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但是科学家传播科学的独特优势与目标是什么，并没有得到清晰阐述。从科学哲学与认知科学对知识、信任与行动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结果出发，分析认识论信任在科学传播中的重要性，可以发现，科学家的独特性在于可以传播科学研究的真实而完整的认识论过程，建立对话来促进公众对科学的认识论信任。与此同时，通过参与式科学与传播研究的新方式，还可以实现科学家与公众彼此都在认识论上受益。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在政策、体制和传播技巧等方面的具体操作，可以从建立认识论信任和受益的不同目标、结合传播的具体场景来有针对性地展开，推动传播者与受众的社会交互与资源整合。
【关键词】科学家 认识论信任 科学教育 科学传播学 科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4.009
【作者简介】朱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实践哲学、公众理解科学。主要著作有《中国经典医学的身体观与认知特征》等。姜雪峰，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2020年上海市科普贡献一等奖获得者。研究方向为有机合成化学。主要著作有《Sulfur Chemistry》等。
全球共同面临的气候、环境、健康等挑战，以及数字化时代中的虚假信息、信任危机等问题，将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摆在了异常突出的位置。一些科学类期刊也开始强烈呼吁采取相应措施来为科学家辩护（The Lancet editorial, 2022）。疫情期间，相比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我国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大幅度提升，提升度超过10%（Wellcome global monitor, 2021）。我国政府和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在公共卫生治理成效上体现出明显优势：一方面，科学家传播科学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另一方面，科学家传播科学在全球范围内均面临着挑战，“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Thorp, H. H., 2021）。针对这些困难，不少研究讨论了影响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意愿和动力因素，如政策和体制上的激励（王大鹏、贾鹤鹏，2017），科学家同行与所在机构对科学传播的认同度（金兼斌、吴欧、楚亚杰、林成龙、张雪，2018），传播资源与传播能力（Merino, N. S. and Navarro, D. H. T., 2019），等等。但是，为什么科学家要参与科学传播，或者科学家传播科学的独特优势与目标是什么，并没有得到清晰地阐述。目前虽有调查描述了科学家与科学传播研究者之间的区别（Yuan, S.; Besley, J. C. and Dudo, A., 2019），也有研究揭示出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目标过于模糊（Thorp, H. H., 2021），但尚未有研究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从知识缺失模型或者义务论出发，认为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于公共财政、要获得公众支持（John, S., 2018）等观点，并没有涉及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在认识论上的重要性，缺乏对科学家参与传播本质的深入考察。为此，本文将从科学哲学与认知科学对知识、信任与行动研究的理论框架出发，首先，分析认识论信任在科学传播中的重要性；其次，讨论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独特性在于传播科学研究的真实而完整的过程、建立对话来促进公众对科学的认识论信任，与此同时，通过参与式科学这种新的科学传播形式还可以实现科学家与公众彼此都在认识论上受益；最后，本文从认识论信任和受益出发，提出促进科学家传播科学在政策、体制和传播技巧等方面的具体操作，可以从实现认识论信任和受益的不同目标、结合科学传播的具体场景来有针对性地展开，促进传播者与受众的社会交互与资源整合。
从知识、社会信任到认识论信任
个体的知识、信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科学传播领域具有高度优先性的研究主题。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公众对科学共识的接受与否，与个体知识的多少呈现出微弱相关性，个体会根据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与个人价值来对科学共识进行再阐释。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弱相关性，成为科学传播领域的悖论；另一方面，科学传播领域主流的理论——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认为，公众在知识上是缺失的，所以要向公众传播科学。该模型虽然受到质疑，但它不仅依然在传播实践中盛行，还有回归之势（Suldovsky, B., 2016）。科学传播的实践在处理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时出现了理论真空，为科学传播带来了挑战。
今天的公众越来越多地需要在面对与科学有关的争议时作出个人决定，与健康和环境科学有关的一系列争论都说明：公众看起来非常了解科学和技术相关的风险，而实际上却有相当比例的公众不接受科学家的共识。因此，当我们将科学传播的重任交给科学家，科学家也认为自己能够在与科学相关的社会争议问题解决上发挥重要作用时（Besley, J. C. and Nisbet, M. C., 2013），却忽略了公众的知识与行动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已有的科学传播理论在面对实践时的悖论。科学家是知识的生产者，所以科学家要传播科学、同时获得公众支持，这样的推理并不足以为科学家传播科学的重要性进行辩护。
除去传播知识，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是否能够成为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必要性的理由呢？有研究认为，因为公众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科学家处于科学传播的核心位置（Yuan, S.; Besley, J. C. and Dudo, A., 2019）。这类观点不仅混淆了社会信任与认识论信任，还忽略了社会争议已经让科学时而面临信任危机。相反，科学家传播科学的目标是为了建立公众的认识论信任，而不仅仅是社会信任。进而，公众要信任科学的原因，不是因为科学家不断发现新的理论定律，或者基于科学的技术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而是因为科学共同体在发现理论和定律的过程中，不断地通过质疑和寻找证据而形成共识，科学家探究与共识达成的过程和方式让他们能够成为值得公众信任的认识论权威。如果仅仅因为公众信任科学家，所以科学家要参与科学传播，这样的推论其实是陷入了循环论证与前提错误谬误。
科学传播中存在悖论的背后，潜藏的是认知劳动分工的问题。作为科学外行的公众，与科学家在知识背景、推理和判断方式上存在认知劳动上的分工，科学外行要理解科学并作出理性决策，并不需要（也很难）拥有和科学家一样的知识，而是应该相信科学家在认识论上的权威（Kere, A., 2018）。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仅仅是社会信任，是通过媒体宣传而建立的社会信任，或是通过直觉或情感建立的信任，而不是基于理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基础之上而建立的认识论信任，则可能会走向伪科学或者对科学误解的一端。因为社会信任是建立在社会适应性的信念之上，个体会为了寻求有归属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而建立社会信任（Williams, D., 2019）。但是，这种信任并没有经过知识的辩护，不够稳固，在认识论上会存在偏见。例如，关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已有的对认知过程的计算机模拟发现，当科学家、拒斥气候变化者与公众都形成了理性信念后，一旦有与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相悖的声音出现时，随着时间推移，科学共同体并不会改变气候变化的共识，但是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接受会出现极化，而认识论上不存在偏见的自主体依然选择相信科学共识（Lewandowsky, S.; Pilditch, T. D. and Madsen, J. K. et al., 2019）。这说明，公众形成自己的认识论标准进而作出判断，比仅仅依赖于社会信任，要更加理性和稳固。公众对进化论等问题的接受和理解，同样也说明了认识论信任的重要性。身份认知认同、媒体覆盖、社会文化、反智主义等各种因素确实会影响公众在面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时作出判断，但是，个体的认识论标准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即在理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基础上建立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理解科学家为什么是认识论上的权威，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将社会信任转变成认识论信任，才会有助于公众面对争议时作出理性判断（朱晶，2020）。
总之，促进公众建立对科学在认识论上的信任，而不仅仅是传递知识，或是将科学行话变成通俗的语言，才能够解决知识与行动之间的矛盾，解决科学传播中出现的悖论。在建立公众的认识论信任这一点上，科学家可以位于科学传播的核心。
参与式理解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过程
既然建立公众对科学在认识论上的信任如此重要，那为什么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能够实现这种目标？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因为理解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过程，传递真实而非虚拟建构的理想化过程，才有助于建立这种信任；另一方面，因为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双向度的对话，而不是单向度的接受，能够更好地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从基于缺失模型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向公众参与式的传播。科学家是科学研究过程的亲历者与践行者，在传递真实的研究过程和公众建立深度对话方面，具有天然的专业优势与责任。
在厘清了公众与科学家在认知劳动上存在分工，以及公众的知识背景和推理方式与科学家存在的区别后，科学家传播科学的目的和方式就变得更加清晰了，即让公众意识到为什么要相信科学，是因为科学在认识论上的权威是通过科学研究的整个认识论过程来获得担保的（Oreskes, N., 2019）。这些包括：科学研究通过多种方法来获得证据、并根据证据作出推理和判断，科学共同体通过理性质疑和论证来达成共识，科学研究过程要公开、透明并接受检验来不断追求客观性，科学共同体有一套不断进行自我纠错的社会机制来保证科学的进步，科学家既努力寻找正面证据又积极面对质疑。通过传播科学研究的认识论过程，既能让公众理解科学家为什么具有认识论上的权威，还能体现科学家基于证据作出判断的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让公众学会像科学家一样，基于证据作出理性判断，将社会信任转化为认识论信任和个体能力。就我国而言，相比2006年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年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将科学精神放在首位，科学思想紧随其后，然后是科学方法，最后才是科学知识。科学家通过传播科学研究的认识论过程，与我国科学素质建设的优先性从“硬”素质向“软”素质的变化是契合的。因为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都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化于科学家的研究实践之中。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理解科学的整个认识论过程在公众作出理性行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公众通过参与和理解科学家探究自然并达成共识的过程，而不是单向接受科学研究的过程，才能建立认识论信任，克服个体偏见与直觉。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推理能力会随着社会目的而发生演化。比如，通过说服、协商和评估，而不是通过个体独立的反思来增强判断和决定的可靠性。因为个体独立的推理会存在偏见和不准确，通过参与公共活动来进行推理，偏见和不准确会得到修正和纠偏（Mercier, H. and Sperber, D., 2017）。譬如，科学家在传播气候变化等主题时，不是直接告诉公众有关科学家的共识，而是传播生物医学和气候科学家得出结论背后的探究过程与推理方式，清晰地呈现科学研究的真实过程，通过和公众展开具体的对话来让他们理解气候学家对气候变化判定背后使用的多重证据及其获取方式。这些包括：同行评议、双盲实验、使用变量控制策略、减少误差的方式；气候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的证据是多重的，不仅有古气候学证据、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证据，还有控制地球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之后建立模型来评估人类活动影响的证据。科学家对真实研究过程的传播，将促进公众能够理解科学研究的限度和基于证据的理性评价。公众要获得与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相关的论证与推理能力，科学传播中如果只从单一的理性主义关于论证的简化图景出发，仅仅从论证本身出发，不结合整个科学认知的过程，也无法实现论辩和推理教育（Allchin, D. and Zemplen, G. A., 2020）。科学传播中对非真实的、理想化科学方法和研究实践的描述，反而会让公众更加误解科学（朱晶，2020）。
为此，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可以让公众亲历科学家的真实研究，了解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科学家的传播将涵盖研究目的、研究所需要的技能、基金资助来源、要解决的问题、已有研究遇到的问题、可能遇到的争论，甚至包括研究团队的组成，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中的同行评议等，从而让公众更清楚地理解什么是职业的科学家、科学研究所需要遵循的规范和准则、科学共同体对可靠的科学知识的评判准则等。科学家通过这些参与式、对话式的科学传播，可以促进公众理解整个科学的认识论过程，增加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认识论信任，在遇到与科学有关的社会争议时，能够识别专家，按照科学共同体所倾向的方式建立和应用科学知识，形成推理和判断，从而能够真正地实现将科学应用于个人生活和社会事务。不仅如此，公众对科学的认识论信任反过来可以营造理性的舆论环境，让科学家更加愿意参与科学传播，从而实现双向受益。
参与式科学与科学传播的科学化
大多科学家与科学传播者依然认为，科学传播的目标是科学知识。虽然科学传播学者认为还应该传播科学共同体对人类福祉的关切（Yuan, S.; Besley, J. C. and Dudo, A., 2019），科学家认为传播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有关科学的信息，提高科学在社会中的影响（Valinciute, A., 2020）。不过，这些讨论忽视了两股科学传播的新浪潮：数字时代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科学家与公众共同参与科学研究的新形式——参与式科学，以及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研究来促进科学传播的科学化。这两股新浪潮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通过平等、合作与共享，以及科学的方式来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
近十多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公民科学和社群科学等新的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参与式科学。公民科学侧重于科学家动员公众搜集或者处理大量数据，对科学有兴趣的公众通过参与科学家发起的研究项目，一起探索新的科学发现。与此同时，公众在搜集或处理数据的同时，也亲身参与了科学探究所涉及的过程。譬如，观察鸟类迁徙、识别星系图像等科学研究。在我国，已经有公众与科学家一起监测城市河道中的水质并提供有效信息和科学决策（Buntaine, M. T.; Zhang, B. and Hunnicutt, P., 2021）。社群科学是公众与科学家、科学机构共同发起，致力于共同解决健康和环境等社群面临的问题。社群科学不仅参与普及疾病和药物知识，还利用社群成员与科学家不同的知识、资源，推动科学家、社群与公众在环境、生物多样性、医疗决策与行动等方面共同创造科学知识。
如果说科学家参与一般性的科学传播，目的是建立公众对科学的认识论信任，面向的是公众认识论的受益，参与式科学则能够让公众和科学家彼此在认识论上受益。无论是由科学家主导和发起的公民科学，还是社群成员与科学家共同发起的社群科学，科学家的重要性在于，科学家的认识论标准能够保证作为参与者的公众按照科学共同体遵循的标准来产生和应用科学知识。公众在参与科学的过程中理解科学，学会了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不仅提高了科学素质，还能运用科学素质来解决问题。而对于科学家而言，公众的地方性知识和个人技能也会扩充科学家的认知资源，科学家自己会在认识论上受益。如果忽视参与式科学这种新形式，仅仅将科学家的科学传播看成是单向度或者单一维度的，就会影响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的定位和态度，即虽然科学家认为科学传播很重要，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发挥的作用可以等同于职业科学传播记者或者媒体人（Merino, N. S. and Navarro, D. H. T., 2019）。当参与式科学既需要科学家发挥职业专长，科学家又能够从公众的参与中获得认识论上的受益，促进科学发现和问题解决时，科学家参与科学重要性与独特性的第二个维度就变得清晰了。
除了参与式科学，科学家还可以参与科学传播的研究。如前所述，科学传播在当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除了科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气候变化、流行病与疫苗等本身的复杂性，需要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参与传播，还有大量有关科学传播的目的、策略、效果评估等问题，需要科学家、科学传播研究者与科学哲学家等共同通过研究，建立跨学科的合作来形成概念框架和实践准则，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科学传播中的问题。比如，在“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中，倡导科学研究精神气质中的公开性、透明性，并不意味着这就是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需要遵循的伦理准则（John, S., 2018），科学研究中的义务原则并不等同于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义务。国际组织如“科学的公共价值国际科学咨询委员会”，由科学家和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目的就是推动全人类理解和信任科学。美国国家科学院从2015年开始每年专门举办科学传播学论坛，期望通过跨学科的讨论来解决美国社会面临的与科学有关的社会争议，诸如人类基因编辑、燃料破裂、人工智能等问题。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研究，能够真正让科学与科普的两翼融合起来，而不是各行其道。
不同传播场景中的社会交互与资源整合
在厘清了科学家参与科学的重要性、独特性之后，特别是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并不是伦理和知识上的要求、也并不是每一个科学家都能够做好科学传播的现实之后，我们针对如何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工作，才能够在政策与体制激励上有针对性地展开进一步阐述。
如前文所述，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是为了促进公众通过参与式理解真实科学研究中的整个认识论过程，建立公众对科学在认识论上的信任，进而促进公众按照科学共同体所倾向的方式来运用知识、形成推理、作出判断。更进一步地，科学家可以和公众一起通过参与式科学共同作出新的科学发现，科学家还可以参与研究来推动科学传播的科学化。要实现这些目的，科学家的职业经历与专业训练，在其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围绕这些目的和科学家的独特性，一系列有关科学家传播科学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比如，科学家采取哪些方式进行科学传播才是有效的？科学家在其中能作出哪些贡献？已有的科学传播有哪些资源可供利用，还需要哪些辅助性资源？科学家可以做哪些有关科学传播的研究，需要哪些合作，潜在的挑战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与目标实现，需要具体化于不同的科学传播场景，也就是不同类型的科学传播。
科学家推动科学传播，有五种主要的场景：科学传播（通过媒体等）、正式教育、非正式教育（通过科技馆、博物馆等）、参与式科学，以及参与科学传播的研究。例如，第一种传播场景——科学传播，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不仅是传播技巧的提升，还要促进科学家与公众产生有意义的对话。讲故事的方式，固然有助于科学家传播科学（Yuan, S.; Besley, J. C. and Dudo, A., 2019），而建立科学家与公众的双向对话，能促进公众参与式理解科学。在我国，科学家利用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的科学传播，已经取得了促进公众参与的效果（Jia, H.; Wang, D. and Miao, W. et al., 2017）。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将科学传播看作是和公众讨论科学渠道的做法，还不是那么广泛（Valinciute, A., 2020）。以科学知识为目标的传播依然受科学家欢迎，因为科学家受到的专业训练使他们倾向于认为公众具有理性认识世界的能力，同时在传播实践中科学家又容易认为公众缺乏知识。当我们呼吁对科学家进行传播技能培训、提高他们讲故事能力时，还需要研究和注意公众已有的认知能力与科学家的鸿沟，以及科学家认为传播科学知识的必要性与建立认识论信任目标之间的鸿沟。比如，第二种传播场景——正式教育，科学家除了可以通过国家实验室等开放平台让学生理解真实的科学研究过程，还可以指导科学教育中的课堂设计，让课堂教育更加接近科学研究的整个认识论过程。第三种传播场景——非正式科学教育，科研机构与科普场馆合作时就会注意到，前沿的科技成果不一定要转化为科学传播的具体内容，因为科学家传播的目的不是普及知识，科普场馆的工作是将科学家对科学的深入理解转化成多样化的形式呈现和传播。当注意到科学家与公众在认知劳动上存在分工，而且科学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场景来参与传播后，辅助性的资源就能够被更有效地利用，进而促进科学家与公众在不同场景中的社会交互，促进科学家与科学传播人员的社会交互与合作。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厘清了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的独特性和不同参与方式之后，针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效果评价，自然也应该具体针对不同场景中科学家发挥的独特作用来展开精准评价。如此，激励科学家参与科学的问题，就不仅是获得同行尊重和认可、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等问题，而且应该置于更加宏阔的视野下，讨论如何促进传播者与受众的社会交互与资源整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认知劳力分配视角下的科学合作研究”和上海市科委委托项目“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测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9BZX041、41300-412224-170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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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and Uniqueness of Scientists'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 Analysis Base on Epistemic Trust
Zhu Jing Jiang Xuefeng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scientists'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seems to be self-evident, but what are the unique advantages and goal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for scientists are not clearly clarified.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findings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cognitive science on knowledge, trust and action, we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epistemic trust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roposes that the uniqueness of scientists is that they can communicate the real and whole process of scientific practice to foster the public's epistemic trust in science by dialogue-based commun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pistemic benefits of both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new ways of participatory science and research 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Clarifying the many goals and forms of scientists'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communication can advance future work in terms of policies,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Keywords: scientists, epistemic trust, science education,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责 编／肖晗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