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近代百年，青年一直是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最有活力、最有生气、最有担当的人群。作为时代的新兴群体，一代代中国青年为民族图存、国家昌盛、社会繁荣贡献了青春和热血，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者，与作为先锋力量的青年在百年历史中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深刻体现在青年政策上。
“到劳动阶级中去”：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青年政策的主要方向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陈独秀和李大钊早就把在思想上指引青年作为人生实践和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寄语青年，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明确“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李大钊同样注重青年的积极作用，提出“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要“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但这两位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早期传播者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青年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作用，认为青年与劳动人民结合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础力量。因此，他们用各自的人格魅力和深邃思想，把进步青年团结在一起，广泛动员了当时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爱国知识分子，不仅促进了共产主义新思潮的传播，推动了共产主义思想与劳工阶级运动相结合，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提供了较为充分的队伍储备。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由此带动了北京、武汉、长沙等地方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立。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们主要是对青年发挥指引作用，为青年参与革命事业指明正确方向，同时通过成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实现由个人指引向组织引领的转变。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不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其在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引领青年提供了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发挥了引领和培养进步青年参与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的重要作用。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提出“革命的教育在无产阶级少年运动当中成了很紧急的需要”，把革命教育问题提升成为引领青年的重要议题。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的创办，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兴起培养了许多青年骨干，这些青年骨干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青年骨干甚至成为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领导人。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权和发展工农联盟的问题。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最重要的青年工作有三方面：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并进一步明确了宣传、组织、教育的方针，尤其是对如何在革命活动中实现工农联盟等问题有了新的指导性意见：“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由此可知，到劳动阶级中去，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青年政策的主要方向。在这一青年政策的指引下，大批进步青年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起站在了救国图存、强国富民的最前列，担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
“到延安去”：把青年和劳苦大众作为组织、动员和团结的对象，用青年的爱国热情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步伐，东北、华北、华东等地方都处于日寇铁骑的威胁之下，中华民族危机四伏，中日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1931年9月21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告全国青年书》，号召青年进行罢工、罢课、罢操、罢市，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随后，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青年成为主要的推动者和生力军。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平青年走上街头，要求保卫华北，停止内战，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早期的青年政策是围绕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其工作方向侧重于建立全国抗日青年联盟，把青年和劳苦大众作为组织、动员和团结的对象，用青年的爱国热情激发、唤醒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海内外中华青年为了抗日救国，自发寻找正确的道路。为了培养抗日救国的青年骨干人才，中国共产党先后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等。毛泽东同志曾说：“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子。”在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抗日主张带动下，陕北公学等学校对旨在救国的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到延安去”成为风靡海内外的时代口号。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乃至海外华侨青年，万涓汇流般的涌入延安，成为抗日战争中的积极分子。虽然，在国民政府的百般阻挠下，并不是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都能顺利达成目标，但他们仍甘愿用辛劳和生命来完成自己的理想之路。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策在引领青年和组织青年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了新的时代主题，即以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主线，团结广大青年和劳苦大众，建立全国抗日青年联盟。最重要的是，在引领、组织、团结青年的过程中，摸索形成了一套青年骨干人才的培养机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引领到政治方向引导，由此培养出的青年骨干人才逐渐成长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青年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从个人自发行为发展成组织自觉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磨难中走来的中国满目疮痍、一穷二白，国家事务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成为全面执政的政党，工作重点从“打天下”转变为“治天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吸引和培养青年人才成为中国共产党青年政策的重中之重。一方面，积极吸纳海外青年英才回国支持建设。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代表新中国政府邀请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另一方面，鼓励国内青年全方位学习知识技能和科学技术。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五四社论《这是青年们发出更大的光和热的时候》明确指出青年成长的路径就是通过有计划的学习和培养，成为具有科学知识的专业人才。在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还特别强调“必须通过严格的思想锻炼、政治锻炼和工作锻炼，必须与各方面的实际困难进行顽强的搏斗”，由此激发了无数青年奔赴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青年学生自愿去艰苦地区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个案和队伍。1955年，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部边陲黑龙江省萝北县。这就是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雏形，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完全结束。
这一时期青年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共青团承担了组织全国青年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接见了全体代表并为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这就明确共青团的基本任务是团结青年、领导青年、培养青年。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按照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的工作方针，使青年工作进入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在各地团组织的积极探索下，除了青年垦荒队之外，还建立了形式多样的青年生产队、青年突击队、青年扫盲队、青年节约队等，青年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最活跃、最积极、最先进的群体。尽管这一时期青年政策的执行遇到了一些曲折，一些运动式的做法并没有取得最好的效果，但“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生动地体现了青年报效祖国、奉献青春的积极态度。
总之，这一时期的青年政策一方面秉承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青年与工农结合的主要方向，另一方面对现代科技文化的重视也呼应了“四个现代化”发展的需求。此外，在共青团组织的统一引领下，青年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从个人自发行为发展成组织自觉行动。
“到改革开放最前沿去”：青年在经济建设领域大展宏图，成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时代弄潮儿
改革开放将我国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给青年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策也出现了一系列调整，在教育上予以恢复、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经济上予以扶植，是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大学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青年重新获得了学习知识技能和科学技术的机会，对青年的教育再次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提出，“我们也必须教育全党同志务必注意提高警惕，照顾大局，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既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努力克服一小部分群众特别是一小部分青年中间的思想混乱”。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也奠定了青年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调。
这一时期青年政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强调在经济上对青年发展予以扶植。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上强调，要从经济角度解决知青问题，建议将每年用来安置下乡知青的三亿多元经费转用于扶植知青回城创业。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强调“城镇青年就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四化前途”，但该规定的重要意义不仅是解决青年就业安置问题，而且大幅度地推动了个体经济的发展，明确了个体劳动者的合法性：“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同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样，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都是光荣的。对于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应与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视同仁。其中的先进分子，符合党员、团员条件的，同样可以按照党章、团章规定，吸收入党入团。在从事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人员中，要根据需要，逐步建立党、团组织。”这一规定让不甘心在岁月中蹉跎的青年放开了手脚，时不我待地参加到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青年成为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时代弄潮儿。早期的个体工商户大部分都是待业青年，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人生的际遇。
应当说，改革开放之后对青年政策的一系列调整，不仅让青年的人生发展回归正途，而且为后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勇往直前的生力军。从20世纪80年代的个体户，到20世纪90年代的下海经商，再到21世纪的出国潮，都充斥着青年的身影。这一时期的青年政策是建立在深刻理解我国具体国情和充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基础之上的，其紧扣经济发展的主题，恢复通过教育让青年成才的通道，确立青年为合法劳动者和祖国建设者的政治身份，并打通依靠劳动致富、为祖国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的多种渠道，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人才基础、建立了制度保障（制度保障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大的特色，深刻影响了青年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选择）。青年在经济建设领域大展宏图，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的大学生、最早的海归、最早的个体户和企业家。
这一时期青年政策的不足是对青年发展的保障涉及较少，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也有所放松，导致了一些不良思潮在青年中蔓延。因此，后来我国大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以帮助青年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回到青年中去”：更加重视与关爱青年的发展，为其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和社会环境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青年发展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在城镇化、市场化的浪潮中，社会中个体生活更加原子化，青年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计划经济时代的组织模式和动员方式难以有效地把青年团结到党的周围。同时，群团组织也出现了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现象，由此引发青年群体在理想信念、教育就业、婚姻恋爱、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为了帮助青年解决现实问题，缓解其生活压力，支持其人生理想，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青年发展专项规划——《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团结、组织、培养青年的基本方向，确立了党管青年的重要原则，确保青年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确保了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
规划将青年发展系统性地分为青年思想道德、青年教育、青年健康、青年婚恋、青年就业创业、青年文化、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青年社会保障十个重要领域，并针对每个领域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措施和重大工程。这些工作措施和重大工程的实施，代表着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之后，必须为青年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和社会环境。这些细致入微的政策措施，也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青年受到的重视与关爱。只有“回到青年中去”，帮助青年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和困境，才能够真正实现对青年一代的引领。青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纵观百年历史，党的青年政策始终与时代主题紧密相连，始终把青年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和生力军。当前，党的青年政策更加鼓励“回到青年中去”，更加重视与关爱青年的发展，努力为其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和社会环境，让与时代同行的中国青年在新时代大有所为、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