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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造词景观的动力要素与社会心态

【摘要】网络造词由于其语料创新性和内容生动感,成为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征,这些表征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的是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以及这些现实下的社会心态。网络造词景观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结构、性情、行为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不仅承载着与社会环境共变的观念力与情感力,而且提供了映射当下社会结构和这些结构的具体化知识,催生了特定群体的心理和情感认同,这些认同反过来又影响其所依存的社会结构。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  社会心态  社会环境  共变  异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从2015年的“我也很绝望啊”到2016年的“葛优躺”、2017年的“佛系青年”,再到近年的“躺平”和“内卷”,广为流传的网络语言中所弥漫的群体心态及其所传递的社会压力,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心态秩序,甚至形成了以网络流行语为表征的造词景观。“景观”的出现源于人类社会在私有制阶段之后,资本由对物的支配关系转向对人的支配,即从资本的获取和拥有转向了资本的表演和显现。与此同时,当代社会生活自我剥离,在庞大的现代化聚集力下,“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变成了表征”。

网络造词景观提供了一种社会自我和集体人格的表征,能够为我们理解当下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心态提供思路。一个关键但未尽清晰的问题是:网络造词景观的形成,在理论上是如何连接群体观念与社会环境的?当下的社会环境又在何种意义上塑造了社会群体的心态秩序?经验显示,网络流行话语的生成与传播承载着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并继而影响社会心态秩序。因此,涵盖这些特定观念与责任伦理的话语体系是否得到科学建构,则构成社会良好心态秩序的重要条件。鉴于此,本文尝试从话语与社会环境共变的视角,探讨当下网络造词景观中心态秩序的形成逻辑及其理论根基。

社会“共变”环境下的网络造词景观

社会语言学家威廉-布莱特曾强调语言和社会的“共变”关系,他指出“语言蕴存的社会意义能折射社会动态”。在这个意义上,“共变”所强调的是社会的环境性影响,而非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语言表征作为社会环境构成的一部分,在结构化的人类行为中创造和传播意义,提供了反映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捕捉社会变化的能力。郑也夫在《语镜子》中指出,语言不仅积淀了过往的事实,也传递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信息。具体来说,在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结构转型中,语言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代社会心态的投射,反映出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动态改变。其中,网络造词由于其语料创新性和内容生动感,成为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征,这些表征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的是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以及这些现实下的社会心态,因而可以认为网络造词景观具有与社会环境“共变”的特点。

从“共变”的过程来看,网络造词的内容源于社会生活,并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传播,在与社会现实的互动中呈现为日常话语的隐喻。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每年都有一些新生的话语和词汇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这些话语有些是承袭了既有的官方表达,有些则是因由社会事件或是仿拟式的调侃,从而形成与社会公共环境相呼应的语言景观。具体实践中的网络造词,不仅对参与的个体产生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公共意识的塑造。这些话语或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广为传播,或是被纳入官方词典,或是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其背后体现的往往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与社会环境变化之间的关联。比如,《咬文嚼字》编辑部自2008年起公布的“十大流行语”,就是网络造词的吸纳性呈现。这些话语符号有些来自官方表述,如“逆行者”“文明互鉴”“命运共同体”“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获得感”“正能量”“顶层设计”等;有的是旧词新用,延伸既有词汇的内涵或赋予其新意,如“内卷”“凡尔赛”“油腻”“打工人”“洪荒之力”“小目标”“围观”“躲猫猫”等;更多的则是在特定情境下的造词,如“996”“柠檬精”“我太南了”“佛系”“葛优躺”“打Call”“土豪” “神马都是浮云”等等。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网络造词,都体现了当时情境下公众的社会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并塑造着公众的心态。最近的几年里,对网络造词的研究随之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对诸如“土豪”“蜗居”“躺平”等网络新词的研究也时常富有争议。

尽管社会对网络造词的接受程度不一,但这并不妨碍造词本身成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活动。这项活动的实践主体与社会环境互动下,网络新词的产生或是传递出当年的政策主导、精神价值,或是反映出与当时某些社会事实相关的群众性话语调适。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网络流行话语并不一定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社会事实,而是倾向于某种情绪的宣泄。这类话语表征在修辞上不乏调侃与嘲讽,但背后却潜藏着深刻的群体焦虑,近年来进入日常话语的“佛系”“内卷”“凡尔赛”都折射出人们对当下生活状态的复杂心态。

从造词活动本身来看,造词行为所依托的是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现实,经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的交互作用,被以新的语言修辞表现出来。这往往是一种网络行为主体自发的、无组织的行为,所产生的新词表征依托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关系,并伴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完成其意义的延展。因此,造词的语言符号表征也是一项社会文化构成要素,本质上属于一种“低水平的、不系统、不定型的、自发的社会意识” ,并且具有“集体无意识”的语汇聚合特征。

观念力与情感力:网络造词景观的动力要素

网络新词是某个时期社会观念的集中反映,这些新词反过来也作用于社会心态的塑造。近年来备受研究者关注的“丧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丧文化”以自嘲和颓废的生活方式为特征,构成了青年亚文化的一部分,但“丧文化”背后也透露出群体的质疑与规则并存的精神状态。仅仅描述这些话语表征或是归纳其产生的背景,尚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造词景观形成的动力。当我们尝试从纷繁的网络流行话语表征和社会情境中寻找造词的动力来源时,涂尔干的观念力与情感力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启示。

涂尔干在多部著作中论述了社会生活的表征及其构成,比如《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将原始人的图腾制度阐释为“关于一种匿名的和非人格力的宗教”,并使用了“社会力”的概念来论述这种表征的性质,“当我将这些图腾的本原作为力的时候,并非强调它们的比喻意义;它们表现得如真正的力一般。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甚至是能够机械地产生物理效应的物理力量。”这项论述将“力”的概念分配到物质与精神两个不同的层面,认为“社会力”首先是物理力,除此之外还包含道德力,即社会能够通过观念和情感作用于个人的内在心灵,并将这种道德力量称为观念力(force of idea)和情感力(emotional force)。与此同时,在论及这种道德力量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时,涂尔干将其与日常的“表征”勾连起来。他所指的表征更强调集体的意义,将其作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共同意识”的一部分。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序言中将这些力量构成的社会生活归予“表征”,认为社会生活完全由表征构成,无论社会意识还是个人意识都不是物质性的存在,而是一系列自成一格的、呈一定系统化的现象组合而成。在网络造词景观下,表征即在通过对新词赋予意义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并且在社会传播中影响人们的日常观念和情感。

借助观念力和情感力概念,网络造词被阐释为一种社会生活的表征。造词活动通过延展原有词汇的内涵或者创造新的词汇,将特定的观念和情感传递出去,通过群体行为作用于人的内在心灵。其作用机制的产生是社会群体行为的结果,对脱离群体的个体而言则不尽适用。比如,从来不上网的人看到网络新词会感觉不知所云,偶尔上网但却脱离网络社会交往中的人,对网络新词也会非常陌生。然而,对于身处网络社会交往中的群体,接触、使用甚至参与网络造词就是司空见惯的了。需要指出的是,表征环境下的观念和情感塑造,需要置于社会整体的层面理解,而不是过度关注个例的情况。尽管观念和情感往往被认为是个人意识的组成部分,但正如涂尔干所强调的那样,观念力和情感力却是从社会层面出发而非个人层面的探讨。

从根本上说,社会环境的构成才是观念与情感的根源,“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状态之中去寻找”。尽管有一些流行的网络话语源自个人的体验,比如“洪荒之力”一词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游泳比赛选手傅园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口头表述,但却很快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周内百度传播最高峰值达到252932。在奥运赛事的氛围下,傅园慧个体的“洪荒之力”感受被更多的人感同身受,并被用于表征普通人用尽全力的生活态度。网络话语所传递的观念和情感,与话语生成的情境不可剥离。我们在讨论网络话语时,也应将其置于社会事实中,从群体而非个体的观念出发,探究其生成的动力。

网络造词景观形成的动力机制,离不开观念力与情感力的推动,二者要发挥作用,则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根据涂尔干的观点,环境包括社会容量与动力密度,前者是社会单位的数值,后者是社会主体的凝聚程度。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动力密度不仅仅是人口聚集的程度,而是人们的道德力凝聚,他将动力密度看作社会变迁的驱动力量。该理论将动力密度看作一种结构性的存在,这一观点能为我们重新审视网络造词景观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力提供思路。

在互联网所塑造的景观社会中,社会生活的物理空间逐渐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观念和意义的凝聚空间。空间的形成过程表面上呈现为群体意见的集聚和流动,更深层面则是现实社会文化经济结构下的群体结构,包括城乡人口结构、群体经济结构、群体观念分层结构等。社会结构性的因素为社会主体的凝聚提供了一项参考,但却难以清晰解释其道德凝聚力所依托的非结构性要素。正如学者渠敬东所指出的那样,社会既是某种类似于物的结构性存在,又具有某种超结构特征(如集体意识)。群体的观念和情感在当代社会中被越来越多地纳入社会研究的方方面面,对群体意识的研究也从原来的把人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到个体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的研究,延展到对群体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的研究。伴随群体心态的研究深入,网络造词景观进入研究视野,一些研究将其置于社会结构变迁中加以考察,但更多的研究还仅仅停留于对一个或几个流行语的表象解释。

在结构中“异化”:网络造词景观中的社会心态考量

景观社会理论的提出人盖伊·德波(Guy Debord)认为,在景观社会中,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本质被“异化”为符号和表征。尤其是人类社会步入后现代社会之后,伴随不确定性与多样性的加深,相对原有社会生活来说,也需要与后现代性相适应的符号和表征体系。由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结构改变,新的表征体系建构在原有符号表征体系的崩溃以及主体性消解的基础之上,符号的“异化”不仅受到社会结构的约束,形成与之“共变”的过程关系,而且依存于特定的“心理群体”,承载了当下的社会心态秩序。

网络造词同样是一种社会“异化”的表征,这一过程作用于社会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状态,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影响和改变原有的社会心态秩序。社会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一个作为载体的 “心理群体”之上,表现出特定的集体氛围和共同情绪。这一概念与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提出的社会性格接近,主要被用来描述一个社会或群体基于生活方式、内在期待、社会适应而形成的共同性格结构。国内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不在少数,普遍认为该概念指的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状态,是广泛存在于社会群体中的、具有共性的社会心理反应和心理态势。在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社会心态被细化为心理取向、精神支柱和社会理智,作为社会实践与主体精神交互的产物,具有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的状态结构。研究者认为这一状态是以整体性形态在社会成员之间流行、弥漫,并内化成为社会主体的一种心智状态和精神结构。这些观点尽管表述了不同的方面,但都指向了特定群体共同的“性格结构”“心理状态结构”“精神结构”,将社会心态作为一种意识与存在之间的枢纽,置于结构性的社会状态考量中。语言和词汇则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载体和群体心态的投射,渗透于不同时代的社会心态结构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学者成伯清在对“社会心态”研究的梳理过程中发现,既有的研究普遍忽略社会心态中的符号和意义维度,大多研究将社会心态理解为零散个体的偶然态度的汇聚,而不是在特定符号体系和意义世界下的表征和表达。  

鉴于此,从社会整体而非特定群体的视角重新审视网络造词景观尤为必要,其必要性主要在于:首先,网络造词景观呈现了主体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需要置于所处社会整体的环境中加以考察。经验层面的造词活动,是网民主体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环境的影响,在与社会现实的交互作用下所产生的自发行为,对主体身份具有社会建构意义。对个别网络造词及其流行词汇的考察,尽管能够呈现出部分特定群体的身份认同,但对身份建构过程与机制的解释力却是不足的。其次,网络造词景观具有历时性、变动性特征,是与社会环境“共变”的结果。一方面,网络造词活动生产了一个时期在社会上流行的语言形式,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另一方面,社会心态本身就具有变动性的特征。因此,从网络造词景观中观察社会心态,需要将其置于一个更长的时间阶段之中,才能窥见其过程、深挖其机制。再次,网络造词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心态秩序的普遍危机。网络造词的意义之一在于引发群体共鸣,因此也是社会心态秩序的晴雨表。纵观互联网时代以来的造词景观,不难发现其情绪转向,尤其是近年来“打工人”“996”“内卷”“躺平”等同义反复话语中渗透着的群体焦虑,折射出我国当下社会结构的困境。网络造词景观背后的社会心态秩序危机,在本质上是社会结构“共变”与“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亦需要基本逻辑的厘清来建立良好的心态秩序。

综上可见,网络造词景观构成了当下社会文化表征的一部分,为我们理解社会心理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颇具操作性角度。涂尔干的视角启发我们看到,网络造词景观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表征形态,承载着与社会情境共变的文化道德力,其中观念力和情感力是景观形成的内在动力要素。因此,网络造词景观能够为在现实的环境下探寻社会心态秩序提供一个研究着力点。参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对社会生活的解释,网络造词景观亦可看作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具体可以分解为结构、性情、行为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此外,网络造词景观提供了映射当下社会结构和这些结构的具体化知识,催生了参与群体的心理和情感认同,这些认同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依存的社会结构。

(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网络舆论中意识形态话语冲突的弥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AXW00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张一兵:《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德波〈景观社会〉的文本学解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2006.

②William Bright.The dimensions of sociolinguistics.Sociolinguistics:proceedings of the UCLA Sociolinguistics Conference.The Hague,The Netherlands:Mouton,1966:6.

③郑也夫:《语镜子: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④王佳鹏:《从政治嘲讽到生活调侃——从近十年网络流行语看中国青年社会心态变迁》,《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2期。

⑤李静、何云峰、冯显诚:《论社会心态的本质、表现形式及其作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⑥罗丽君、邓磊:《青年亚文化的解构与反转》,《人民论坛》,2021年第26期。

⑦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责编/李一丹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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