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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主义的现实危害

作者:谢宝富,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晏满对本文亦有贡献

“好好先生”,自古有之。典型者应数“与人语,美恶皆言好”、连友人谈及儿子去世时都连声说好的司马徽和面对“适闻父讣”来请假的胥吏连声道好的张廷玉。司马徽身处东汉乱世,言行易致杀身之祸,被迫练成“好好先生”以自保,可以理解;清代张廷玉因历尽官场尔虞我诈,晚岁庸顿,偶有如此笑柄,亦可原谅。

今日之中国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然而仍不乏“好好先生”。党的主要领导人多次指出其危害:“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缺少正常的相互监督和帮助,一团和气、息事宁人,回避和掩盖矛盾”“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好的是自己,坏的是风气、是事业。”由此可见“好好先生”危害之深广。

“好好先生”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山头主义

“好好先生”看似一团和气,实则放弃原则;看似明哲保身,实则回避问题;看似皆大欢喜,实则掩盖矛盾;看似“好人主义”,实则“害人”利己,是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山头主义的温床,遗患无穷。

“好好先生”滋长官僚主义。第一,“好好先生”滋长领导干部的“官气”。“戴高帽”“吹喇叭”是“好好先生”面对上级的惯常表现。前者如“叫高不叫低,叫大不叫小”,将“副职”习惯性称呼为“正职”,遇到“傅”(副)或“贾”(假)性副职领导,刻意省去姓氏,径叫官名;将日常称呼“市场化、亲戚化、江湖化”,亲切地称呼上级为“大哥”“老板”等。后者奉行“干得好不如吹得好”,凡领导喜好的即添油加醋地胡吹一通,对领导显见的决策失误刻意视而不见、淡化处理,遂使个别领导有条件地指鹿为马,不自觉地穿上“皇帝的新装”。一个领导若长期浸淫在阿谀逢迎之中,“语言贿赂”就会像一针针麻醉剂,促使其昏昏睡、飘飘然,失去应有的理性与清醒。久而久之,便从被夸得“面红耳赤”发展为“陶醉于此”,乃至“事事摆出官架子、句句蹦出官腔话”,严重损害党的形象,恶化党群关系。

第二,“好好先生”助长了个别领导干部的专横跋扈,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一些基层的“好好先生”一副“小干部”模样,油头粉面,唯上不唯实,一遇稍“霸气”点的领导,便甘当“老好人”“应声虫”,使领导听不见不同声音,容不下不同意见,形成独断专横的“家长制、一言堂”,浑身都是政治“痞气”“匪气”。某落马官员自述道,单位虽有集体讨论和审批制度,但因班子成员都了解我办事武断、作风霸道的坏脾气,不敢忤逆我,纷纷当“好好先生”,所以开会讨论、层层审批只是走走形式,最终还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任何人违反它,都会为党纪政纪所不容。一些党员在原则问题上不敢与上级领导或班子成员争个“面红耳赤”,让集体讨论会变成吹捧领导会。

“好好先生”貌似“老好人”,对谁都好,实则常“看菜下碟”,对上司、对利益相关者、对自己都好,恰恰对国家和人民不好。对上级好,迎检、就餐、送礼一条龙;对利益相关者好,餐饮、娱乐、消费一体化,上级被伺候得“美滋滋”,利益相关者被招待得“乐呵呵”,挥霍的是民脂民膏。一些基层干部采用“巧立名目索取”“层层盘剥克扣”“无中生有骗取”等手段截留国家惠民资金,“苍蝇的体格,老虎的胃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例如,某镇计生协会原专职副会长在四年间为填补计生迎检就餐、送礼和本单位的餐饮娱乐消费,分别挪用171644元和27389元社会抚养费。某村党支部书记在为村民代办建房审批手续的过程中,向多户村民收取近万元费用,用于请客吃饭等开支。少数基层干部雁过拔毛式腐败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好好先生”滋长形式主义。“为政之要,重在履事,贵在成事。”担当和作为本为一体,不作为即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好好先生”表面好、内里虚,本质上是逃避主义,会滋长形式主义。

“好好先生”奉行“平平稳稳当官,凑凑合合干事”,遇到问题绕着走,碰到矛盾躲着走,看见难点低头走,满足于当“太平官”,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不愿碰硬,不敢碰硬。群众遇到难题时,党员干部本应一肩扛起,做到“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若因逃避心理“一走了之”,反而会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成为引发公共危机的潜在因素,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例如,某基层干部连订阅公安业务丛书之类的小事都要召开局务扩大会议,仅2018年上半年,就主持召开涉及220个议题的32次局务会议和党组会议,很多会议议题都是办公设备购置、办公用品购买、车辆维修保养等按照正常审批程序就可直接拍板决策的事项,然而对全省连续三年列为重点推进的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污染防治等工作却以“容易引发争议”等说辞久拖不决,使多项上级决策部署得不到及时贯彻落实,加重了当地林权林地纠纷。

某些“好好先生”表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一套、行动一套,貌似洁身自好、作风正派,实则道貌岸然、腐化堕落,属于典型的“两面人”。他们大会小会、工作调研、面对下属,纪律规矩常在嘴边,转身即与不法商人称兄道弟,“一般不喝酒,喝酒不一般”,成为名副其实地喝“好”酒、收“好”礼的另类“好好先生”。

“好好先生”擅长表态,却多“油瓶当鼓槌——空对空”,口号响亮无比,行动寥寥无几;说得多,做得少;以“文件落实文件”,轮流圈阅、层层转发,扎扎实实走程序,一丝不苟走形式。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压力型体制下,不少基层干部终日有开不完的会、填不完的表、完不成的数目字。面对繁重不堪的形式主义,基层干部不堪其扰,却大多不敢站出来,勇敢地向形式主义说“不”,不仅不公开说“不”,反而还在形式主义的检查、考核、评比时曲意逢迎。一些单位领导大搞形式主义,下级不胜其烦,怨声载道,但年终述职测评时绝大多数深受其害者仍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老好人心理,给该上司以“称职”“优秀”等好评,遂使领导搞形式主义时更加有恃无恐。

好人主义滋长山头主义。“好好先生”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而是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聚在一起,易生“山头主义”“团团伙伙”。一些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理想信念易动摇,对乌纱帽念兹在兹,一心想“背靠大树好乘凉”,认为要把职位保好、关系搞好、后路留好,关键在于把领导伺候好。将团结和谐、风清气正的上下级关系扭曲为以利相系、以利相倾的团团伙伙,因而纷纷寻找靠山,盼能与哪位领导套上近乎、抱好大腿,把对党尽忠曲解为对领导个人尽忠,无原则地讨好上级,曲意逢迎。一遇见领导,即使再苦再累,脸上也会漾出“灿烂的小花”。“好好先生”滋长了山头主义,山头主义破坏了党纪政纪。信奉山头主义的团团伙伙只对圈内成员好,以公谋私、以权谋私,侵害群众利益,有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建设廉洁有为的政府。

“好好先生”破坏党规党纪

“好好先生”背离组织纪律要求。首先,好人主义有损党内民主生活会的纪律规范。民主生活会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依靠领导班子自身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批评是善意的帮助,也是负责任的警示,自我批评更是具有清除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干部肌体等重要作用,因而民主生活会是党员之间查摆问题、互提建议的重要途径。“好好先生”对民主生活会带来危害甚多。民主生活会开得好不好,关键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质量高不高,要使彼此“红红脸、出出汗”,才能产生应有效果。“好好先生”往往摆出“不愿批评、不会批评、不敢批评”的样子,指陈问题“蜻蜓点水”,开展批评“隔靴搔痒”,整改问题“避重就轻”,更有甚者把民主生活会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环节变成“只栽花、不栽刺”的“表彰会”,不指出“病灶”,不消灭“病根”,开得既无效果,也无意义。

其次,“好好先生”破坏组织选人用人的严格标准。构建良好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选人用人是重中之重,任人唯贤重在“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因此,在上级考察组对周围同事做政治审查时,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反映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应坚守的准则,但有的党员干部惯于当“好好先生”,在回答上级询问被考察干部情况时,不是从严从真,而是“君子成人之美”,“张三好、李四好、王五也好”,唯一缺点就是“工作太认真,常常忘记吃饭,不注意身体健康”之类“不是缺点的缺点”,严重妨碍了组织选贤任能,给无能、贪腐者混入干部队伍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德不配位、边腐边升、小官大贪等乱象的出现。

在用人管人上,严是爱,松是害。一方面,“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领导若在管人用人上做“好好先生”,以无原则信任代替应有的监督管理,对下级做事不管不问,宽容就会变成助推,沉默就会变成放纵,既放弃了上级肩负的管理监督职责,也滋长了下级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好好先生”在工作时对同僚身上的问题不可能一无所知,但往往怕失面子、怕伤和气,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非“当头棒喝、猛击一掌”,纵容他们在错误道路上渐行渐远,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失。上世纪90年代末,某落马官员一身行头即是十几万元,某记者仅凭这一身行头即能判断其是贪官(按当年该官员正常收入是无法置办这身行头的),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怎可能熟视无睹?其堕入无底的贪腐深渊与身边同志的好人心态、不愿不敢揭露批评脱不了干系。

最后,“好好先生”败坏了领导干部的家风。“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廉洁修身、严以律己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家风建设的基本准则。然而,“好好先生”对家人是宠溺式放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导致家教不严、家风不正,乃至一人当官,全家腐败。对家人不立原则、不分立场、不守清廉的“好”,本质上就是带着他们一起被围猎者当成接近利益的“老虎机”,通过向其不断“投币”而打开捕获权力的通道。某官员表面上是清官、好官、严官,背地里当着家人面收受市外所有贿赂,不仅追求奢靡生活,还带领妻子、女儿、女婿“全家上阵”,上演“购不厌累”“住不厌精”“赌不厌多”的腐败三部曲,陷入“物质生活享乐化、精神生活颓废化、家庭生活逐利化”的泥沼。

好人主义滋长贪腐、享乐之风。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以工作不易为由,抱着补偿心理,当“好好先生”,想办法对自己、对班子成员“好”,以致违纪违法。或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慰问费、加班费、误餐费、置装费、加油卡、重复发放工资、高温津贴、安全奖等,名目繁多;或违规自定奖励政策,如完成秸秆禁烧任务奖励、完成学费收缴奖励、单位运动会奖励等,花样百出,奖金不菲。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的行为,貌似关心爱护干部职工,实则越过了党纪政纪的红线。“之前都可以,现在怎么不行?”福利心理过重,会使自己漠视新规新纪,充当老好人,沿袭以前违规发放福利的“惯例”。

领导干部手中既有令人艳羡的资源,不法商人就会像苍蝇一样叮过来,千方百计“围猎”他们。不法商人常假扮“好好先生”的模样,对领导干部点头哈腰、曲意逢迎、百般讨好,实则处心积虑地腐蚀、拉拢、控制他们,使其蜕变为对自己有求必应的“好好先生”。某领导干部在被不法商人们“围猎”成功后,既对其贿赂来者不拒,也对其诉求有求必应,被誉为讲义气、重感情的“老好人”“老大哥”,堕落为违规插手项目规划、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的“腐败先生”。

“好好先生”的本质是个人主义,领导干部一味地追求个人主义,就很容易失去理想信念,消减奋斗锐气,追求享乐主义。一些“好好先生”在工作中稍付出一点,就叫苦不迭;付出与待遇稍不成正比,便心态失衡。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底色褪去,奢靡主义就会粉墨登场:行则头等舱,住则五星级酒店,饮则非10年以上陈酿茅台不入,乃至走上贪腐不归路,严重损害党的公信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好好先生”损害社会良序

“好好先生”貌似于人于己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实则严重损害了社会良序,有碍公民权利保障和国家发展。

在民意方向、强度与领导决策之间存在这样的规律:当民意方向与强度背离——大多数赞同或反对,但不强烈,少数人反对或赞成,但很强烈时,领导者有可能听从少数民意而非多数民意,满足的是少数而非多数利益,是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老实人吃老实亏”。只有在大多数赞同或反对且很强烈的情况下,领导才会尊重多数民意。因此,如果多数人习惯当“沉默的大多数”(亦即“好好先生”),虽满怀情绪,却无强烈的态度,连自己都不尊重、捍卫自己的权利,谁还会尊重、捍卫你的权利?因此,“好好先生”会严重侵蚀公民权利,有碍社会公正。

貌似于人于己方便的“老好人”实则是无原则、没是非、没血性的“稻草人”。如果任由其横行,势必会严重侵害社会良序。近年来,领导干部监督管理机制不断完善,纪检监察部门对违法违规违纪者的惩处不可谓不严厉,为什么腐败者还是层出不穷,一些单位的“一把手”依旧是“一霸手”?原因之一正是“沉默的大多数”积习难改,惯于沉默、忍让,对胆大妄为的领导干部依旧太过纵容。

值得一提的是,“好好先生”既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又反过来重塑了社会文化,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如果一个单位大多数人都是“好好先生”,那么该单位必然蔓延“你好、我好、大家好”(决非对国家和人民好)、不讲原则、不辨是非的“好人主义”文化。长此以往,讲原则、讲是非、勇于担当的实干家反而会无立足之地,要么灰溜溜地离开,要么随大溜,不自觉地被“好好先生”同化,是为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文化是心灵的积淀,文化之觉悟方是最后之觉悟。唯有铲除这种劣质的好人主义文化,才能真正杜绝“好好先生”,营造风清气正的竞争秩序。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有全党继续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明确地将勇于担当、敢于斗争上升到事关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高度。要培育担当和斗争精神,就必须与“没原则、无肩膀、和稀泥”的“好好先生”厉声说“不”。

[责任编辑:王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