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个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今天，我们的方向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坚定，要不忘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 党的基本路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30年前的春天，面对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改革开放的疑难困惑，邓小平同志立足整体性、宏观性、全局性的战略视角，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史称“邓小平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紧紧围绕我们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深刻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宝贵经验，科学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不仅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其思想精髓与时代意义历久弥新，璀璨夺目。
紧抓中心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
邓小平南方谈话涉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实行的一系列重大路线、方针、政策，涵盖极为丰富的求实创新思想，核心内容在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即“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其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居于首要地位。
邓小平南方谈话立足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集中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体系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党要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制定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而以重点突破带动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牛鼻子”，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破除束缚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枷锁，释放经济社会各方面活力，推动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市场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要素，在社会上引起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理清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强调改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从经济建设的整体发展来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在1992年超过14%，之后连续保持高速增长，到2000年GDP更是一举突破10万亿元大关；从经济建设的局部发展来看，在1992年—2002年期间，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由221亿元增加到14756.22亿元；缴纳税收由4.55亿元增加到945.62亿元。这些数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示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导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磅礴气象。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和主要问题，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一方面并未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另一方面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坚定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政治保证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政治保证，其与改革开放相互贯通、紧密结合，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过程中，坚持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的发展活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规定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发展道路、前途命运。邓小平南方谈话肯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南方谈话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本方向和政治前提，强调要将其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之中。首先，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核心。回顾历史，党的领导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全过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四个伟大成就，对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起到决定性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其次，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基础。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马克思主义指明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与其中国化创新理论一道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保障。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还在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有异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始终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邓小平同志所言：“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人民民主专政反映出我国的阶级性质，意在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抵御资本主义干扰的必然选择。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要坚持在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理论创新、制度完善、文化繁荣特征的全面概括，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实践意义。理解我们党创造的文明新形态，就要首先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不仅赋予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而且明确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属性，成为我们区别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文明形态。
用好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从而在重大历史关头抓住变革时机、转变发展方式，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之后，党通过对内改革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匹配的政治体制，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动力。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改革开放要加快步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邓小平南方谈话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强调改革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要敢于试验、勇于创新。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扩大，其中积累的内部矛盾和社会问题开始集中凸显，又恰逢苏东剧变及其引发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大曲折带给中国强烈震撼，有些人开始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另一方面又重申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极大凝聚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改革开放共识。
邓小平南方谈话促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取得新突破，开辟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飞跃。1992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讲话，在贯彻南方谈话精神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外，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也逐步推进，如各级政府机关在转变职能、精简机构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逐渐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开放格局，在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中实现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实现改革开放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对外开放方面，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新型开放战略持续发力，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经贸造成的严重影响，西部重镇成都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230.9亿元，同比增长23.5%，体现出新时代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明确发展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核，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从而在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引领共同富裕新发展。南方谈话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强调要继续增强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抓住历史发展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在各方面条件成熟之际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深化了对实现共同富裕的规律性认识，明确先发展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的战略构想。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共同富裕中的“富裕”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对物质、精神财富的拥有程度高，“共同”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对物质、精神财富的占有差距小，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特征，需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已经取得较大成就，但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依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勾勒出从先富到共富的战略构想，即“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南方谈话契合“三步走”发展战略，推动有条件发展起来的部分地区实现快速发展，促进全国人民生活在20世纪末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战略规划，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契合，以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富裕为关键，重点在于实现经济快速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不仅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且将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由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调整为增长8%—9%，力争到20世纪末完成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的战略任务。在此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提前5年实现比1980年翻两番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于1997年提前3年实现比1980年翻两番目标。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新阶段。2021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社会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中国共产党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成就基础上，我们党提炼总结共同富裕的深刻意蕴与实现路径，制定出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规划：即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邓小平南方谈话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其思想精髓与时代意义历久弥新，源远流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新的赶考路上不忘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科研研究基金项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项项目——伟大建党精神研究”（项目编号：21XNQZ3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责编/贾娜 美编/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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