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下半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雇员职业结构呈现出日益“白领化”的趋势，西方学术界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认为工人阶级正在消失，阶级对立正在成为过去；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强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职业结构“白领化”，归根到底与资本积累的演进有关。资本积累过程通过三种制度变化推动资本主义职业结构“白领化”：大公司的形成和发展、社会生活的市场化和国家经济职能的增强。在资本积累规律作用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区隔仍然鲜明地存在着，资产者和无产者两大阶级不仅在劳动过程中处于不同地位，而且在收入分配、财产占有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与不平等。究其实质，所谓“白领化”就是新一轮的无产阶级化。工人阶级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人数不断增多，他们仍然是推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
【关键词】“白领化” 大公司 资本积累 无产阶级化
【中图分类号】 D4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9.004
【作者简介】孙寿涛，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南开大学）负责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著作有《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演变》《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状况研究》等。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下半期以来，服务业逐渐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主体地位，白领雇员数量不断扩大，雇员的职业结构呈现日益“白领化”的趋势。奈斯比特曾指出，1956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事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数量超过了蓝领工人数量的现象，白领雇员成为份额最大的职业群体。[1]从统计数据看，20世纪以来，这种“白领化”趋势是持续的，1900年至1970年，白领雇员占比从17.6%提升至46.7%[2]，1970年至2000年的30年间，这一比例又从48.3%升至59.4%[3]，之后仍在缓慢增加，2011年的比例为61%[4]。
基于职业结构日益“白领化”的新变化，西方学术界有关发达国家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演变的讨论迅速增多。有学者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必然会看到产业工人自身的消蚀”，“代替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中的专业与技术阶级处于主导地位”。“这是职业结构方面正在发生的一场新的双重革命，就职业决定着其他行为方式而言……它也是一次社会阶级结构的革命。生产与职业性质的这种变化，是‘后工业’社会产生的一个方面”。[5]还有学者甚至断言：“发达国家正在走出任何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在这些国家，“无产者第一次成了‘富裕的’中产阶级”。“现在真正控制资源和绝对是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而不是资本家和无产者”。[6]与这种“后工业社会”理论类似，也有人称之为“服务社会”“知识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等等。[7]
总之，在他们看来，生产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工人阶级正在缩小甚至趋于消失，资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对立和矛盾也正在成为过去。
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阶级分析和预测
基于职业结构日益“白领化”的新变化，针对西方学者的“后工业社会”等理论，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现状和发展变化，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分析和预测。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有文字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作为不同社会人群的阶级，首先是因为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地位。“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8]历史上每种类型的阶级社会都有一对阶级占据主导地位：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和奴隶，封建社会的封建主和农奴，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每一对阶级之间都存在一种剥削关系，处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依靠占有被剥削阶级的剩余劳动而生存。因此，剥削关系的形成，是由于社会的统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而被统治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使得前者可以在劳动过程中控制后者，并通过一定的分配方式无偿占有后者所创造的剩余劳动。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且首先是生产中的关系；而不是像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那样强调“市场关系”和“生活机会”，也不是仅仅关注分配领域的不平等或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当然，马克思主义把阶级首先看作经济范畴，并不是忽视阶级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而只是强调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关系，归根到底由经济领域中的阶级关系决定。马克思曾明确强调：“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9]
职业结构“白领化”的制度缘由
20世纪下半期以来，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职业结构的“白领化”，既有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日益占有主体地位的影响，也有信息技术革命影响下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变迁的作用，归根到底与资本积累的演进有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积累过程主要通过三种制度变化推动了资本主义职业结构的“白领化”。
大公司的发展壮大。大公司是资本积累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企业资本或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微观趋势。到20世纪后半期，发达国家都形成了一批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巨型公司，规模极其巨大，富可敌国，经济实力惊人，它们大多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跨国经营和全球配置资源。[10]
大公司的发展壮大从四个方面影响职业结构的变动。第一，大公司的企业管理职能的扩展，促使与管理相关的岗位不断增加。公司规模巨大，拥有众多工厂、分厂、分支机构和外包企业，形成了庞大的管理体系和层级结构，管理机构演变为巨大的行政管理部门。它们不仅要对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供销等方面进行管理；而且在管理部门内部，形成了较高层管理者对普通管理人员的层层控制。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管理类雇员中仅经理人员就从1900年的170万增加到2000年的1977万，增长了11倍；与此同时，普通管理人员则从88万增加到1872万，增长了21倍。[11]第二，大公司的形成发展，促进了与销售相关的行业和职业的发展。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公司时代的到来，与垄断资本的形成紧密相关，并使产品的实现问题变得突出，“销售努力”成为垄断大公司扩大市场、吸收剩余、加强市场控制、进行垄断竞争和维持垄断价格的重要手段。[12]“销售努力”通过两重渠道直接影响职业结构。一方面，制造业公司派生出庞大的销售机构，制造业雇员中实际从事销售相关工作的人数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直接从事销售业的公司和行业，如销售公司、广告公司、包装公司、物流公司等。这意味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产生了众多单纯与销售相关的行业与雇员。统计数据显示，销售也是美国雇员人数增长最快的职业之一，从1900年的131万人扩大到2000年的1634万人，增长了12倍。[13]第三，技术创新成为大公司有组织的商业行为，使得大公司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雇佣急剧增加。从20世纪初期开始，研究与开发逐渐变成了资本的职能，大公司纷纷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和研发机构，技术变革的速率也不断加快。这必然推动企业和整个社会技术专业人才的迅速增长。在美国，专业技术人员从1900年的123万人猛增到2000年的3745万人，扩大了30倍，是所有职业中人员增长最快的。[14]第四，大公司推动产生广泛的社会协作，也推动了相关职业人群的扩大。广泛的社会协作关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必然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发展。诸如同其他生产单位和销售单位的通讯联系，运输计划的制定与协调，原材料的供应与购买，固定资本的订货与购置，以及众多社会、法律、政治关系的咨询与协调，等等，都促进了相关行政部门和专业人员规模的扩大。这也是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可见，伴随大公司的发展而来的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环境的复杂和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对高层管理人员、科学技术专家、金融、法律专家等高级人才的需要确实不断增加。
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白领化”趋势是持续的，但1970年以来，发达社会的“白领化”新特征更为突出。[15]具体有以下表现。第一，白领雇员的绝对量和相对量继续大幅提高，而蓝领雇员的绝对量增长接近于停滞，其相对量则急剧下降。第二，白领雇员中，高知识、高技术的管理人员和专家技术人员数量迅速增长，特别是其中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数量增长幅度最大，成为白领雇员数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他们在白领雇员中的比重也有显著上升；相反，低技能的普通职员数量则增加缓慢，尽管销售人员数量增长较快，但整体来看他们在白领雇员中的占比却明显地下降了。第三，蓝领雇员中，技术工人数量继续增长，但低技能的操作工数量却减少了，操作工和粗工在蓝领雇员中的比重也在继续下降。[16]赖特也注意到了这种新特征，他在其经验研究中分析道，在1960年至1990年30年间，美国工人（普通雇员）在全部就业人员中的份额从58.08%降低到54.15%，其中低技能工人的比重从44.59%下降到41.38%；而经理、专家和监督者的比重则从28.56%上升到35.96%。[17]他指出：“正如各类‘后工业’社会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引人注目的新生产力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发展趋势。在这点上，各类专家和管理者的阶级位置的信息技术的含义尤其重要。……在仍受雇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人们中，一个相当高的比例人口将占据负责、专业和自主的位置。……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短时期而不是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永久重构。一旦这些新技术在一段时间内处于适合地位，那么一个系统的降低技能水平和无产阶级化过程可能再度支配阶级分布中的变化。但这些新的生产力也可能稳定地产生出一个区别于早期工业技术的阶级结构。”[18]但如果考虑到20世纪最后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趋势，这一现象就可能有另一种解释。这次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同时也包含实体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跨国投资，把大量制造业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许多原来由其国内自主生产的商品转为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需要。这导致两个重要结果。第一，由于大规模生产转移到国外，生产增长带来的工人数量增加就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扩大，发达国家内部的工人数量相对缩减。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通雇员的相对减少，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无产阶级化趋势已经改变，只不过是被国内统计带来的假象所掩盖罢了。赖特也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并给予了足够重视。他指出：“人们很久就已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生产体系。这表明理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转变的适当分析单位应是世界而不是具体公司、国家甚至区域。例如，可能的情况是，美国的世界范围的公司中的工人阶级雇员比例可能增加了，但工人阶级的雇佣已经转移到美国边界之外。这样，尽管发达资本主义没有加速无产阶级化的特点，但全球资本主义可能会有这种特点。”[19]第二，发达国家转移到国外的制造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和生产环节，通常需要数量众多的低技能操作工；它们甚至把一部分低技能的服务劳动也转包到国外。这样一来，就把本应在国内大量增长的低技能工人和低技能白领雇员，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内部，在工人阶级规模相对缩小的同时，低技能工人和雇员数量也必然有更大比例的下降。[20]因此，发达国家工人所谓高级人才的更快增长，可能是一种统计上的假象，它掩盖了低技能工人和职员的大量增长和实际发生的工人技能退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低技能工人的大规模增长。
社会生活的市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生活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其基础便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趋势是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张与渗透，把一切都卷入到资本主义市场化大网中。这一过程有几个直接的推动因素。[21]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它使得农业生产规模不断（相对）缩小，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逐渐瓦解，自给自足的农民转化为一切生活资料要从市场购买的城市居民。二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无产阶级化。对于必须出卖劳动力的工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压力逐渐加大，更多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也加入到雇佣劳动者的队伍之中，使得许多原来由家务劳动提供的产品与劳务不得不从市场购买。三是家庭生活的原子化。原来的大家庭逐渐让位于一对夫妻带几个孩子的小家庭，家庭规模缩小了，同时家庭职能也在逐渐变化。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职能基本消失，它作为消费单位的职能也在不断削弱。资本的渗透，一方面使居民原来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彻底瓦解，同时又在市场上为居民提供了廉价的产品与劳务。
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市场化过程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步，家庭所需实物产品的市场化。原来大多数生活必需品甚至某些生产资料都是农民家庭自己生产或加工的。食品方面，农民家庭种植粮食、蔬菜，饲养家畜，烤面包，制作奶油奶酪，酿酒，榨制糖浆，做果酱，等等；衣着方面，农民家庭种植棉花，纺纱织布，裁制服装，等等；其他方面，农民家庭还扎扫帚，做床垫子，做肥皂，制革，做木匠活和铁匠活，甚至自己建造部分的房屋建筑和制作室内陈设品，等等。但随着农村农民转化为城市工人，居民家庭的主要消费品便逐渐市场化了，它们都从自给自足的产品变成了商品，不得不依赖于市场的供给。第二步，家庭劳务的市场化。取暖、洗衣、清扫房屋、照顾幼儿和老弱者等，原来都是农村和城市家庭劳动的一部分。而在市场化大潮中，它们或者逐渐被商品所完全或部分代替，如洗衣机、电风扇、取暖设备、除尘器等；或者劳务本身也被商品化而转向市场购买，如洗衣房、装修公司、清洁公司以及幼儿园和养老院等提供的商业服务。第三步，是精神需要满足方式的市场化。原来农村大家庭和密切的邻里关系由于城市化和家庭的原子化而基本瓦解，人们的情感慰藉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也必须部分地转向市场，市场也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娱乐和消遣方式。人们从影院、剧场等各种娱乐场所购买劳务，也从商店购买书籍、电视、音响、唱片磁带或光盘等产品，来满足家庭的精神文化需要。
社会生活的市场化，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和部门。这也是推动服务行业和服务性职业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经济职能的增强。众所周知，在20世纪特别是30年代的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显著地增强了。这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必然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国家的经济干预和强大的经济职能，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积累将非常困难。国家经济职能扩大在保证和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对职业结构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要求并伴随着国家结构的扩大，使国家雇佣的行政人员数量大幅度增长；第二，国家的非国防采购包括公共教育、卫生保健、资源维护、道路建设、公共住宅建筑等方面，其中有相当部分涉及社会公共服务业，直接促进了服务部门的发展，同时，国家的转移支付对老年人、贫困人口、失业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的资助部分，扩大了社会的总消费需求，推动了公共服务和个人服务部门的发展，也间接地推动了相关服务行业和服务职业的增长。
大公司的形成发展壮大、社会生活的市场化和国家经济职能的增强，推动资本主义职业结构呈现一种总的变动趋势，即办公室人员和服务人员相对于直接从事农业、矿业和制造业的生产人员不断增长，或者说，白领雇员相对于蓝领雇员趋于扩大。这种职业结构的“白领化”，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呢？
职业结构“白领化”演进的阶级实质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群众职业结构的“白领化”，实际上是其阶级结构的又一轮“无产阶级化”，意味着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形成[22]，表面上“白领雇员”取代“蓝领雇员”成为工人阶级就业人群的多数，实际上是白领雇员在收入分配、财产占有和实际生活水平上日益“蓝领化”，日益与蓝领工人趋同。
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必然现象。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收入差距，富人和穷人的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未消失过。虽然总的说来，在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迫使下，在社会主义国家示范作用的影响下，以及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资本主义不断进行制度调整的推动下，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甚至有所改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是在“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们鼓吹工人阶级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重新趋于扩大。这一点在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表现得最为突出。从1979年到2000年，按2001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美国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年实际收入从14100美元增加到15000美元，仅仅提高了6.4%，几乎接近于停滞；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年实际收入从119100美元上升到202000美元，提高了69.6%；而收入顶尖的1%家庭的年实际收入从466800美元猛增到1326900美元，增长了184.3%。结果是：收入最低的20%家庭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从5.8%下降到4.0%；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收入的份额从45.5%上升到54.8%；收入顶尖的1%家庭收入的份额从9.3%上升到17.8%。[23]另按照皮凯蒂等学者的最新估算，自1978年至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从35%上升到47%；而收入较低的5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20%下降到12%，这一扩大趋势在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后仍然延续着，2008～2015年期间，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上升了约3个百分点，而收入较低50%人群的收入份额则下降了约2个百分点。[24]
富人和穷人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有两个直接原因。第一，富人有巨大的资本收入，穷人则主要靠劳动获取工资，资本收入则很少。资本收入包括租金、股息、利息和变现的资本利得（如证券增值后卖出获得的收益）。1999年，美国收入较低的80%家庭，工资和薪金占其总收入的76.5%，资本收入仅占10%；高收入的20%家庭，资本收入占其总收入的30.5%；顶尖收入的1%家庭，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则高达58.2%。[25]这表明，收入最高且持续增长的人群主要是资本家。第二，就工资和薪金收入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普通雇员的工薪长期处于下降和停滞状态，而作为“执行资本家”的企业高管的薪金及各种收入则飞快地上升。对于美国的生产和非监督工人（他们在所有拿工资和薪金的雇员中占比超过80%）来说，其平均每小时的实际收入（按2003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1973年为14.85美元，1995年降至13.95美元，经过90年代下半期的“新经济”繁荣，2000年才达到14.95美元；其平均每周的实际收入，1973年为547.82美元，1995年下降到478.84美元，2000年也只恢复到513.11美元。整个27年普通雇员的工资水平基本处于停滞和下降趋势之中。[26]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停滞和下降趋势仍在延续，美国的生产和非监督工人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按1982～1984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2009年为8.88美元，2014年为8.85美元，仍低于2009年的水平，2015年上升到9.08美元，仅比2009年多0.2美元，仍低于1972年9.26美元的水平。[2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经营资本家”或“执行资本家”的美国大企业高管来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他们收入飞涨的时期。仅在1989年至2000年期间，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全部收入（包括薪金、津贴、奖金、已行使的股票选择权、被授予的股票等）就增长了342%，提高了三倍多。美国主要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与普通工人平均收入之比：1965年前者是后者的24倍，1978年为35倍，1989年为71倍，2000年竟高达300倍，[28]2020年更是高达351倍。[29]正是上述两个主要原因，使得资本家和工人、富人和穷人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
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同时存在的，必然是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这种财富占有的不平等甚至比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更大。我们先看看不同家庭财富绝对值占有上的巨大差距。按2001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美国收入较低的40%家庭，平均握有股票价值1800美元，其他资产价值2.66万美元，扣除债务后，净资产价值为2900美元；中间20%的家庭，平均握有股票价值1.2万美元，其他资产价值11.35万美元，扣除债务后，净资产价值为7.5万美元；而收入顶尖的1%家庭，平均占有股票价值356.84万美元，其他资产价值944.95万美元，扣除负债后，净资产价值为1269.21万美元。这表明，收入顶尖的1%家庭平均握有的股票价值是收入较低的40%家庭平均握有股票价值的1982倍，平均握有的其他资产价值为355倍，平均握有的净资产价值为4376倍。[30]有些西方主流派学者宣称美国工人都有股票，几乎都是资本家了。上述数据是对这种说法的有力驳斥。如果认为握有1800美元或1.2万美元的股票就是资本家，那只能使人哑然失笑。再看看不同家庭所占有的财富份额的巨大差距。在2001年，美国全部家庭中收入靠底部的80%的家庭，仅握有全部股票（包括直接握有的股票，以及通过共同基金、信托基金和各种年金而间接拥有的股票）价值的10.7%，全部净资产价值的15.6%；而收入最多的20%上层家庭则拥有全部股票价值的89.3%，全部净资产价值的84.4%；收入顶尖的1%家庭甚至占有了全部股票价值的33.6%，和全部净资产价值的33.4%。[31]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在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十分惊人，财富的集中程度非常突出。
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收入和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美国，也同时存在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社会福利制度远胜于美国的一些欧洲国家也不例外，它们的社会两极分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在不断加强，虽然程度上存在差别。例如，在英国，从1981年到1999年，1%最富有人口个人财富占个人财富总量的比重，从18%提高至23%；5%最富有人口个人财富所占比重，从36%上升到43%；而最贫穷的50%人口个人财富所占比重，则从原本已很低的8%下降到6%。“将区区6%的财富分摊到50%的人口中，意味着这些人实际上接近零资产，如果把现行抵押、银行透支、分期付款购物应承担的义务、信用卡贷款和商店卡等都考虑进来，许多人甚至是负债的。”[32]从欧盟国家整体来看，1997年，欧盟内部10%最富有居民的收入占欧盟居民全部收入的25%，而欧盟10%最贫穷居民的收入只占居民全部收入的3%。欧盟成员国中贫富差距最大的葡萄牙，10%最富居民和10%最穷居民的收入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的份额分别为28%和2%。德国的相应比例则分别为23%和3%。柏林经济研究所1997年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占居民人数6%的最富有的德国人拥有的货币财富占德国全部居民货币财富的1／3，而占居民人数50%的低收入者只占有10%的货币财富。1996年与1980年相比，富人的利润和财产收入增加了3倍，同时期工资收入只增加了1倍。20世纪90年代末，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商品价格、社会保险金和税收的增长。《明镜》杂志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更具体地指出，“可以确定的是：国内财富分配的差距越拉越大，它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货币财富、不动产、企业资产都集中在一个人数相对很少的阶层手里。5%的私人家庭占有全部私人财富的三分之一以上。平均每个这种家庭拥有价值200万马克以上的财富。占这个社会人数一半的下层居民只拥有价值不到10%的私人财富——平均每人不到5.9万马克。收入差异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从1980年至1995年期间，独立经营者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在平均收入比较中增长了54.3%，同期内雇员的可支配实际收入下降10%。”[33]
结语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人数不断增多，其职业结构的“白领化”，实际是又一轮的无产阶级化。这一轮无产阶级化，既有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也有信息技术革命影响下劳动方式变化的作用，更主要是由资本积累引起的。资本积累过程通过三种制度变化推动职业结构的“白领化”：大公司的形成和发展、社会生活的市场化和国家经济职能的增强。在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区隔仍然鲜明地存在着，两大阶级之间不仅在劳动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而且在收入分配、财产占有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与不平等。工人阶级依然是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他们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有所增加，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工力量再次显现，表现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社会运动及近年来的一系列罢工活动，彰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复苏。[34]
注释
[1]［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2]［美］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征庚圣、袁志田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3][11][13][14][16]U.S. Department of Labor, "Report on the American Workforce: 2001", Table 10, p. 131.
[4]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12th Ed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32.
[5]［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35～136页。
[6]［美］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张星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7]孙寿涛、李楠：《国外学者有关发达国家社会变迁的阶级分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2期。
[8]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94页。
[10][12]［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美］英格尔·L. 斯托尔、秦路平：《销售努力与垄断资本》，《政治经济学报》，2021年第2期。
[15]孙寿涛：《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白领化”特征》，《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2期。
[17][18][19]［美］埃里克·奥林·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陈心想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1、537～538、537页。
[20]孙寿涛：《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及其对雇佣劳动者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8期。
[21]［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22]［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第318页。
[23][25][26][28][30][31]Mishel, L.; Bernstein, J. and Allegretto S.,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2004/2005, Ithaca, New York: ILR Press and Imprint of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2, 91, 119, 212-214, 289, 287.
[24]Filippov, A., "Global Inequality Dynamics: New Findings", NBER Working Papers, 2017.
[27]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U.S.), 1997,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97)". https://fraser.stlouisfed.org/title/45/item/8096, accessed on May 13, 2022.
[29]Mishel, L. and Kandra, J., "CEO pay has skyrocketed 1,322% since 1978: CEOs were paid 351 times as much as a typical worker in 2020", https://www.epi.org/publication/ceo-pay-in-2020/.
[32]崔树义：《当代英国阶级状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1、100页。
[33]参见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8～179页。
[34]宋朝龙：《西方金融资本帝国⺠粹化趋势下社会主义运动的复苏》，《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2022年第2期。
The Class Essence of the "White-Collar Trend" of Professional Structure in Modern Developed Capitalist Society
Sun Shoutao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professional structure of employees in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society has shown an increasingly "white-collar trend".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have put forward theories such as "post-industrial society", which believe that the working class is disappearing and class opposition is becoming the past; Marxist scholars giv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emphasizing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Marxist class theory. According to Marxism, the "white-collar trend" of professional structure is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proces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helps create the "white-collar trend" through three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rge companies, the marketization of social lif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economic func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aw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class division of developed capitalist society still exists. The two classes of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are not only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labor, but also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inequalitie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property possession and actual living standards. In essence, the so-called "white-collar trend" is a new round of proletarianization. The working class has not disappeared. On the contrary, its number is increasing. It is still the basic for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eveloped capitalist society.
Keywords: "white-collar trend", large company, capital accumulation, proletaria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