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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转型视野下的乌克兰危机

——基于演进过程、深层结构、解决方案的分析

【摘要】乌克兰危机,不仅是一场发生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或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而且是一场在国际权力转移敏感时期发生的多方力量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国际冲突,同时还是21世纪以来牵动全球秩序重构、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重塑,以及人们对世界事务中关键问题重新认知的一项重大事件。乌克兰危机存在深层背景与直接诱因,其发展演进可分为10个阶段,且各有要点。乌克兰危机带来大国恶性竞争长期延续、乌克兰国内格局难以出现转机、俄罗斯面临持续挑战却有强劲抗衡能力以及争议地带诸多困境等巨大影响。其前景可能出现“大交易”“大悬空”“大陷阱”“大转型”等情况,需要一个包含各方利益与意愿,统摄各个领域复杂需求与可能的总体性解决方案,才可能找到出路。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明斯克协议  大国竞争  地缘政治  诺曼底模式

【中图分类号】D85/E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2.010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俄罗斯研究》主编。研究方向为俄罗斯与欧洲的政治、历史及社会转型,大国关系史,国际政治理论。主要著作有《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一个欧亚大国的沉浮》《20世纪的俄罗斯》等。

 

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终结30年来前苏联地区最大的一场危机。这不仅是一场发生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或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而且是一场在国际权力转移敏感时期发生的多方力量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国际冲突。乌克兰危机,也是21世纪以来牵动全球秩序重构、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重塑,以及人们对世界事务中关键问题重新认知的一项重大事件。鉴于这场危机延绵8年多,迄今依然深深扰动区域与全球局势,因此,需要从动因、进程、影响、前景等几方面着手,探讨乌克兰危机进程与深层结构因素的关联,分析各方长期战略与近期决策的互动,包括从思想理论性问题的众说纷纭中,努力把握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

危机的动因、进程与特征

深层背景与直接诱因。从较长期的角度来看,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变化是乌克兰危机的深层背景。首先,20多年来,乌克兰国家政治发展方向不定,国内宪政体制多变,国家治理功能衰弱,社会经济长期波动,腐败盛行,民生艰难,这是造成本次动荡的一个长期的内部原因。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对在“颜色革命”中被选上台的乌克兰总统维克多·安德烈耶维奇·尤先科,以及2010年当选总统的亚维克托·亚努科维奇,都给予了尖锐批评。他认为,在他们治理下的乌克兰是后冷战阶段充满“政治焦虑”的“民主失败”国家的典型。[1]这揭示了西方以所谓的“民主与威权”划分世界,企图将乌克兰纳入欧美势力范围的图谋,乃是导致乌克兰危机的重要背景。

其次,乌克兰地处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结合部最西端的特定历史地理位置是危机的又一深层原因。西欧的宗教与政治历史对乌克兰西部地区影响深厚,但基辅本身又是俄罗斯文明发祥地。后冷战地缘政治的特殊背景下,北约与欧盟等西方势力的拓展、俄罗斯的传统影响以及当地传统犬牙交错,在乌克兰突出表现为东西方之间不可遏制的东拉西扯、相互冲撞,使该国成为大国纷争的漩涡。乌克兰难以复制同处欧洲文明结合部地带的其他国家(如瑞士、奥地利等)的民族与区域建构路径。难以规避的既定文明历史背景、西方基于意识形态对国际转型的总体战略设计,都为这场危机作了伏脉千里的铺垫。

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背景,即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方面,西方对俄罗斯的成见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与20世纪90年代痛苦转型中的萧条虚弱相比,俄罗斯“黄金十年”所获得的国力增长、普京引导的强国精神,使俄罗斯再也不愿以“冷战失败者”的身份与西方打交道,而是急起直追,以牙还牙,以俄罗斯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与西方对峙。以上种种暗潮涌动,为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早早埋下了伏笔。

乌克兰危机的直接诱因可从三方面分析。其一,“文明离婚”式的苏联解体过程尚未终结,“苏联解体综合征”还深深困扰着艰难转型中的前苏联各国,而美国一直策动“颜色革命”,力推乌克兰、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排他性的“欧盟联系国协定”和“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直逼俄罗斯的安全与经济命脉底线,激起俄方的强烈反弹。其二,原来作为欧俄双边关系的“粘合剂”,并有一系列基础设施作为保障的欧俄能源合作体系,因乌克兰过境天然气危机与“页岩气革命”的骤然发生、欧洲政治的代际更替、跨大西洋关系的走向不明等新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正在发生动摇,致使俄欧关系趋于疏离与对立。美俄关系在奥巴马上台之后的“重启”举措中一度短暂缓和,后又因“阿拉伯之春”、叙利亚战争,以及“反导”等一系列双边核心问题而搁浅,直到2014年2月,美国在乌克兰首都骚乱中直接干预和离间,这表明美国不光企图在俄乌之间,而且企图在俄欧之间插入“楔子”,以力求继续掌控欧亚事务。但是,实力和意愿之间的差距,往往使其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其三,乌克兰危机过程中多重冲突交织,不光有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纷争,有乌克兰东部和西部间的矛盾,有激进极右翼和寡头之间的角斗,还有其他各个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博弈。有评论家认为,乌克兰政坛不像是一个政治家的聚合处,而更像是一批拳击手的竞技场,各方乐于寻租,罕言道义,也难有建设性动议,因此造成了危机的爆发和预后的处理都极难控制的局面。

危机演化阶段与要点。乌克兰危机出现了先后相继的不同演进阶段。以下就各时段的要点做简要梳理,以便观察事态的发展机理。

第一阶段,2013年,要点是乌克兰政府从与欧盟谈判转向对俄合作并引发大规模抗议。几乎2013年整整一年,欧盟与乌克兰就“欧盟联系国协定”进行谈判。在欧盟基本不与俄方沟通,不考虑其诉求的背景下,俄罗斯决定以牙还牙,提供大量优惠条件,说服乌克兰加入前苏联国家组成的“欧亚经济共同体”。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决定暂停与欧盟谈判,同时,恢复与俄方的会谈。当晚以及次日,主张与欧盟发展关系的数千人在基辅聚集,抗议政府的政策转向。12月1日,数十万民众涌向基辅的独立广场和欧洲广场举行集会,与警察发生冲突,并于12月2日占领广场,要求解散政府。12月17日,俄乌间经过谈判达成一揽子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俄罗斯大幅度降低对乌克兰天然气供应价格,并向乌克兰提供150亿美元财政支持。此阶段,俄欧双方都将乌克兰置于排他性竞争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双方对各自战略意图的实现都寄予过高期望;而另一方面双方对各方民意反应和内外复杂互动,都没有作好应有的准备。

第二阶段,2014年初至2014年2月下旬,要点是2014年2月22日发生政变。2014年年初,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展开与反对派对话,基辅的大规模抗议一度趋缓。1月下旬,尽管当局做出包括恢复2004年宪法规定的总统制、赦免抗议活动参与者法律责任、与反对派共同组成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让步,民众示威高潮依旧,并于2月16日占领政府大楼,2月18日发起更大规模示威,导致大批警察受伤,部分民众和警察身亡。其间,美国加大干预,并力促欧盟联手对亚努科维奇政权施压。内外夹击下,因执政阵营内部反戈而走投无路的亚努科维奇,不得不在2月21日与反对派签署全面退让的政治协议,并邀请德国、法国、波兰,以及俄罗斯见证。然而,在一天内,这一为各方所确认的协议墨迹未干,便被更为激进的反对派发动的带有暴力性质的政变所推翻。继而,亚努科维奇出走,季莫申科获释,乌克兰组成亲西方的过渡政府。

第三阶段,2014年2月底至3月底,要点是克里米亚宣布独立并加入俄罗斯。2014年2月下旬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形势依然动荡。2月23日,乌克兰议会宣布废除《国家语言政策基础法》,取消俄语的官方地位,遭到俄方反对。3月6日,克里米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克里米亚将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3月16日,克里米亚经全民公决提出了加入俄罗斯的要求。3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重要讲话,高调支持克里米亚的独立和回归俄罗斯的要求。与俄罗斯精英和民众对此大比率的支持相比,西方舆论一片批评之声。3月24日,西方八国集团峰会(简称G8峰会)暂停邀请俄罗斯参加,但俄罗斯仍被邀请参加6月6日法国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关于克里米亚等问题的稳健理性表态,获得各方认可。3月27日,第6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关乌克兰问题决议,声明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敦促各方通过直接对话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

第四阶段,2014年4月,要点是乌克兰东部地区动荡,日内瓦协议达成。在克里米亚局势催化下,2014年4月上旬,乌克兰东部地区相继出现动荡局势,哈尔科夫、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地先后提出仿效克里米亚的或是独立、自治,或是加入俄罗斯的要求。西方开始制裁俄罗斯。4月17日,俄罗斯、美国、欧盟、乌克兰四方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谈,要求各方停止对抗,并就缓和乌克兰局势达成一项协议,但该协议并未取得实际进展。

第五阶段,2014年5月初至7月上旬,要点是2014年5月25日乌克兰大选,同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仪式上多国首脑进行危机以来首次会见。乌克兰东部、南部和基辅政权的对抗态势进入白热化。5月2日,南方城市敖德萨有100多名平民在冲突中死亡,令世人震惊。俄方对于乌克兰东部地区要求自治和归并俄罗斯持谨慎立场。5月7日,普京有条件地支持乌克兰总统大选。5月25日,乌克兰总统大选,“巧克力大王”波罗申科首轮当选后,表示出和解意愿,但是,拒绝与东部亲俄势力和谈。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仪式上,普京与西方首脑以及波罗申科举行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的首次会见。6月7日,波罗申科发表就职演说,决意加入欧盟,表示不会实行联邦制,坚持打击乌克兰东部的分离武装,并强调乌克兰语为唯一国语。乌克兰危机形势未见缓和。

第六阶段,2014年7月中旬,要点是2014年7月17日马来西亚一架波音777客机在乌克兰靠近俄罗斯边界坠毁。在乌克兰东部形势依然胶着的背景下,“7·17”马航客机坠毁事件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西方迅速发起的舆论攻势之下,俄罗斯面临巨大压力。7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马航客机坠毁事件决议,表示不做“有罪推定”,主张公正核查。然而,美国施加强大压力说服德国和其他盟国,于8月初开始实施冷战后西方联手对俄的最严厉制裁。俄罗斯遂以禁止西方农产品进口报以反制。局势再次陷入白热化境地。

第七阶段,2014年7月下旬至8月底,要点是2014年8月中旬俄罗斯提出人道主义援助,8月中下旬德法俄乌外长举行四方会谈。7月下旬,借助马航事件的舆论环境,乌克兰政府军加大对亲俄民间武装的打击力度,波罗申科要求在两周之内解决东部问题。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接连遭受重创,平民遭受严重伤害,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民间武装占领区域日渐收缩与被切割。8月初,俄罗斯提出以人道主义援助进行解救,经过国际协调,多方达成初步共识。8月17日,德法俄乌外长举行四方会谈,围绕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乌克兰的路线、东部停火等问题,再次进行艰难协商。然而,危机出现一线转机之际,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突然公开披露,俄方向其提供装备并帮助人员训练。俄罗斯官方对此予以否认。同时,乌克兰极右集团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4小时内改组乌克兰内务部,释放日前被捕的广场抗议同伙,否则,将以发动武装暴动相抗争。乌克兰局势仍然高度紧张。

第八阶段,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要点是“明斯克协议”。乌克兰顿巴斯地区2014年4月爆发流血冲突,随后乌克兰政府在东部地区进行“反恐行动”。同年9月5日,由乌克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俄罗斯(此三方被称为“三方联络小组”)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签署了《明斯克议定书》。2015年2月12日,三方联络小组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签署了名为《履行明斯克协议综合措施》的文件,此文件被广泛称为“新明斯克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当年年底前实现全面停火、制定和执行新的排雷计划、撤出部队和装备、释放和交换被扣人员等目标与工作。各方表示愿意在“诺曼底模式”(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四国各层级磋商)和三方联络小组的框架下,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享有地方自治特殊地位的法律安排寻求共识。虽该协议还有许多模糊之处,此后其主要条款也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但是,该协议给缓解冲突带来了希望。

第九阶段,2015年3月至2019年4月,要点是“明斯克协议”后各方力量多年博弈和持续胶着。早在2014年8月,乌克兰安全局宣布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发现携带武器和证件的俄罗斯军人。俄罗斯予以否认。新明斯克协议签署后,2014年11月,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两共和国”)举行领导人和议会选举。2015年3月18日,波罗申科签署关于顿巴斯个别地区地方自治特殊制度的法律修正案。乌克兰民间武装称,因该修正案违反新明斯克协议中规定应与“两共和国”代表就所有与选举相关问题进行协调的第12条,故对此修正案不予承认。同年4月17日,美国约300名来自陆军173空降战斗旅的伞兵抵达乌克兰。俄方指责,美方此举违反新明斯克协议。2015年起,俄乌双方多次就派遣维和部队事项进行谈判,均无果而终。在此期间,俄罗斯与北约的对峙不断升级。2016年2月,欧安组织的无人机画面显示,反政府武装部署自行多管火箭炮。2017年12月,美国政府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导弹等致命性武器计划。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明斯克协议规定。2018年1月,乌克兰议会通过“顿巴斯重新一体化”法案,该法案将俄罗斯称为“侵略国”,将顿巴斯认定为“临时被占领土”。俄方称“该法案已葬送明斯克协议”。同年11月,乌克兰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两共和国”地方领导人和议会选举不予承认,并称其是对明斯克协议的破坏。2014年至2019年,美国向乌克兰拨款超过13亿美元。2020财政年度,美国计划向乌克兰额外拨款2.5亿美元以作军援,还另外拨款近6亿美元用于对抗中俄影响力。在此阶段,俄乌刻赤海峡冲突,《乌俄友好条约》被乌克兰废止,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独立,乌克兰将加入北约和欧盟写入宪法修正案并生效。作为回应,俄罗斯向乌克兰“两共和国”居民发放护照。双方抗衡态势未见缓解,并时有激化。

第十阶段,2019年5月至今,要点是2019年5月20日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就职乌克兰总统后的合作与抗衡。“政治素人”泽连斯基就职总统后,乌克兰危机一度呈现缓解迹象。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愿意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关系;而美国虽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中俄为“主要竞争对手”,但在地区冲突和双边问题上仍需与俄罗斯协调沟通。5月22日,普京与法德领导人通话,以推进执行明斯克协议。然而,俄乌双方就东部问题的立场仍有明显差异:普京坚持明斯克协议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要求乌克兰必须履行明斯克协议;而泽连斯基则坚持在收回克里米亚、不给东部冲突地区特殊地位的前提下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原则立场无法妥协的前提下,双方本也可就停火、交换战俘、改善争议地带基础设施、必要时派遣维和人员等进行谈判,但是,在俄罗斯与美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危机始终难见松动。2019年12月9日,俄乌法德领导人出席“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寻求解决乌克兰危机,20天之后乌克兰与乌东民间武装全面交换战俘,但俄乌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未见根本改变。2020年年初、2021年春夏,乌克兰东部地区在大国关系变化的背景下又呈紧张局势。

乌克兰危机进程的几个突出特点。其一,本次危机的角色众多,既有传统主权国家行为者,又有代表来自不同历史文明背景的利益群体;既有自诩为当下国际秩序代表者(美国、欧盟),又有被指为现存体制的“修正派”(俄罗斯);既出现了联盟方式的行动集体(如北约和欧盟),也存在着大量抵制“选边”、倾向于中立的政治单位(如中亚诸国,以及俄罗斯之外的金砖国家等)。出场角色的纷繁复杂,反映了这场危机包含多向度的政治与历史内涵,也大大增加了危机处理的难度。

其二,危机过程一波三折,复杂而多变:不但各方立场和战略随着各个阶段的问题导向因时而异,而且,诸如马航事件的突然发生、秘密外交和公开行动的相互交织、媒体战中的真相和谎言的真假难辨等,也使得整个危机处理过程扑朔迷离。加之各国政要虽然一边通过热线直接对话,但是一边又恶语相伤,极大影响着国家间信任,使大国关系受到严峻考验。

其三,冲突中各方存在大量“迎头相撞”的高度风险。以欧盟、美国、乌克兰为一方的总体实力要高于俄罗斯,而俄罗斯不甘示弱,在遭受制裁压力下其军备建设反而加强。鉴于全球化受阻,但依然前行的特定历史背景,这场冲突的当事各方远不似战争时期或冷战时期那样非敌即友;而是各方在争夺中呈现出甚多亦敌亦友、相互影响与掣肘,其间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关系结构非常复杂。这场危机迁延时日绵长,一时一地中难分伯仲。

其四,危机牵动全球秩序的走向、欧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民族国家地位、大国间缓冲地带的存在、区域合作和安全构架,以及对一系列世界事务中关键性问题,如冷战、遏制、制裁、结盟、中立、国际干预、国内制度变迁和对外政策相关性等的重新认知,同时事关“国际转型”所涉及的国内转型、国际秩序、国家间关系这三个关键问题。因此,这场冲突的辐射效应将扩散至未来国际关系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影响会相当广泛而深远。

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危机爆发时人们的估计,同时,危机带来的对峙与破坏也深深影响着各个方面。

大国恶性竞争长期延续。首先,美国和欧盟对俄战略均有各自背景与考量。从乌克兰危机后的态势来看,美国在对俄战略上志在必得,有其客观背景。21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在中东插手引起局势动乱,重返亚洲难以进一步得手,唯有乌克兰事件可能是显示其外交策略有所进取之所在。另外,切断俄罗斯与欧盟的联系也是美国的一个深层战略考量。美国精英层和各大智库间的激烈争论,并没有阻止新保守主义和民主党阵营在反俄问题上的联手崛起。相形之下,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较为稳健的力量主张在欧洲敏感地带保持势力均衡的传统政治观点,明显被边缘化,无法阻挡美国对俄强硬派的声势。

尽管乌克兰危机已经成为美国自相矛盾的外交原则的一个雷区,但是,无论从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利益考虑,还是对将对外推进“自由议程”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石而言,美国都无法承受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失败局面。一直到特朗普执政时期,虽其本人曾经对普京“另眼相看”,竞选时期甚至公开表示连克里米亚都应归俄罗斯所有,但是一旦执政,特朗普也无法撼动美国主流政治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治正确”。当泽连斯基企图绕开克里米亚问题,寻求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并缓和乌俄关系的时候,特朗普却深陷“通俄门”并被民主党人和媒体穷追猛打,从而对原来企图缓和美俄冲突这一目标无能为力。作为乌克兰危机的利益攸关者,美国在拜登担任总统后,一边对俄施压,一边企图控制与俄冲突的水平。乌克兰危机依然是美国对俄政策中的关键问题。在美国尚未取得俄方信任的前提下,难以期待短期内乌克兰问题会有重大突破。

克里米亚事件后,欧洲追随美国参与对俄制裁,这既是美国施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因欧盟自身也面临舆论转向“大西洋化”的压力,所以强化对俄立场有源可寻。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立场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德国愈来愈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中生代政治精英逐渐对俄罗斯国内政治保守化趋势不满;在克里米亚事件、马航事件等的催化之下,德俄关系迅速恶化,成为这一波美欧趋于联手的重要背景。

乌克兰同欧盟联系国协定已于2017年9月正式生效。此前波罗申科曾提出,将迅速采取行动,与欧盟签署政治和经济协议。然而,时任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却强调,“当波罗申科说出联系协议是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第一步时,我同我们的欧洲伙伴对此进行了讨论,大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这很清楚”。[2]法比尤斯这里所说的“大部分人”是指不赞同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大多数欧盟国家,首先指德国和法国等“老欧洲”国家,他们不但担心乌克兰的加入会过多刺激俄罗斯,而且更担心欧盟现在的内部问题堆积如山,而一旦发展水平和治理状况远不乐观的乌克兰加入,势必会引发更多麻烦,还会大大削弱欧盟的决策能力。相比之下,欧盟的新成员国则态度迥异,以与乌克兰互为邻国,贸易关系密切的波兰为例,如果乌克兰能够“入盟”,则有利于波兰市场扩张和经济能力提升,加之美国对其的特殊影响力,力挺乌克兰“入盟”自然成为波兰国策。然而,至少在目前情况下,乌克兰“入盟”还得由“老欧洲”的多数成员国加以定夺。

就欧盟而言,更为紧迫的问题是俄罗斯、欧盟与乌克兰的能源关系。虽然欧盟已经帮助乌克兰向俄罗斯支付了大量天然气欠款,但这只是所有欠款的一小部分。同时,连续多次三边能源对话,也远没有解决关键的天然气价格问题,欧盟还不得不承受更多来自俄罗斯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北溪-2”天然气管道在建设期间一直遭到来自美国的反对与阻挠,拜登上台后虽稍有松动,但仍对俄罗斯继续施压,而德美在落实“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协议方面也仍存变数。在其他地区事务上,无论是伊朗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还是面对叙利亚危机,欧盟都只能与俄罗斯打交道,而完全没有乌克兰可以参与的空间。

乌克兰危机后,一个变化趋势是欧盟国家开始反思“东部伙伴计划”。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对排他式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重新有所认识,认为这样一种排他式的安排,至少导致了乌克兰问题的冲突激化。学界和舆论则比官方立场更进一步,法德两国民意对于乌克兰冲突的态度,经常远比官方更为中立。同时,特朗普执政之后,不仅在北约军费开支问题上对欧洲盟友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压,而且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上蛮横地直接向默克尔施压,因此促使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主要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以欧洲方式——比如“诺曼底模式”或“明斯克模式”,来寻求危机的解决之道。

其次,从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的政策目标及其实施状况来看,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美欧一致推进的政策领域。这些政策是基于美欧近似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立场。美国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于1994年初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撰文提出,一个健康稳定的乌克兰是制衡俄罗斯的关键力量,此为他所倡导的冷战后美国新大国战略的核心立场。他写道:“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帝国,但一旦乌克兰被征服,俄罗斯就会自动成为一个帝国,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文章发表后,美国、英国和俄罗斯通过《布达佩斯宣言》,承诺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换取乌克兰成为一个无核国家。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欧共同致力于恢复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不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并鼓励俄罗斯通过明斯克协议解决顿巴斯冲突。同时,美国及其盟友也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采取了报复性行动。多年来,华盛顿对数百名俄罗斯人以及俄罗斯的一些经济部门实施了制裁,涉及国防、能源和金融等领域。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也对俄罗斯实施了类似的惩罚措施。

第二,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美欧各有侧重。在法德斡旋和参与下,俄乌两国于2014年和2015年先后签署了《明斯克议定书》、《履行明斯克协议综合措施》(新明斯克协议)。协议要求乌克兰政府与乌东民间武装停火,撤出重型武器,乌克兰控制其与俄罗斯的边境,并允许其中某些地区举行地方选举且给予其特别政治地位。美国对此表示支持。然而,对美国而言,乌克兰是其对外援助首选目的地,美国平均每年向其提供2亿多美元援助,且为回应俄罗斯的干预,华盛顿加强了对乌克兰政府的支持,每年提供6亿多美元的发展安全援助。美国军方为乌克兰提供训练和装备,包括狙击步枪、手榴弹、发射装置、夜视设备、雷达和反坦克导弹。北约每年与乌克兰举行联合演习,包括“海风”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和快速“三叉戟”多国军演等。正是在这样的支持下,尽管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但是其通过宪法确认了最终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的目标。可见,在乌克兰与对俄政策问题上,一定程度而言,美欧双方有“红脸”与“白脸”之分。

第三,美国与欧盟在对乌克兰政策目标上有着明显的背离之处。其一,2020年6月,疫情平稳后,特朗普曾有意重启八国集团(简称G8),因在乌克兰危机中七国集团(简称G7)曾无限期地将俄罗斯从其中除名。然而,当特朗普企图邀请俄罗斯重返八国集团,不光欧盟国家反对,连俄罗斯自己也表示异议。其二,美国对俄欧合作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施加了很大压力,特朗普称该项目将会赋予俄罗斯更大政治影响力。2019年年末,华盛顿对参与管道建设的公司实施制裁。美欧间的这一分歧深刻影响美欧传统关系。其三,美欧的国内政治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不同。近年来,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围绕特朗普是否曾利用乌克兰问题打击竞选对手拜登展开了激烈争论;而欧洲总体而言,并没有这样毫无节制的国内纷争以影响重大外交决策。

总之,美国对俄罗斯态度总体强硬,但时有变化;欧盟意欲独立应对,但掣肘过多;俄罗斯不愿让渡红线,有其深层考量。三者不同态度的背后,乃是美国依然握有超越所有“玩家”的强权在手,而欧洲靠的是组织与协调这套“软功夫”以“尽地主之谊”,俄罗斯则犹如被逼到墙角的困兽,但仍有以牙还牙、持续博弈的强劲能力。因此,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状态,不光出于意识形态,还很大程度上源自地缘政治的抗争,更有各方面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抵充与交合关系的影响。即使在局部问题上,或者在短时期内各方关系会有所调整,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抗争状态似难以改变。

乌克兰国内格局难以出现转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七八年来,形势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根据皮尤民调结果(表1)显示,乌克兰民众近年来愈发亲近欧美,但同时对俄罗斯态度大幅疏远,此情况不利于任何可能的妥协。即使近年来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好感有所回升,也远远没有达到危机之前的亲西方与亲俄民意两者旗鼓相当的水平。因此,从近期看,并没有任何使各方妥协以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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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面临持续挑战,但依然有强劲的抗衡能力。无论是持有何种立场,也无论做怎样反思,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总体而言具有强劲而持续的抗衡能力是显而易见的。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现任主席费奥多·卢基扬诺夫在2014年乌克兰大选1周后,曾明确表达以下意见:第一,此次大选为未来的政治对话作了重要铺设,虽然合法性还存在问题,但是俄罗斯愿意接受。第二,这场独立广场运动以原先政治系统的崩溃,以及领土的丢失为代价,并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政治领袖,也没有出现任何政治精英。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颠覆,但是原先的寡头却照样存在。第三,乌克兰东部地区是不能被轻视的,基辅必须寻找合适的方式与之对话,并重组其间的权力与利益。第四,目前基辅和顿涅茨克都在“十字路口”,一方面,波罗申科需要与原来乌克兰过渡政府划清界限,停止“反恐斗争”;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分裂口号也无法维持更久。第五,乌克兰选民——在失去150万克里米亚选民之后——依然向往西方,这是俄罗斯无法更改的事实,但是如果乌克兰政治系统重蹈覆辙,则国内必定动乱不已。第六,俄罗斯显然并不准备对东部地区的局势承担更多责任;没有莫斯科的支持,东部地区的行动难以持久。第七,乌克兰周围地区必须是有保障的中立化,同时,东南部有必要转化成建设性的亲俄力量,成为乌克兰政治结构中有影响力的角色。第八,在所有相关方的参与之下,推进乌克兰内部的非中央集权化。没有俄罗斯与欧盟的合作,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因此俄罗斯应成为相关协议中的主要一方。第九,按照199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代顿协议”框架构建乌克兰国内政治构架。第十,莫斯科应当向欧美提供认真研究过的方案,西方也应该相应地接受妥协、实行和解。

如果说卢基扬诺夫的观点代表着一个较为具有建设性的妥协方案的话,那么,俄罗斯军方立场则是要更为强硬地力争确保底线。俄罗斯的决策会在以上述两者为端点的区间中摆动。

从目标和结果角度看,可以分近期和长期对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情况进行探讨。

近期看,俄罗斯为何在乌克兰问题上与同文同宗的兄弟邻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发生对峙?对此,连西方学者看法也不一致。有学者强调北约东扩是其根源,因俄罗斯视此为红线。2008年北约峰会后几个星期,普京警告美国外交官,吸收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被视为敌对俄罗斯的行为”。几周后发生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干预乌克兰的最大原因,是普京担心在国内失去控制。特别是在2011年末俄罗斯国内大规模抗议运动之后,普京选择干预乌克兰。事实证明,一段时期内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受到国内普遍支持,很长一个时期普京国内支持率都超过80%。[3]一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若干年,其支持率还基本保持在60%以上。[4]因此,从俄罗斯近期战略目标的实现来说,无论是顶住北约东扩,还是保持国内稳定,都已经得到相当程度上的实现。

从长期战略目标角度看,评价并不一致。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教授、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创始人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从乌克兰危机一爆发,到最近与苏斯洛夫教授联合发表有关俄罗斯外交战略新思想重要文章,都非常明确地表示: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处理,以及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选择都是正确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杰拉德·托尔(Gerard Toal)认为,“让俄罗斯恢复欧亚大陆北部大国的地位,一直是普京的目的”,其“最终目标不是重建苏联,而是让俄罗斯再次强大起来”。因为,俄罗斯通过控制克里米亚,可以巩固其在黑海地区关键地带的力量。随着俄罗斯拥有更多影响力,便可以将影响投射到地中海、中东、北非,而传统上,俄罗斯在这些地区能力有限。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正在加强与另外一个黑海大国土耳其的军事与能源关系。可见,托尔与卡拉加诺夫观点较为接近。[5]但是,前文提到的费奥多·卢基扬诺夫的观点却认为,由于在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相互关系中的技术官僚式的实用主义立场和缺乏远见,以及极其薄弱的价值观基础,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政治是失败的。从1990年以来,俄罗斯几乎一成不变地被解决短期波动性变化的那种必要性所引导,而并没有达到任何长期目标中的一个——无论是地缘政治目标、经济目标、还是文化或人文主义的目标。”[6]

争议地带存在诸多困境。首先,乌克兰危机成为自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战争以来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乌克兰东部地区战争中俄罗斯与乌克兰炮兵部队的伤亡人数占该场战争伤亡总数的85%,远高于世界大战的记录。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大多数火炮系统是区域火力而不是精确火力,并且许多交战发生在距离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10~15公里的区域,因此交战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数据显示,2014年4月14日到2019年2月15日,乌克兰东部战争伤亡人数达4万到4万3千人,约12800~13000人丧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19年报告)。截至2016年7月4日,乌克兰境内正式流离失所者达1,790,267人;同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难民人数超过150万人;欧洲境内流离失所人口中85%是乌克兰人(按照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统计)。截至2017年,顿巴斯地区居民中的200~300万人留在了非政府控制地区,其正式名称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省的独立地区”;大约60万人被困在所谓“灰色地带”,即457公里前线两侧各5公里长的地带;大多数人住在地下室和临时掩体中,没有水、暖气、电力,也无法获得医疗、商店、工作或社会服务,面临严重营养不良和缺乏基本食物的威胁(联合国难民署2017年报告)。战争对交战地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当地数万家企业被迫关闭,抢劫、走私等犯罪层出不穷,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顿巴斯地区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地雷污染区,其面积约16000平方公里(联合国难民署2017年报告)。[7]

其次,乌克兰东部地区经济遭受重创。在整个乌克兰空间经济中,顿巴斯所占比重超过一半,其中包括非政府控制领土的经济剩余。然而,在冲突的前4年,官方记录的该地区GDP总量按本地不变价格计算暴跌了61.1%。2014~2018年,该地区永久性资产损失总额按2013年价格计算超过846亿美元。在4年战争后,顿巴斯工人工资约为战前的60%,政府控制地区的同行收入仅为战前工资的三分之一强,与战前相比其购买力损失了62%~66%。[8]顿巴斯地区在乌克兰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下降一半。同时,与2013年工业产出相比,卢甘斯克下降84.3%,顿涅茨克下降一半。以往该地区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崩溃,顿涅茨克出口下降61.7%,卢甘斯克出口几乎为零。

所有证据都表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生存完全依赖俄罗斯,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两地区超过90%的行政管理公共开支都源自俄罗斯,例如教师、护士、医生、市政人员的工资,社会救济和老年人的补助,以及定期与莫斯科来往的交通开支等;俄罗斯还为当地支付天然气、燃料、石油等费用。两地区不管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两个独立地区,在经济上和人口结构上都不具备足够基础,不可能成为一个在经济和物质上可持续的独立小国。两地区严重依赖俄罗斯,实际上由俄罗斯跨部门委员会正式管理,该委员会扮演了“影子政府”的角色。俄罗斯在该地区每年武装部队开支为10亿美元,考虑到俄罗斯金融储备为5070亿美元,短期内应承担得起;从中期看,则成本高昂,且国内国际压力均会增加;但俄罗斯长期控制格鲁吉亚飞地的先例显示,俄罗斯未必没有此种长期持续能力。与乌克兰其他地方相比,顿巴斯地区既没有特别繁荣,又没有经济上的极度萧条,也不会出现地方武装起义。总之,这是一场关系地缘政治、观念竞争、地方利益等多方面因素的冲突,需要从多重视角加以审视。[9]

乌克兰危机的前景

2019年4月,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危机形势出现一线希望后又复归沉寂。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暴发,触发大国关系出现剧变。当前是比七八年前情况更加复杂,但又更需要对危机前景作出预判的时刻。全球性骤变之际,如何看待乌克兰危机的前景?笔者选择各有其代表性的若干意见,分述如下。

第一种情况:大交易。2020年2月18日,阿博斯特洛夫以“克罗地亚模式适合顿巴斯?”为题,在《外交事务》网站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乌克兰并不能指望得到欧洲的支持。因为,在乌克兰境内分离主义者所在“两共和国”具有特殊地位问题上,欧盟支持俄罗斯维持明斯克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支持缓和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只有两条出路:第一,通过一笔大交易,超越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全面解决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第二,乌克兰干脆放弃重新控制东部“两共和国”分离主义者所在地区。

就第一种方案而言,需要各种既有力量之间的“一种大交易”式平衡。其一,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让俄罗斯不再为乌克兰地缘政治地位担心。同时,乌克兰获得与美国建立安全关系的保证。其二,基辅承认克里米亚归俄罗斯所有,俄罗斯彻底退出顿巴斯,而乌克兰恢复对东部边界的控制,顿巴斯不以特殊地位身份回到乌克兰政治构架。其三,西方逐步改变反俄制裁政策,乌克兰通过政治与经济改革重振国家。以这样的“大交易”取代明斯克协议。

另一个方案是:鉴于任何企图以战争获得有利于自己目的的行为都是徒劳的,基辅完全放弃重新控制顿巴斯的可能。因此,首先,保持接触线,采取措施,降低军事行动强度。实际上,这是基辅单边冻结冲突。然后,运送资源到分离主义势力所在地区,推动经济,推动国家的建构。这意味着分离主义分子所在地区的状况应该是临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将来无论是分离主义地区,还是整个形势发生改变之时,乌克兰政府再待机而动。

文章认为两种方案都有缺点。就与俄罗斯达成“大交易”的第一个方案而言,这一交易很难得到保障。基辅会寻求欧洲与美国的帮助。欧洲会同意其中大部分协议;但是,美国会拒绝以这种方式同俄罗斯达成协议。因为,这一方案中俄罗斯还是拒绝归还克里米亚,也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这并不为美国所乐见。

至于第二个方案,无论乌克兰是否放弃顿巴斯,或者俄罗斯取何立场,都不重要。理论上,基辅可以在没有俄罗斯同意的情况下,拒绝顿巴斯自治要求;但俄罗斯会向地方政府施压,要求他们继续对分离地区的民众负责。问题在于,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力量会坚决反对任何妥协方案,哪怕只涉及很小一部分领土和主权。这样的激进力量在过去15年中已经引发了两场革命。泽连斯基已不可能忽视他们。

在阿博斯特洛夫看来,其一,俄罗斯没有表现出任何灵活性。其二,西方不愿干预。其三,乌克兰本身非常难以在全面维护其主权、领土完整与可接受的和平妥协条件这两难选择之间达成一致。事实上,如果乌克兰同时追求两个目标,很可能两个目标都会失去。阿博斯特洛夫认为,即使牺牲领土完整,也要以最佳的方式来保全主权。乌克兰如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对其国际公认的领土的控制,则会加强对其真正控制地区的主权。以这种方式加强主权,有助于乌克兰政府继续建设一个现代化、繁荣和自由的国家。因此这一选择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都是正确的。好好生活,才是最好回报。

第二种情况:大悬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莫斯科卡内基中心资深研究员舍夫绍娃(Lilia Shevtsova)是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反对派人士。在舍夫绍娃看来,鉴于欧美、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三方面,无论从主观意志还是客观力量而言,均没有进入合力解决问题的状态,因此终结危机的努力属于“空转”。[10]

其理由如下。首先,西方对乌克兰问题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和文明挑战毫无准备。“俄罗斯通过在东部地区的战争升级,成功地迫使西方作出让步”。“俄罗斯让乌克兰变得不可治理的决心,看来要大于西方帮助乌克兰走向欧洲的决心”,而“乌克兰综合症”已经开始削弱西方的决心。因为对于西方而言,在战争条件下改造乌克兰的计划,比最初预想的要复杂得多。舍夫绍娃指出:“西方本来一直寄希望通过北约与欧盟保障西方的利益,然而,乌克兰危机暴露其根本缺陷。首先,西方不知道如何处理战争与和平界限不明确情况下的冲突:一方面保有大量经济贸易活动,但另一方面处于冲突状态;其次,西方也不知道如何把握打击俄罗斯的分寸:既要孤立俄罗斯,但又怕激发俄罗斯的反抗本能。西方还没有作好维护乌克兰主权的准备。”因此,“西方正在寻求妥协方案”。

其次,从乌克兰方面看,舍夫绍娃认为,一方面,乌克兰已在稳定宏观经济、推进公共部门的透明化、改革能源和银行部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已经和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也使乌克兰看到自己作为“欧洲国家”的前景。同时,乌克兰挑战了其根深蒂固的腐败和寻租。2019年6月,相关调查显示,60.5%的乌克兰人“相信胜利”和乌克兰改革的成功;45%的乌克兰人准备为了自由和公民权利忍受经济困难;也有28%的人准备用自己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交换”物质福利。为了结束战争,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与俄罗斯妥协——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大约66%的乌克兰人反对在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顿巴斯地区按照其设定的条件举行地方选举;62%的人反对对那些曾经与乌克兰作战的人实行大赦;58%的人反对在被占领地区建立仅有“地方代表”组成的地方司法和执法机构;仅12%的人支持分离主义分子控制地区实行自治。这意味着乌克兰人反对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实现和平。

与此同时,舍夫绍娃指出,乌克兰从一开始就面临实现自己目的的结构性障碍。脱离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说十分困难,这意味着改写历史,抛弃很多共同的精神、习惯与特征。这也必然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应。此外,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结构、包括腐败、寡头、产业结构,以及新的领导阶层缺乏经验,使得乌克兰的转型进程远比其他中东欧国家困难。例如,与其他国家“入盟”相比,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更加困难。欧盟虽然支持,但依然回避承诺。有利条件是,人民公仆党是乌克兰历史上第一个一党获得立法多数地位的政党,这赋予泽连斯基独特而有力的条件来推进改革和加强主权建设。2019年10月1日,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同意采用“施泰因迈尔模式”——2016年由时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提出——作为启动和平进程的手段。根据这一计划,由欧安组织在分离的“两共和国”监督举行选举,在投票后赋予其“特殊地位”。然而,泽连斯基的声明在乌克兰遭到严厉批评,被斥责为“投降”。对此,泽连斯基辩护说,他所说的地方选举仅是在下述条件之下:其一,俄罗斯军事人员离开;其二,乌克兰恢复对俄乌边境控制;其三,选举将按照乌克兰法律进行。然而,泽连斯基的声明仍然有很多模糊之处。舍夫绍娃的结论是:“看来,至少俄罗斯方面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倒是巴黎、柏林和华盛顿准备对泽连斯基施压,让他接受一个比较有利于俄罗斯的方案。总之,改革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国内障碍,乌克兰精英迄今仍然未显示出摧毁寡头政治和腐败的政治意愿和决心。显然,如果乌克兰革命陷入停滞,不仅因其精英缺乏战略思考能力,还因为西方未能支持乌克兰的亲欧路线。”

再次,从俄罗斯方面看,舍夫绍娃提出:“莫斯科始终拒绝将乌克兰看成是独立国家,继续着破坏乌克兰国家建构的企图。因为,失去基辅罗斯,俄罗斯将重写自己的历史;而对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而言,乌克兰的独立也是无情的挑战。”因此,舍夫绍娃尖锐地指出:“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失败,等于自杀。因此,乌克兰已成为俄罗斯对西方文明的战场。”

相形之下,她认为,“2014年基辛格倒是曾直言不讳地劝说西方,应该让乌克兰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认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制裁可谓‘愚蠢’。在乌克兰战争最初阶段,在芬兰政府、一个美国基金会、一个俄罗斯研究机构的支持下(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背景下)主张把乌克兰芬兰化”。舍夫绍娃认为,这一举动“大大加强了俄罗斯最严重的本能,即不把乌克兰看成是一个独立国家”。她断言:“西方缺乏在不向俄罗斯大幅度让步的条件下帮助乌克兰实现意愿的能力和意志。其一,作为侵略者的俄罗斯被看成和平的中间人;其二,俄罗斯似被认为有权干预乌克兰内部事务;其三,西方认为制裁和外交将促进一个政治解决方法的出现,进而恢复欧洲安全现状。这被证明是一个幻觉。相反,俄罗斯通过加大赌注,虚张声势和攫取战术优势,显示了向民主国家施压的能力。”

最后,舍夫绍娃的结论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解决仍空悬纸上,乌克兰依然是前程艰难”。

第三种情况:大陷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卡特里娜·沃尔楚克(Kataryna Wolczuk)与汉娜·谢勒斯特(Haana Shelest)两位学者于2020年5月提出了对于乌克兰前景的观点。[11]她们认为:泽连斯基总统2019年参选所表达出的一个核心信息,是对于顿巴斯这一饱受战争蹂躏地区的和平关切。泽连斯基基于这样的假设:如果停火能够得到尊重,所有乌克兰战俘能够回到家园,那么和平就会实现。然而,从他执政后9个月,以及其参加“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后几个月的情况看,泽连斯基的做法有可能最终落入俄罗斯的“陷阱”。

这两位学者此论的依据之一,是泽连斯基的目标和策略与其前任波罗申科不同。波罗申科把安全议程作为任何政治解决的先决条件,提出“没有安全保障就没有选举”(指东部地区的选举)。泽连斯基则与之相反,努力避免指名道姓地把俄罗斯称为“侵略者”,专注于人道主义事务,在任何有可能的地方寻求妥协。波罗申科聚焦于重新恢复对边界的监督,分离主义者控制领土的非军事化,以及通过国际法庭寻求对“俄罗斯侵略”的补偿;而泽连斯基正企图通过包含一系列较小步骤,但没有明确表明总体目标的试探,以摸清俄罗斯的真实意图。然而,泽连斯基的做法引发了社会不安,引发了包括各大城市“不投降运动”的街头游行。这迫使泽连斯基团队不得不重新确认若干不会逾越的“红线”,承诺“不以领土和人民作为交换”。但是,在实际上,乌克兰未来与欧盟关系、未来北约成员国地位、语言政策,以及“顿巴斯”特殊地位等问题都还远没有被解决。

依据之二,“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后的几个月,顿巴斯伤亡人数并没有下降。这使泽连斯基更加难以辩解。按照2019年年底诺曼底峰会规定,乌克兰军队需在接触线的三个地点避免交战方之间的接触,但分离主义者继续严重阻碍欧安组织特别监察团对停火协议的监督;同时,又有许多关于基辅政权控制地区之外重武器移动的报告。按理,乌克兰实现对其与俄罗斯交界边境地区的控制,对于“两共和国”地区的非军事化意义重大。这是该地区重新一体化的关键前提。然而,即使乌克兰重新控制边界,俄罗斯军事人员和武器在顿巴斯也已经是实际存在,而这直接威胁到2020年秋天这一地区关键性选举的自由与公正。

依据之三,泽连斯基的言论表达出对和平的希望与抱负,但难以实现。这不仅因为其计划基本上与俄罗斯的方案分道扬镳,而且因为2019年12月的“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既暴露了乌克兰的虚弱地位,也说明了俄罗斯方案的影响增长,特别是当英美都未参与峰会,与俄更为接近的两个大陆国家中,德国已因长久的冲突感到疲劳,法国则希望更多地适应俄罗斯偏好。在这两位学者看来,“普京更有能力发掘机会:运用他所熟悉的非正式的个人接触,寻求与陷入困境的伙伴达成政治共识,达成短暂的不透明、非稳定,更不基于法制的解决方案。‘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已经证明,坐下来与普京对话并不是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这也是泽连斯基已多次表达的想法”。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不仅政策目标从来没变,而且积累了一批处理前苏联国家内部建构的专家。相比之下,泽连斯基团队是一个短期的组合,恰恰没有应对长期风险的经验。

总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两位专家的结论是:泽连斯基“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方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将人道主义置于国家安全考虑之上;但另一方面,也很容易落入俄罗斯的“陷阱”——俄罗斯并不那么依赖庞大的军事力量,而是以逐渐控制乌克兰的未来作为其最终目标。

第四种情况:大转型。学者安德烈·茨冈科夫(Andrei Czgangkev)更为雄辩地提出了他对乌克兰问题前景的看法。[12]在他看来,乌克兰问题已成为向新世界秩序过渡阶段的一个国际系统性问题。它包含了几乎所有俄罗斯——体现正在崛起的非西方世界利益——与企图继续主导世界的西方之间的主要矛盾。

茨冈科夫提出,“2019年底诺曼底峰会表明,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在下降,但是新的撤军和交换囚犯的可能性也在下降。本次峰会不太可能改变现状,走向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路还很长(也即,按照摩尔多瓦方式解决乌克兰国内政治建构)。乌克兰经过1991年全民公决,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通过牺牲俄罗斯的方法)走向没有俄罗斯的欧洲,而今天这条道路,却变成在反俄罗斯的思想基础上走向欧洲。这样的乌克兰,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美国式的全球主义者所需要的。最近,德国和法国谈到其改变了对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的态度,强调了俄罗斯立场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准备行动。因此,德法还算不上是最为重要的玩家。他们的立场,至少暂时可以被忽略。参与诺曼底峰会的每一方,还仅是和平过渡阶段的‘人质’,他们并不能提出任何解决顿巴斯冲突的具体建议。……美国太为重要,以至于竟被人们所忽视。就像房间里有一头大象,人们连挤都挤不进来,以至于尽管想亲眼看见这头大象,却总不能如愿。”

茨冈科夫对美国乌克兰裔专家亚历山大·摩托尔(Alexander Motle)最新提出的观点——基辅完全放弃顿巴斯是必要的——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美国主流精英的态度要微妙得多。在具有可解决前景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程度的冲突;使顿巴斯仍留在乌克兰版图内,这对于维持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控制乌克兰,并显示美国作为国际法捍卫者的形象,都会有好处。华盛顿充分了解乌克兰问题对于欧洲的影响程度,绝不会听任在不利于美国的前提下解决顿巴斯冲突”。

茨冈科夫非常清楚地看到,“法国和德国作为制裁政策的‘人质’,不准备实施独立于美国的安全政策,也无法发挥强大的作用。欧洲可以作为独立的调停人,有助于解决或冻结冲突,就像在诺曼底峰会的表现。然而,欧洲所有企图独立地解决俄罗斯问题的方法都是徒劳的”。

茨冈科夫也非常理性地表达出他对俄罗斯立场的理解,“对于普京而言,除坚持明斯克协议,他一无所有。然而,普京明白,不可能在现阶段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状态下,解决乌克兰问题。克里米亚回归并不是俄罗斯为新世界秩序斗争的开始,但乌克兰问题一直是其与西方竞争的动因与赌注。俄罗斯是自己大国地位政策的‘人质’,但是它有能力在西方压力下捍卫自己的价值和利益。反对北约东扩,与欧洲合作,抵制乌克兰对其压力,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心目中保护自己的大国威望,这几方面都是一致的。因此,俄罗斯将会坚持自己的立场,等待解决问题的国际条件成熟”。

茨冈科夫的总结是:“这一恶性循环并没有解决,乌克兰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在这里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在和平过渡时期的所有矛盾。解决乌克兰问题,首先,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换言之,在茨冈科夫看来,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局势的“人质”,唯有当整个世界局势有了实质性改变之时,才是乌克兰危机找到出路之时。笔者赞成这样的宏阔视野和深刻思辨,但需补充的一句话是:世界局势的转换,同样首先需要在乌克兰问题之中,才能取得突破。

若干启示

乌克兰危机反映出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看待危机与世界秩序的相互关系问题。大体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如茨冈科夫所言,听任危机发展到国际力量对比逆转、国际转型发生根本转折的时候,以待一并解决。第二种,等不及力量对比逆转、国际转型根本转折的到来,已急于利用危机取得优胜。实际上,以乌克兰危机当前局面而言,这种立场既有巨大风险,也无实际可能。第三种,以积极理性的态度处理危机,旨在推动国际转型进程的良性与稳健。鉴于当前面临的总体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以及若干国家内部政治危机——的不确定与难以把握的前景,显然,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冒进,以及听任事态摆布的无所作为,都不可取,唯有理性调解处理危机,才可能为国际转型的稳妥行进创造条件。

最后,从危机本身来看,乌克兰危机并非是一场简单的地区危机,而是当代信息社会条件之下,包含着国家政治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区域与全球治理模式、大国间相互关系等各个方面的一场综合性危机。可以认为,这是当前全球总体性危机的一次重要预演。因此,这场危机不能以简单的地区危机处理办法草草应对,而必定是需要一个包含各方利益与意愿,统摄各个领域复杂需求与可能的总体性解决方案,才可能找到出路。然而,对此,各方未必都已经作好充分的准备。

(本文写就于2021年夏秋,未能纳入有关乌克兰危机的最新动态。但是,本文对于乌克兰危机的总体梳理希望能有助于理解当下局势的急剧变化。其一,乌克兰危机并不简单是一场地区冲突,而是事关整个欧洲安全政治结构的重塑,乃至于事关整个国际秩序的未来演进。因此,需要从与未来地区与全球秩序构架的关联中来观察整个乌克兰危机。其二,乌克兰危机不止是一个涉及到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物质性过程,同时,也包含了大量非常深刻的思想理论与学术问题。比如,如何看待意识形态之争与地缘政治博弈的相互关系?如何来看待是否需要、并有可能在大国政治纷争中构建“缓冲区”、“中立地带“等机制安排的问题?如何来看待领土主权完整与区域自决这两个原则的何者为先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深刻影响着危机处理的整个过程。其三,本文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未来走势,虽然也应该在新形势下提供更多选项,但已有的归纳和展望希望能够为理解当下提供一些铺垫。其中的关键性观点是,鉴于乌克兰危机涉及整个转型的重大纷争,因此,恐怕只有到全球转型呈现出更为清晰的格局,才能使得这场危机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反过来说,也只有从当下出发,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基于全球转型的深入推进,也着眼于整个国际秩序的演进、完善,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才能够对乌克兰危机本身的处理形成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认知。)

注释

[1][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2] “外媒:乌克兰希望尽快成为欧洲‘联系国’”,https://world.cankaoxiaoxi.com/2014/0609/398268.shtml。

[3][5]Jonathan Masters, "Ukraine: Conflict at Crossroads of Europea and Russi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ukraine-conflict-crossroads-europe-and-russia, 2020-02-05.

[4]2019年12月,笔者在清华大学国际安全战略研究中心国际会议上与卡拉加诺夫的对话。

[6]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о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Том 16 No.2-3 Март -Июнь 2018. С, 170-181.

[7][8][9]Vlad Mykhnenko,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in Eastern Ukraine: An Ecoonomic Geography Perspective", Europe-Asia Studies, Vol.72, No.3, 2020, pp. 528-560.

[10]Lilia Shevtsova, "Russia's Ukraine Obs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31, No.1, 2020, 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russias-ukraine-obsession/.

[11]Kataryna Wolczuk and Haana Shelest, "Could Zelenskyy's Strategy for Donbas Lead Ukraine Intoa Kremlin Trap?",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could-zelenskyy-s-strategy-donbas-lead-ukraine-kremlin-trap, 2020-02-24.

[12]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  “Нормандские заложники: Украина как системная проблема”,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normandskie-zalozhniki-ukraina/, 2019-12-12.

责 编/桂 琰 

The Ukrainian Crisis Is the Preview of an Overall Global Crisis

—Analysis Based 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Deep Structure and Solution

Feng Shaolei

Abstract: The Ukrainian crisis is not only a conflict occurring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or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but also a complex and profou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ong multiple forces in a sensitive period of international power transfer.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major event that affect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and the geopolitical pattern in Eurasia sinc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s well as th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issues in the world affairs. The Ukrainian crisis has a deep background and a direct cause,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10 stages, each with key points. It has brought about great impacts, such as the long-term continuation of vicious competition among great powers, the difficulty of the domestic pattern of Ukraine in turning good, Russia's strong counterbalance ability despite continuing challenges, and many disputed areas. The prospects include "big deal", "big hanging", "big trap" and "big transformation". Only when there is an overall solution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and wishes of all parties and coordinates the complex needs and possibilities in all fields, can people find a way out.

Keywords: Ukrainian crisis, Donbass, Minsk Agreement, great-power competition, geopolitics, Normandy model

[责任编辑:桂琰]