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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认知评价与期待

主要发现:

· 公众认为社会治理智能化主要体现在技术之于治理的赋能性、共享性、重塑性和前瞻性。

· 社会治理智能化为公众带来的获得感主要体现在:更便捷、更安全、提质增效等方面,但在技术的执行层易出现诸如形式主义、层层加码、一刀切等问题。

· 公众认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存在发展障碍和困境,信息壁垒使得数据交互不畅及整体规划不到位、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

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兴起,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领域,展现了科技在破解城市治理难题、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上的巨大潜力。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有效统合利用各方资源,增强社会治理系统化,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

技术与社会治理融合,显著提高了我国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开启了智慧社会治理的新时代。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风险,如算法决策“失灵”、信息伦理失范、隐私信息泄露等,对新时代的智能化社会治理构成了多方面挑战,警示人们在社会治理中不能过于倚重技术,要坚持以人为本,克服治理过度技术化的弊端,构建技术治理的社会性,凸显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将人民的需求作为治理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当前社会治理的科技化智能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仍存在着制约科技力量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短板。公众对当前技术应用于治理领域的实践有哪些看法,对未来社会治理智能化有哪些期待?人民智库于2022年2月8日至15日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4465份。基于对公众科技态度的长期关注,进行了深入研究。

公众对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认知与评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发展路径确定了方向。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治理体系向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转型的阶段,新兴技术手段与信息工具对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中,科技手段在消费、医疗、民生等领域的作用凸显,新兴科技成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技术支撑。

受访者认为,社会治理智能化主要体现在技术之于治理的赋能性(70.20%)、共享性(65.56%)、重塑性(55.63%)和前瞻性(40.40%)。赋能性,即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渐普及运用在社会治理中,人类社会的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不断融合,催生了更多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产业;共享性,即社会治理智能化推动社会各主体间交流互动、降低社会服务获得成本,成为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途径;重塑性,即网络社会治理模式下,公共服务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科技服务与智能基础设施,如智慧街道、智慧交通等;前瞻性,指在理论上,社会治理智能化可以推动政府治理重心前移,预测并尽可能避免灾害带来的影响,提升城市综合风险防范的韧性。

对调查结果进行交叉分析发现,男性受访者感受更多的是社会治理智能化带来的赋能性(75.00%),即新治理技术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新经济;女性受访者感受最深的则是共享性(74.67%),社会治理智能化使“共建共治共享”成为可能,显著提升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社会治理智能化实践过程中的障碍和困境

技术应用于治理领域为公众带来的获得感主要体现在更便捷(86.09%)、更安全(84.77%)、提质增效(84.11%)等方面。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公众认为,当前技术应用于智能治理存在着诸如形式主义、层层加码、一刀切等执行层面的问题,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应坚决防止和纠正。

以疫情防控为例,有专家指出,部分地区“一刀切”“层层加码”的背后,反映出目前健康码、核酸检测证明等关键信息没有形成统一和互通,各地执行疫情防控标准不统一。由于各地健康码不统一、不互认,甚至省内的省、市两级健康码也不同,不仅给防疫工作带来很多不便,还可能产生防疫漏洞和薄弱环节。这与此次调查结果互为印证,调查发现,超半数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治理智能化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信息壁垒使得数据交互不畅”(51.66%),“整体规划不到位,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50.33%)。

公众对未来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的期待

深化共治共享

当前,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加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准预测,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人工智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深度应用,加强生态领域人工智能运用,通过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代表着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现路径是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智能化拓展了交互时空场域,为多方参与和互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当前,41.03%的公众(非基层工作者)认为技术治理模式更倾向于技术管理,公众在其中参与不充分。在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应本着公平正义原则,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规定,确保每一个人能公平地享有发展权利、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政府“维护社会治理秩序”的管理思维要向“释放社会治理活力”“激发公众参与热情”的服务思维转变。

打通数据壁垒

在展望未来时,公众对数据联通共享的期待十分强烈,这也与公众认为现阶段信息壁垒导致数据交互不畅的调查结果相印证。66.23%的受访者希望未来能够推动技术更多助力基层治理,推动实现交通、安防、应急、社区管理等数据共享。

49.01%受访者认为社会治理智能化“机遇挑战并存,前景广阔、大有可为”;27.81%的受访者认为“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整体推进难度较大”;23.18%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较难判断”。由图1可知,随着城市能级的递增,公众对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未来展望也逐渐乐观。可以形成共识的一个基础认知是,基层社会治理当前存在不同程度的“力量散”“管理乱”等现象,打破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政府间的信息壁垒,构建信息共建共享机制,将碎片化的数据资源最大限度地予以归拢、统合,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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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精细化治理

城市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载体和前沿,以数据为引擎,实施精准化治理,是公众对技术效能发挥的主要期待。当前,社会治理智能化的相关实践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调查中,认为社会治理智能化效果较好的受访者占比不足一半(47.68%);非基层工作者群体认为效果较好的占比38.46%,认为效果一般的占比为56.41%。以疫情防控为例,在治理共同体基于科技支撑掀起新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风险区识别范围不精确、人员流动管理不灵活、技术失灵失效等问题,也暴露出了各地标准不统一、基层重复劳动等问题和短板。

随着智能化功能渐趋复杂,服务人群规模逐渐增大,各项技术产品运维效果的影响因素已经不局限在技术层,更多涉及到管理层。地方治理应牢牢把握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既要注重引入和使用新兴技术,提高社会治理智治水平;也要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完善信息安全监管机制,在“如何以人为本善用技术”上找到平衡点。要积极探索“城市精细化治理指数”,用量化指标识别判断各项技术在推进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作用及其相关问题,在避免资源浪费同时,实现更高质量的精细化治理目标。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李思琪】

责编:蔡圣楠 / 美编:王嘉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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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