不再仅依靠生产流程前端的关键原理或规律的突破，而更趋向后端的、靠近产业化的渐进性创新。这意味着创新不再仅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事情，生产链上的每一个人都在从事创造性、研究性工作。因此，要助推我国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凸显人相较于机器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性，技能人才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操作技能，还需要具备创新素质。技能人才所需的创新素质是指能通过吸收、改进、优化现有的技术和工艺，将在生产一线的实践探索和经验转化为实体产品或服务于实际应用，最终实现产品迭代和服务升级。
在智能化时代，工作组织形式将逐步转型为扁平化、网络型工作体系，工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工作内容去分工化程度加深，生产方式从标准化规模生产向个性化精细生产转变。这对从业人员的能力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更高”集中体现为工作过程的复杂程度、劳动的创新程度、技术的精准程度、领域的复合程度的大幅提升。要满足上述更高要求，需要高阶能力作为支撑。高阶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概念。在智能化时代，高阶能力具有的跨界性、普适性和通用性，是人工智能在短期内无法模仿或替代的能力，主要涵盖了判断整合能力、分析决策能力、统筹管理能力、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多维迁移能力、跨界思考能力等。具备高阶能力的技能人才可以灵活地分析、转换、运用已有知识和技能，应对日益复杂的工作情境和各种突发问题。因此，智能化背景下劳动技能迭代朝向创新素质和高阶能力的进一步提高，高技能创新型人才已成为智能化时代亟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内外受限：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的实践痛点
观念桎梏：“重学历、轻技能”的传统观念尚未彻底改变。当前，社会民众普遍出现教育焦虑，即使在《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后，也仍有余存。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修订）（简称“新《职业教育法》”）出台伊始，网络上就开始流传“取消普职分流”的谣言。事实上，新《职业教育法》中没有在任何一处出现该表述，而是把原先的“普职分流”改为了“普职协调发展”。可见，这种误读实际上反映了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即广大人民群众对技术技能学习的不认可，适龄学生对技术技能职业选择意愿不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远远不够。事实上，其根源在于人们受“重学历、轻技能”的传统观念影响。这一观念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科学人才观”的提出在逐步淡化，但普遍意义上仍未彻底改观，且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人们的选择。
体系待完善：技术技能人才培育制度仍需一体化设计和深化落地。根据分配理论（assignment theory），教育错配与技能错配是密切相关的。从源头探究我国劳动力技能供需错配的原因，在于教育链与产业链衔接不畅，现有教育供给难以培养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高技能人才。办学层次的局限使其难以充分承担起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任，也难以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的一体化培育。一些企业为了填补人才空缺，通常选择提拔高职高专毕业生中的优秀人才。但是，此番人才供给的效率和速度依然难以满足智能化席卷而来的潮流。近期，我国职业教育开始稳步发展职业本科，目前全国已有32所职业本科高校。可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是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的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不仅仅在学校场域，更为重要的是在工作场所的学习。学校职业教育只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毛坯”，工作场所学习才能造就高技能人才。很显然，这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独特规律，即“毛坯+岗位成才”。然而，就目前而言，职前的“毛坯”培养阶段与职后的岗位成才阶段，无论是标准、课程、教学还是评价、成果认定等都未能有效对接。因此，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必须一体化设计。另外，就职业院校教育本身而言，虽然重视对人才高水平专业技能和职业能力的培养，但依然缺乏对其高阶能力和创新素质的培育，这与技能迭代所需要的高技能人才仍有距离。
成长受限：技术技能劳动者的社会认可度和支撑力度不够。过去几十年中，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及产品附加值提升，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有所下降，而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上升。我国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上升速度相对快于低技能劳动者，也就是说，高技能劳动力本身的人力资本收益随着技术发展而进一步提高了。尽管如此，社会外部环境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认可度较低和成长缺乏支撑仍然造成了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缺乏。一方面，2013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推进职业资格“放管服”改革，分七批取消70%以上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并组织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主要分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五个等级。但是由于当时技能等级（岗位）设置不健全，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在纵向晋升上存在“天花板”。另一方面，职业技能水平与使用待遇难以有效结合，致使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水平不高，相关岗位吸引力不强。与此同时，在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招聘过程中，各地或多或少都存在对技术技能人才因学历不高而产生的就业歧视。概言之，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因其内部培育的观念体系障碍和外部保障制度的力度不够，而被置于社会各类人才发展中的弱势处境。
可能出路：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的破局之策
破除“人才层次论”，建立崇尚技能的社会风尚。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大量从事科学研究、工程规划的人才，也需要大量从事一线操作和管理的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劳动也是专业性劳动，应当受到同样的尊重。要从思想上破除“人才层次论”，树立技能宝贵的观念。加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积极借助融媒体宣传技术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先进事迹和重要贡献，大力弘扬尊重技能、崇尚技能、学习技能的社会风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早在2012年便提出技能发展战略，明确“更好的技能—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的战略愿景，将技能、工作与生活从不同层面紧密联系在一起。
聚焦通盘设计，构建一体化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构建开放融通的高质量教育体系，通过课程的模块化设计，构建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相互融通的内在机制，形成一体化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当前，时代发展、经济转型、产业重构、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各国竞争力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内外部条件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这些变化促使我们必须按照职业教育的规律办职业教育，突破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转向服务国家、服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大逻辑，构建并完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纵向贯通是坚持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补齐学校职业教育体系短板，实现不同层次职业学校的纵向衔接；横向融通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资格互认“立交桥”，实现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社会培训的转换衔接、开放互认、协调融合，从而提供灵活多样的人才培养路径，满足经济社会对多样化、职业型人才供给的需要。
在我国，学校职业教育体系是技能社会的支柱。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要坚持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保障学校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与质量的稳步提升。充分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基础功能；以“双高计划”为着力点，提升职业专科教育的办学质量；以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建设为突破口，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明确各级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精准对接机制，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与此同时，继续加强职后培训。加强职业分类体系和职业能力标准建设，提升其科学水平。基于这些标准，充分利用企业技能形成的优势，推进技能内部形成制度。一方面推动深度产教融合，打造企业大学典范；另一方面激励企业供给技术技能培训，依据新《职业教育法》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实现技术技能的职前职后一体化培育。
构建制度框架，推进具有社会公信力的评价体系建设。构建国家资历框架制度，通过在技能等级与职称等级之间建立对等关系，保障技术技能学习成果的社会价值，激发学习者学习技能、苦练技能的愿望。加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持力度，切实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继续增设高技能人才高级别奖励项目，构建制度化的高技能人才社会荣誉体系。完善高技能人才认定标准，扩大享受待遇人员的范围。比如，可以充分吸纳高技能人才在工会、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中兼任职务，积极推荐高技能人才作为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团代会代表等的人选。优化技术技能人才在购（租）住房、落户、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公务员招考、大学生村官选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等领域的待遇。
精准对接需求，搭建专业化的人才需求发布平台。建立专业化的产业人才需求研究机构和发布平台，开发系统、准确反映产业人才需求的权威数据库，科学引导技能学习，促进技术技能培养与产业人才需求更为精准地对接，逐步形成社会技能需求精准反馈机制，使社会技能缺口能够得到及时发现和弥补，提升社会技能需求响应能力。要突出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战略需求，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与布局，扩大国计民生重点领域技术技能人才有效供给。
概言之，一个国家的技术技能传承、迭代与积累直接决定了该国的基本国力。《意见》的出台和实施无疑是大事也是好事，为下一步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奠定了必要的制度基础，也为2035年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选择并长期坚守技术技能岗位，这个目标才能得以实现，而这个过程将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