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钟茂初
优化生育政策，给生育家庭“减负”，解除年轻人生育的后顾之忧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热议的焦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国务院相关文件也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落实产假制度和生育津贴，推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支持政策，多措并举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全国各地也积极探索发放育儿补贴金、延长生育假等鼓励生育政策。
当前，政策部门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要解决生育支持政策的非普惠性（只有少部分人群能够实际享受到政策实惠）；二要解决生育支持政策加重用人单位负担问题，应出台对用人单位的激励政策；三要解决生育支持政策最终转化为女性在就业等方面承受“生育惩罚”问题；四要一体减轻生育、养育、教育各阶段的家庭负担。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建议：基于“降低抚养成本是提高生育率的根本有效政策”的理论与实践认知，通过财税举措实施生育友好型政策。
第一，建议实施普惠性的个人所得税调节政策。对于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凡是收入超过起征点的，全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凡是收入未达到起征点的，则实行“负税收”政策，向其发放相应的生育补助金。为对生育、养育、教育全过程的成本进行合理扣除或补助，应对0-18岁未成年子女按每人每月1000元的水平进行扣除或补助（按价格水平和发展水平，逐年自动调整）。
这一政策，符合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属性。将各地试行的生育奖励，统一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管理系统，便于全国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可避免各地因财政差异、城乡差异、户籍差异而形成的差别化政策。发放到18岁，可涵盖生育、养育、教育全过程。每孩每月1000元左右的补助金，相比计划生育时期的独生子女费（每月5元，发放直至14周岁），按可比价格、收入水平对比，这一补助金额度并不高、财政可承受。从中短期来看，生育补贴带来的消费效应可以弥补这一财政支出；从中长期来看，人口红利远超这一财政支出。
国家政策是否采用每月1000元这一补贴基准额度，应根据不同补贴额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调查来确定。
第二，建议实施减轻企事业用人单位生育相关负担的财税政策。
对于聘用生育期、养育期女性员工的企业，应实施税收优惠。
对于国家政策规定而由企业担负的生育假、陪护假、生育津贴等，应纳入企业减免税收或退税的核算范围，最大可能地降低企业相关负担。
在女性孕育、生育、哺育的休假期间，其社会保障应由财政资金缴纳（无论是否被雇佣，均计算工龄），以减轻用人单位负担。
推行全民普惠性的生育保险制度，改变主要依赖用人单位缴费的机制和路径。
第三，为平衡人口生育、劳动力育成成本与人口红利的不对等问题，建议：国家财政部门通过一定的政策机制，进行人口生育、劳动力育成方面的转移支付，即人口净流入、劳动力净流入地区向净流出地区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
第四，为解决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负担问题，建议：国家提供无担保的无息教育贷款，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可以“个人社会保障账户”作为担保依据（无须其他担保手续）。
第五，为解决高学历群体婚育年龄偏大问题，建议：对在学期间生育的女性研究生，学习期限延长1-2年，国家财政承担相应费用和待遇。此政策可先在女性博士研究生中试行，取得一定成效后，再进一步扩展到全部研究生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